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如果在座的同学还有一点记忆的话，可以回忆起几年以前，在中国的学术界，可以说不仅仅是学术界，包括我们大学校园里头和社会上的文学界都在讨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叫人文精神。那么什么是人文？什么是人文精神？经过那一段时期的讨论以后，其实也没有得出一个所以然来。有很多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结出的硕果却并不是很多，真正有独立的哲学思考，有生动的东西也并不是很多，这是我们对那一场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遗憾，但是今天我们请来一位学者，这位学者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诗人，他用散文的笔调写他的哲学思考，用哲学思考来贯穿他的文学写作。那么这一位哲学家和诗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周国平教授。

周国平

1962年秋，刚满17岁的周国平离开上海，只身奔往北京投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

1968年，大学毕业后，先后有近10年时间在农村工作；

1978年，33岁的周国平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之后成为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汝信的博士研究生，其博士论文《尼采与形而上学》让他一举成为国内著名的尼采专家。处女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重印10多万册。

身为哲学家，却以文学语言写作人生感悟而获得一片喝彩。

那么今天我想问的就是，周国平先生有人说您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哲学家，因为在搞哲学的人中间，在畅销书的书架上头，能够自己把自己的自选集摆一架的人，大概只有您一个人，您认为你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哲学家吗？

周国平：从什么角度看了，如果是说一个哲学家就是应该对那个哲学的一个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的话，找各种资料，然后做出一些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做过一些，譬如说尼采，尼采我写过两本书，但是如果说我还愿意更多地做一点，那就算不务正业的话，我可以算不务正业。如果说哲学家只能用一种方式来写作，就是学术专著，如果你写了学术专著以外你还写别的东西，譬如说散文那就算不务正业，那我可能就算了？

主持人：好，就是您觉得不务正业这个词，你很坦然受之，并不认为就是一个对您有什么很影响的事，是吧？

周国平：其实我就觉得这个正业，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有正业和副业之分呢？

主持人：到底谁规定的？

周国平：对呀，你感兴趣就行，你喜欢就行。

主持人：对。

周国平：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你做得让自己满意，这就是最大的成功。当然如果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自己满意，而且能够靠这个养活自己过得比较好，那我就觉得更好。

主持人：大家都记住了没有？今天周国平先生讲话大家一定要注意，稍不留意就是一句至理名言。好了，那么下面我想问的就是，您今天的主讲题目叫做“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文精神？

周国平：我是想借这个话题来谈一谈，我对欧洲的精神文化传统的一种认识，因为我是学哲学的，我觉得西方哲学，因为我研究西方哲学嘛，我觉得西方哲学最可贵的一点，因为哲学本身很多问题是无法解答的，最后也没有一个答案，两千年来西方哲学可以说，就从它研究的问题来说，是不是找到答案，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可以说是失败的，但是在这么一个探索这些不可解的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培育起来了一种精神，我就觉得这种精神概括地说可以说是人文精神，所以我实际上想借这个话题来谈一谈我对西方哲学所培育的那种精神文化传统的一种认识。

周国平：人文精神这个词，如果我们要在西文里面，英文也好、德文也好，要找一个对应的词的话，恐怕的话也就是Humanism，Humanism这个词，原来我们一般是翻译成“人道主义”或者是“人本主义”，或者是“人文主义”，实际上都是这一个词，“人文主义”这个含义就和“人文精神”就非常相近了，实际上是一个同义词，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说你要谈人文精神的话，你就要了解这个词在西方文化传统里的含义，那么这个词，Humanism这个词，实际上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实际上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但是广义的来说，是指西方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由西方哲学所培育那种欧洲的精神文化传统，我呢按照这后一个广义的含义来理解来谈这个问题。那么在我的理解中，实际上人文精神这个概念是表达了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一种精神文化传统，它的主要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那么什么是精神存在呢，实际上是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人是有头脑的，有理性的，有一种认识能力的。另外一种含义呢，人是有灵魂的，有超越性的，人的精神属性其实只有两大属性，一个就是能够思考问题的有头脑的，这就叫理性，还有一个呢人是有灵魂的，他是要追问生命的意义的，这个叫超越性，所以实际上我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就要讲三点，就是“人文精神”在我看来包含三个元素，第一个就是人性，就是对人的尊重，可以用一个概念来说明它，就是人的尊严强调人的尊严，那么这个含义呢，实际上也就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第二个元素呢是理性，你可以说是对真理的追求，头脑对真理的思考，那么这个含义呢是科学精神，是广义的科学精神；第三个元素是指用一个词就是超越性，就是对生命意义的追求。那么这个含义在我看来就是广义的宗教精神，所以我想从这三个方面来谈清楚我对“人文精神”的这个理解。

周国平：那么第一点就是人性，或者说“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我觉得，当然最基本的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就把人看作是宇宙间的最高的价值。人比物重要，比东西重要，同时呢也是人和神相比较，因为实际上这个和中世纪的神学是一种对抗是吧。尊重人的价值，它具体表现在肯定人在这个尘世间的幸福，这是一个方面。人生的价值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实现，不能推到无限遥远的未来，人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一点。

周国平：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人看做是人，不光是有一个肉体的存在，同时他也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人有两个方面，人一方面是有肉体的，从肉体的方面来说，人是动物，但是另一方面呢，人是有灵魂的，有头脑的，那么从这一方面来说，人是比动物更高级的东西，更高级的一种存在，那么人的尊严就在于人世中精神性的存在，我觉得“人道主义”实际上更强调的是这一点。而且尊严高于幸福。这是“人文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德国哲学家康德是说得最清楚，而且康德的观点被看成是“人文主义”的一个经典的观点，康德是怎么说的呢？康德说人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是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属于现象界，是属于现象界的，所谓现象界也是受制于自然规律的，他是不自由的，你饿了就得吃，这个肉体他需要生存就必须符合自然界的规律，这是一个方面。

周国平：但另一方面呢，人又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从精神性的存在来说呢，这是人的一个更本质的方面，从精神性来说，人是属于本质界、本体界，不光是属于现象界。作为精神性的存在这样一个人，他能够为自己，自己的行为树立一个法则，道德法则，能够按道德来办事情。所以康德就说人作为自己行为的规则的立法者，在这一点上，这是人的尊严之所在，作为这样一种存在，康德说人是目的，人是目的是康德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说人是目的实际上是指，就是他的精神性的存在，这样一个人是目的，你不能把这样一个人，就是本质的人作为一个手段。那么什么情况下当手段，如果说你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你完全不要你的尊严了，你完全就不要你的人格了，那个时候你实际上是把你的精神性的存在的那个，就是你更本质的那一面，当做满足你那个物质性的，就是比较现象的那一面，就是肉体的那一面，满足那个欲望的一种手段了，一个人如果说为了物质的利益，而不要人格，他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当手段了。

周国平：我自己觉得，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特别缺的一点就是人的尊严这个观念，人的尊严这个观念。前一段经常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最缺乏什么，普遍的一个认为是认为我们现在中国人最缺的是诚信。

那么诚信、信任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缺呢，我觉得你要追究它的根源的话，恐怕就要从中国文化里面缺少那个人的尊严这个观念，要从这里找原因。诚信，你看诚信就是诚实、守信用对吧，这个诚实和守信用我觉得是一种自尊，就是对自己的尊严很看重，这种自尊以这个自尊为基础的，实际上诚实和守信用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这是我的想法，我坦率地告诉你，这是我的想法，而且我会对它负责任的，这就是诚实就是守信用，那么这里面有一种自尊在里面的。

周国平：那么信任是什么呢，信任实际上是对他人的尊重，以对他人的尊重为基础的。信任就是说，我想知道你真实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你会对它负责任的，这就是信任。这里面对对方的尊严是非常看重的，对他人的尊重，对对方的尊重为基础的，所以我觉得诚信实际上是以双方，就是打交道的双方所共有的这种人的尊严，这种意识为基础的。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根本就没有诚信可言。

周国平：一百年以前，严复就提过这个问题，说中国人办公司，公司是个好东西，但是传到中国以后就变味了，两个人办公司也是互相欺骗，因为没有规则，诚信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而中国文化中我觉得缺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要树立这个东西。那么这是“人道主义”的一个含义了，如果再深的推下去的话，这个还有很多内容了，譬如说那个人的尊严，对人的尊重应该落实到对每个个人的尊重，这就是个人主义，我们以前对个人主义的概念，老觉得是个贬义词，实际上应该说“个人主义”也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尊重人你就要落实到每一个个人，尊重人就要落实到每一个个人，“个人主义”本来的含义是什么，就是把每一个个人都看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一个生命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每一个个人都有权利也有责任，在他活着的这一辈子里面实现他自己的价值，这是个人主义本来的含义，它并不是指那种自私自利，那种损公利私之类的东西。

周国平：个人主义实际上是西方伦理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流派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周国平：实际上所有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其它的原则都从这儿推出来的，既然每一个个人的自由都是不能侵犯的，那么你也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所有他人的自由对你的自由又是个限制，那么这里面就需要有一种规则来规定，什么样的行为构成了侵犯，实际上自由必然是规则下的自由，而这个规则它的根本的含义就是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专门是来管那些要侵犯别人自由的那种行为的，那是规则。实际上法律又是从规则来的，政府之所以有必要存在，就是为了执行这个法律、维护这个法律，而它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所以它这一套政治哲学，实际上我觉得都是建立在这么一个根本的概念上，就是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又是对人的尊重来的，所以我就觉得西方的思想里面，思想传统里面包括“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它们都是有紧密的联系的。这是一个含义，就是人性，我就简单讲这么多。

周国平：第二点我就讲理性，理性或者说广义的科学精神，如果说人性这个，“人道主义”这个方面，我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就是人的尊严，我觉得是最核心的概念。那么理性我也可以用一个概念，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个概念来概括，就是头脑的认真，理性就表现在头脑的认真。理性是人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大概哲学史上，大部分哲学家都认为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的特征，或者说最主要的特征，所以有的哲学家譬如亚里士多德就说，人就是理性动物。那么理性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能力了，我觉得它仔细地分的话，可以这么来说，有这么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好奇心、好奇心是理性的一个开端，而且是理性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素，最基本的要素。这个好奇心这个东西呀，其实哲学家们和科学家们都非常重视，从哲学家来说，最早的哲学家，古希腊哲学家，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都说过哲学是开始于惊疑。

周国平：对于人类来说，好奇心可以说是人类的那种理性能力的觉醒的一个征兆，对于个人来说也是这样，你看孩子们都是很好奇的，他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他们都会感到很惊奇，我觉得最可惜的是什么，就是人长大了以后，这个好奇心往往就弱了，我觉得有两个原因，我就称之为好奇心的两大敌人，一个就是习惯，往往是这样的，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像你看得越来越多了，经常看到了，就习以为常了，就觉得你好像都理解，都懂了，实际上我发现，我们面对孩子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我们回答不出来。还有一个更大的敌人就是功利性，功利性，无论什么事情，一个问题你要去研究的话，你就问一下有没有用，没有用就不去研究去了，不去问去了，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教育的最大的毛病就是急功近利，赶紧能用上，最好是马上能用上，完全是为能够适应这个市场的需要培养人才。这样一种急功近利的教育我觉得是对好奇心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扼杀，实际上在爱因斯坦那个时候，情况远远没有我们现在那么严重，但是他那时候对这个问题感触很深，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教育居然没有把人们的好奇心完全扼杀掉，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主持人：你们觉得自己慢慢的好奇心在衰减吗？我总结一下周教授刚才的这个话啊，儿童提的问题属于哲学问题，青少年提的问题属于知识问题，到了我们中年以后的人提的问题只是技术问题。比如说这个电视机，这个按钮怎么开？我们就只能提这种问题了。

周国平：对，有道理。

周国平：好奇心这个问题，是判断一个人的智商、智力程度，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标准是他还有没有好奇心，你有再多的知识，如果你没有好奇心了，我觉得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了。这是一点，就是我所理解的科学精神的第一点，就是好奇心。

周国平：那么第二点，就是我开头说的头脑的认真，你有了好奇心了以后，你就要追问下去，你的好奇心如果保持下去的话，你就会认真，所谓认真就是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认真。一种道理，到底是不是真理，一种知识，是不是真知，你一定要亲自去问它的根据，所以实际上，理性精神它是充满着怀疑精神的，就是凡是自己没有检验过的，我都存疑，我都不认为是真理，我要亲自去检验它的根据。那么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我们中国文化这种头脑的认真，应该说比西方的文化要差得多，你看西方哲学里面，知识论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什么叫知识论？就是那个人的知识形成的过程，是怎么形成的，他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要给你审查，到底有没有毛病，有没有漏洞。只有这样审查完了以后他才放心，说我们知识的基础是可靠的。知识论在那个西方哲学里面，从康德以来基本是一个重点，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可是我们中国哲学，知识论是非常薄弱的，基本上你可以说没有什么知识论。就是在宋朝，宋明哲学的时候有一点知识论，讨论一些知识的问题，但是讨论的那些知识问题，他集中讨论什么呢，所谓知行关系问题，就是知识和你的行动，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为了实践的需要，而他这个知行关系里的知呢，还不是一般的知识，是指是德行之知，就是说道德知识。就是道德方面的一些道理，一些伦理学的道理，还不是真正指我们对外界世界的认识，这个含义上的知识，所以那个这种对知识论的不重视，我觉得实际上也是表明了一种理性、头脑认真的欠缺。

周国平：另外我觉得理性、头脑的认真还表现在热爱真理、学术独立这些东西，实际上也是来源于在知识问题上的认真。

周国平：布鲁诺是为了一个宇宙真理，我称之为，为了一个宇宙真理而牺牲的科学烈士。他完全是为了纯粹真理，我就是要坚持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宇宙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太阳系，我就是要坚持这么一个真理，因为这是我经过观察和研究得到的，但是他为了坚持这样一个真理，最后他被教会判了死刑，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

那我们中国也不会出现，很难出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为一个哲学真理，为一个人生真理而去牺牲的哲学烈士，我称他为一个为人生真理而牺牲的哲学烈士。我就觉得我们中国很少有这样的，就是我纯粹是为了一个真理，我为了坚持它，我不怕杀头，为之而牺牲，这样的事例很少，但是我们中国容易出那种为了一定的社会集团的利益，一定的社会理想去牺牲，这样的革命烈士很多。

那么这是头脑的认真是科学精神的第二个要素。是第三个要素呢，你这么认真了是吧，你对世界，你有好奇心，你又有头脑认真，当你这个好奇心和这种认真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你就要去弄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对这个世界本身发生了好奇，要弄清楚世界的秘密，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很多大物理学家们想做的事情，要对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要描绘一幅完整的图景，描绘一幅完整的世界图景，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样一种从思想上，把握完整的世界图画的一种渴望，实际上已经和哲学宗教联系在一起了，就不仅仅是科学了，所以爱因斯坦就称之为一种宇宙宗教感情，他认为大科学家，他们那个动机里面都有这样一种背景，就是所谓的宇宙宗教感情，要了解宇宙的秘密，要弄清楚宇宙的秘密，所以我想所有的大科学家实际上，他们都是怀着这样一种梦想，对世界做出一个完整的描述这样一种梦想，度过他们在实验室里面的日日夜夜的。这是第二个大问题，我认为人文精神的第二条，科学精神或者说那个理性。

周国平：第三点就是超越性，也就是广义的宗教精神。如果说我用那个头脑的认真，这一个概念来概括科学精神的话，那么宗教精神就可以概括为灵魂的认真。超越性和理性还是不一样的东西，理性是一种认识，对世界的认识。超越性它实际我觉得是对那个，它是对人生的，就是面向人生的，理性，它是一种经验范围的，就是说我们所经验到的东西，我用理性思维的能力去把它整理，让它条理化得到一个认识。那么超越性，它往往是超出经验范围的。哲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超验，它是超出经验范围的，是经验范围里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我们人还是去追求这个答案，这是一种超越性，实际上最后指向都是指向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都是指向这个问题的。因为你想，从现象来看，人和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人也是有生有死这么一个过程，人也是有一个肉体的身体，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人活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完成了这么一个生命过程，最后死亡了，那么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到底生命有什么意义。所以所谓超越性就是要为生命寻找一个意义，寻找一个比生命本身更高的意义，并不满足于活着，还要活得有意义，这就是超越性。我觉得宗教精神实际上它的本质上是这么一个东西，并不在于你信什么教。刚才把科学精神分成那么三个要素，那么相应的宗教精神也可以分成三个要素。

周国平：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就是困惑，如果说科学精神开始于好奇心的话，那么宗教精神或者说人的灵魂生活就开始于困惑。人因为困惑，为了解脱这个困惑才会有觉悟，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的问题，才会有信仰。不光是哲学是这样，我觉得所有的宗教也是这样，宗教也是从困惑开始的。你看好了，所有的大宗教家，宗教的创始人，他们实际上都是从困惑开始的。释迦牟尼，他一开始就是看到了生老病死，感到人生没有意思，很空虚，这时候他就开始出家去探讨到底是怎么样来看待人生，最后才创立了佛教，佛教，佛这个含义，佛，就是觉悟的意思。那么基督教实际上也是这样。我如果说佛教所寻求的是觉悟的话，那么基督教它所寻求的是信仰。我要给人生一个神圣的意义，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灵魂是不死的，尽管肉体会死亡，灵魂还会到天国，所以要信仰上帝。那么那些大的基督教的那些神学家，比如说圣奥古斯丁，不知道你们看过他的《忏悔录》没有，他里面就描写他青年时代是非常困惑。所以我想所有大的宗教家，他实际上都是开始于困惑的，没有困惑，就没有觉悟，就没有信仰。

周国平：第二个要素可以说是灵魂的认真，相对于头脑的认真是灵魂的认真。所谓灵魂的认真就是指在人生的根据问题上认真，我一定要去追问人生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终极的根据，是这样一种认真。

周国平：要自己来为自己寻求一种人生的信仰，来确定自己在世间安身立命的方式。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总体上，中国文化，我觉得中国文化在灵魂的认真上，也是比西方的文化要差。西方人在这个人生的根据问题上，比我们更认真。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人生哲学非常发达，确实从量上来说，中国的哲学绝大部分都可以划到人生哲学这个范畴里面，都是探讨人生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从质上来说，从追问人生问题的深度上来说，我觉得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是有欠缺的，我觉得中国和西方的人生哲学，它们所追问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生哲学它追问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活？实际上西方哲学它很重视一个死亡的问题，像柏拉图、苏格拉底都说过，哲学就是预习死亡。那么实际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像柏拉图就往那个所谓的唯心主义的方向发展，认为有一个理念世界，这个理念世界是一个真正的世界。而我们的灵魂都是从那儿来的，还要回到那儿去。这个东西实际上后来就跟那个，就是希伯来的那个旧约，圣经的旧约结合起来就变成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有一个天国，他们之所以这样，这样来解决一个问题，实际上还是为了解决，因为有死亡，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最终极的意义。实际上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问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活？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大全的时候，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以它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但是中国人生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是人怎么活，怎么样处世做人，怎么样处世做人，是问的这个问题。寻求的是妥善地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寻求的是这个。所以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的时候，面对其他人的时候，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以我说它本质上是伦理哲学，是道德，所以我觉得在深度上是有区别的。而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区别，我自己的看法是认为，它根源于对死亡问题的不同看法，实际上西方哲学它不回避死亡，它去直面死亡，去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的哲学，尤其是儒学，它是回避死亡问题的。

周国平：中国哲学另外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形而上学，中国的形而上学是很欠缺的。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对世界的本质，追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本来的含义。它是追问终极的东西，那么中国哲学里面形而上学是很弱的，不但我刚才说了知识论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形而上学也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应该说是尤其是儒学，儒家里面形而上学很薄弱的。另外中国没有本土的宗教，可能原因都可以从这个问题上来查，我就说都是灵魂的不认真造成的，灵魂不认真造成的。

周国平：另外我们不是很注重内在的灵魂生活、精神生活，你看西方有很多这样的精神圣徒，或者说精神探险家，他们可以为纯粹的精神性的问题痛苦不安，可以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但是我们就比较缺少这样的人，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这是我们的理想人格，所以我们在精神上比较容易安于现状，人生的模式容易比较雷同，那么这是超越性的第二点。超越性的第三点，就是在精神上，和宇宙的某种精神本质，某种宇宙的精神本质建立联系的渴望。这一点实际上就是跟科学精神的第三点已经是很相近的了，基本上最后都会殊途同归。你追问世界的问题，头脑认真也好，灵魂的认真，追问人生的问题也好，最后你走到最后，你都要走到这一步。你要对这个世界本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有没有一个精神本质，最后都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

周国平：我记得像柏拉图也说过，还有一个法国有个哲学家叫帕斯卡尔也说过这个意思，实际上他们都有所怀疑，就是说世界背后到底有没有精神本质呢？不知道。有没有上帝呢？不知道。柏拉图说这是一种冒险，帕斯卡尔说这是一场赌博，他就说上帝可能存在，也可能也不存在，现在我把赌注下在存在这一面，如果上帝存在了呢，我赢了，我就完全赢了。如果上帝不存在呢，反正也不存在，结果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把赌注下在上帝存在这一面，我从这个立场出发来度过我的人生，我就有一种信念，我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有没有信仰、结果人生你最后你怎么安排人生，你怎么对待人生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哪怕这个信念我无法证实，但是我需要它。

周国平：我刚才讲的三点归纳起来，我认为人文精神是什么呢？我就简单地说，就是说包括“人道主义”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包括宗教精神。那么这三种精神我用三句话来概括，一个是人的尊严，一个是头脑的认真，一个是灵魂的认真。所以我觉得“人文精神”就是说，一个人他活着，他要活得有尊严。同时他要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灵魂，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灵魂去安排自己的人生。在那个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生的态度这样最根本的问题上，他能够自己做主，如果他这样做的话，我认为他就是有人文精神的。一个社会如果为这样的追求提供合适的环境，这个社会就是有人文精神的。这是我的基本观点请大家批评。

主持人：关于“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其实最终的结论大家需要记住的，就是认真两个字，认真两个字。那么关于认真两个字，我想周教授的思考，他已经不完全是在西方的这样一个，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的这样一个思想传统里，如果他仅仅在那个传统里头，我想他得不出认真这两个字来，他是在和我们中国的哲学精神，我们中国的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对比之中，他才突然发现了，原来欧洲人过得比我们认真，欧洲人比我们过得认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人文精神”和我们不一样。他的“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在做人的方面，还是在做事情的方面，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是在自己的宗教信仰方面，在各个方面他就是坚守两个字，就是认真。那么坚守了这两个字以后，就产生了整个西方的“人文精神”的这样一种传统，产生了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西方的这样一种文化，那么对比之下的话呢，的的确确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觉有点惭愧，因为我就属于中国文化中间不认真的那种人。

那么在这点上，我想跟周教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西方人已经习惯了，追问为什么活？他就爱那么认真，那就让他认真去，可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于追问自己怎么活？老是把那个心计，把那个聪明劲全部用在琢磨人际关系上头了，怎么活怎么活，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改变这种状态呢？

周国平：我也没看出有什么必要，但是我想是这样的，如果说不问那些根本问题的，当然有好处了，譬如说可以不得精神病是吧？但是如果说你一旦想到了那些问题，我是这样想的，你如果没有想到那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平平安安地过，糊糊涂涂地过，这当然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想到这些问题的话，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不去思考了，同时我以一个想了那些问题的人的眼光来看那些不想这些问题的人，我就会觉得他们活得太那个糊涂了。

周国平：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如果说你光问自己怎么活，不问自己为什么活？怎么活这个问题也不能解决的。实际上你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里去思考怎么活的问题，其实人可以活得更有气派一点，更有气象一点，有一个大气象，但是如果你仅仅是考虑怎么活，不考虑为什么活？人活着是没有气象的。

主持人：那么我这里还替网友问一个问题，这个网友这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哲学在你看来是玄虚的还是可以触摸的？一定存在着那个关于世界，关于生命的真知和真理吗？

周国平：这是两个问题，哲学是玄虚的，还是可以触摸的？如果是从哲学和我的生活的关系来说，我觉得哲学是很具体的。我觉得哲学，如果一个人，他真正是钻到哲学里面去了，有一些哲学的基本思考的话，恐怕会和他的生活会发生很密切的联系，不知不觉地会有联系。因为我想人总是会遇到很多那个挫折，甚至苦难灾祸，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哲学是特别，尤其可以触摸到。我就曾经说过，我说哲学实际上是一个分身术，哲学你可以把你自己一个人分成两个人。譬如说当你在一个灾难中间受苦的时候，如果你是有哲学思考的话，你会同时会感觉到有另外一个你，有另外一个自我，站在另一个立场上，一个更加高的立场上，一个更加开阔的立场上，来看那个受苦的你，他会来劝导你，给你特别好的劝告，因为哲学实际上是面对一个整个世界的问题，整个人生，因为他看的是全局。所以一个有哲学思考的人，当他站在哲学立场上的时候，我就说，他就类似于站在一个上帝的立场上来看自己人世间的苦难，比较容易超脱出来。

同学：周先生我想问您，牛顿一生都在对科学世界进行研究，但是他老年却皈依宗教，我想问您对他的转变认为是一种飞跃呢，还是怎样的一种转变？另外我想问您，如果因为研究哲学而精神失常，您认为他是生活的强者还是弱者呢？

主持人：你不是在暗示周国平不要这样吧。

同学：我只是想问一下您的看法？

周国平：其实牛顿他研究科学，但他从来没有说他不相信宗教吧，他是一直相信宗教的，他不是最后晚年皈依的吧，但是他最后是从宗教里面找到了一个，对他的一个最困惑的无法解答的问题，从宗教里面找到了一个答案，就是所谓的第一推动力的问题，认为是上帝给了第一推动力，但他是一直相信宗教的，我想许多科学家是这样的，其实很多科学家他都是一方面相信宗教，一方面从事科学，那么宗教这边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我自己认为科学总归是这样的，因为科学它所能解决的是经验范围内的问题，实际上对那些超出经验的问题，譬如说世界的本质是什么？那个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科学是无法解决的。所以科学家相信宗教这一点并不奇怪，我觉得完全可以并存，至于一个人从事哲学最后发疯了，比如说尼采就是这样的例子，我想他在生活中肯定不是个强者，他是个弱者。尼采事实上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弱者，我想，我跟他来比的话，我可能在生活中比他强一点，原因在于我的天才不如他，我在哲学上走得没他那么远，如果我在哲学上走得有他那么远的话，恐怕我也成了一个弱者了。

主持人：还有一点你可能没有他那么较真，他比你可能更较真一点。

周国平：他更认真一点。

主持人：这就是中国文化拯救了你，使你没有走到那一步。这位男同学。

同学：周先生您好，我们在提到“人文精神”的时候，总会联想到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在建设中国“人文精神”的参与程度较之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些差别，那么您怎样看待这种差别？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哪儿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普遍讨论一个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就是说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可能缺乏一种普遍的，具有支柱性的信仰，您怎样看待中国人的信仰问题？谢谢您。

周国平：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社会责任心呀，从表面上看来，也挺强的，譬如说九十年代上半叶，那个“人文精神”讨论，就表明那种社会责任感，但是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这种社会责任感太多的，在乎自己在社会上那种角色，这种角色感太强了，总是想扮演一种所谓的精英的角色，所以九十年代以后，九十年代开始，这种精英的角色比较难扮演下去以后，就开始有种失落感，有一种失落感。我自己认为，就是对于社会责任的问题，我想是这样的，一个西方的知识分子或者说譬如说俄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也都很有社会责任感，譬如十二月党人，他们大量地为了他们的信仰，为了改变这个社会被流放什么的，这种例子非常多。就是很多都很关注社会，但是他们有一点，我觉得他们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们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对自己灵魂的关注呢，他们是统一的。就是他并不是说，我是负有这种改变社会，领导社会的这种责任。他首先考虑的就是，实际上他关注社会的同时，他们也是在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就比较差，就是社会责任感和这种自己的精神关注这两方面是分离的。可能很多人，他并没有自己的精神关注，仅仅是想在社会上起某种作用，扮演一种角色。那样做的话，因为没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的话，那样做就很难坚持下去，而且遇到挫折的话，可能很容易就改变。所以我总是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根本问题不在于社会责任感太差，而在于这种灵魂的生活太弱了，没有自己内在的灵魂生活。我觉得这方面可能问题更大一点。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

周国平：信仰不一定就是说，相信某一种宗教，或者相信某一种意识形态，以这个为标准。如果说相信了就有信仰，不相信就没信仰，中国社会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以前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信仰，这是肯定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可能有些人信佛，基督教传入以后有一部分人相信基督教，然后在1949年以后，有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树立为一种信仰，但是我想那种东西，譬如说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你可以说我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这个你可以成立，但是它不能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它没有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的，它事实上还是对社会的发展提出一种蓝图，提出一个目标，它并不针对你那个人生的根本困惑，所以它不成其为一种人生信仰，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但是以前在那个时代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人人都有信仰，人人都信仰某一种东西，某一种主义，好像都有信仰，我觉得这是种假象，这是一种社会层次上的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当这种意识形态，这种统一的那种力量消失时，以后就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有些人就急于要为中国人树立一个新的信仰，比如说前几年叫得很响是新儒家，把儒学恢复为中国人的信仰，我觉得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完全是空想。本来儒学本身，我就说它缺少一种信仰的这种力量，一种深度，因为它的形而上的观点是很少的，它基本上是一种伦理学说，就算它在那个时代，在中国近两千年的时代，它具有一种信仰的那种，被树为一种信仰，就算是这样，它对于现代人的问题，我觉得同样是不能解决的。所以我的看法是，不要树立一种信仰，应该顺其自然，让每个人去寻求自己的信仰，那么什么样的算有信仰呢，我觉得只要你对人生的问题上，你为什么活，像这些根本的问题上，你是认真的，你去探索这些问题，然后呢，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你不违背这个原则，我想这样的人就算是有信仰的，不一定是要信什么教。

主持人：好，我现在按照我们的惯例，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要请主讲人用一句话，只准用一句话，把你今天的讲演的宗旨概括出来，一句话。

周国平：一句话的话我就说，要有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灵魂。

主持人：希望周教授的这句话，我们大家能够切记在心上。好，感谢周国平先生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在座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同学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