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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态主义运动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作者：不详 转贴自：不详
| 中国的生态主义运动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在美国克莱蒙特大学的演讲提纲 王 晓 华 我今天演讲的中心词是中国生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自从1994年受后期海德格尔哲学和佛教的影响成为一个生态主义者后，研究和宣传生态主义就是我最重要的生命活动。生态主义给了我新的视角，让我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也馈赠了我许多机缘，丰富了我与世界的关系。今天我能来到这里演讲便是这机缘的成全，所有听我讲演的人都是与我有缘之人，为此我要感谢所有来听我演讲的人。 今天我着重要介绍的是中国的生态主义事业的现状。要完成这个题目，我首先要简略地介绍一下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这也许是必需的，因为许多西方人并不了解中国，他们仍然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匮乏。我在科布教授(John B.Cobb)的The Theological Stake in Globalization中读到Lester Brown在Who Will Feed China一书中担忧中国庞大的人口会使中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粮食，以至于使世界的粮食价格增长。撇开他的推论的背景，我发现他的论点源于对中国的不了解，因为目前中国农业遇到的一个挑战性问题恰恰是粮食过剩。在中国的东北，粮食过剩到找不到粮仓储存多余的粮食的地步。粮食过剩导致粮食价格过低至少是中国部分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但这部分农民还是有足够的粮食可吃的。所以，我要说商品匮乏的时代在中国总体上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商品开始过剩的时代。1978年以后的经济改革进展到21世纪初消灭了匮乏现象，这是它的主要成就。中国的经济于20世纪90年代完成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商家需要研究顾客的消费心理，顾客至上的观念大体上建立起来，所谓顾客就是上帝便是明证。为了赢得顾客，企业家和商人不仅要满足顾客的需求(needs)，更要迎合甚至创造顾客的非必要消费的欲望(desires)。在北京和深圳，拥有私家车的人越来越多，商家则在广告中把拥有汽车渲染为成功人士的标志。香车与美女在广告中的交相辉映刺激着人们的占有欲。我消费，故我存在，消费的份额决定着人存在的程度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的真理。这种消费中心主义观念的形成在许多经济学家眼里是进步的标志，但我认为它恰恰是中国生态危机的源头。 坦率地讲，中国为目前的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农业的丰收和粮食的过剩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度开垦和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结果，其结果就是土地沙漠化。与粮食增产的喜讯相对应的是，中国北方的沙尘暴越来越严重了。今年3月，北京，中国的首都遭遇了近年来最严重的沙尘暴，天空、街道、树木、楼房、行人的面孔都变成了黄色。在农业增长付出越来越大的生态代价的同时，对工业现代化的追求则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空气、河流、海洋、大地都不再洁净，物种灭绝的速度也令人震惊。西方现代化国家中出现过和正在承受的生态困境在中国被复制，这在许多人看来是现代化过程的必然代价，是任何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接受的宿命。但是全世界的生态主义者都对此持有不同乃至相反的看法。中国的生态主义就诞生于对生态灾难的反思中。从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个中国到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中国的生态主义者的视野日益扩展。他们的逻辑是简单而强有力的：如果所谓的发展使我们失去了茫茫宇宙中仅有的家园，那么，这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同时，生态意识开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它现在还仅仅是边缘化的思潮。 应该说，中国的生态主义运动是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上展开的。 官方的生态主义活动主要着眼于环境保护，其目的是可持续发展，最终提升中国在世界竞争格局中的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保护是国家的竞争策略。这种情形似乎是世界各国官方生态保护的共同特点，所以，国家间在生态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就在所难免。布什总统拒绝在《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上签字就曾给许多国家以讨价还价的口实。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经济本位和当今世界紧张的竞争格局注定了国家生态保护实践的局限，尽管它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必然鼓励消费，对生态的考虑往往是被迫进行的。这种局限在每个国家都有，中国也当然如此。所以，尽管我寄希望于政府决策的生态学转型，但目前更关注民间生态保护活动。 中国民间的生态主义运动虽然已经开始，但是它仅仅是非主流的文化和实践，处于边缘状态。在很多人看来，那些自称生态主义者的人都古怪而矫情，不合时宜。我在南京大学做博士候选人时，就有同学跟我开玩笑：You are ecofreak why do you eat meat﹖现在人们对生态主义者的态度好了些，也只是宽容点了而已，大多数人对他们并不重视。中国目前民间的主流思潮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新左派)，这两者对生态主义皆未给予足够的关注，甚至其原则与生态主义相悖： １.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界影响非常大，与民族主义构成抗衡之势。它认为只有经济自由才能保证政治自由，所以，中国应该建立彻底的市场经济体系，以彻底的市场化来推动政治改革，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担心过早提倡生态保护会妨碍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对生态主义事业并不重视。 ２.民族主义思潮——其提倡者大部分被称为新左派。这种思潮在个体层面，关心穷人，对中国在改革进程中的贫富分化感到忧虑，主张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在国家层面，强调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使中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上占有更多的份额。它认为不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生态保护矫情，幼稚而不切合实际，其提倡者忽略了国际竞争的残酷性。尤其是在布什总统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后，他们更为自己的选择找到了借口。我个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不得不承认生态保护的全球性与民族主义确实有矛盾，至少从短期效应看是如此。 由上述简略的叙述和分析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的主流思潮都缺乏对生态主义的足够重视。其中隐藏着一个主导着中国人思维的逻辑，即，生态危机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只有在充分现代化后才能克服。所以，生态主义在中国的民间也处于边缘状态。 但是中国的生态主义运动作为边缘文化／实践顽强地存在着。较为成形的中国生态主义文化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从环保主义向生态主义的转变。中国生态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人数不多，但意志坚定，其中部分人还把生态主义当作信仰的对象，并且参加者的文化层次比较高，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包括学者、作家、艺术家、工程师等。普通人的参与还比较少。 我将在三个层面上介绍中国的生态主义运动： １.实践层面(作为一种实践是生态主义运动)——在中国有为数不多但极为坚韧的生态主义者，他们徒步考察黄河、长江、西北沙漠化地区的生态状况，在宣传生态理念的同时直接进行生态保护。著名的环保人杨欣就曾多次考察长江源头，对长江源头生态状况的恶化非常忧虑，在长江源头建立起了民间的保护站。他吸引了不少志愿者与他同行。中国最大的电视台CCTV专门对他进行了访谈节目。他是中国环保人的象征。除了这些个体外，中国还有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如著名的自然之友协会就经常组织栽树、保护鸟类、捐款等活动。中国目前还有几十个环保网站(如China Green Web)，刊登各种环保信息，发起环保活动，但可惜浏览量很小。中国的网民最关注的还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争论，而非生态问题。所以，生态人在中国是孤独的，作为一种实践的生态主义还是少数人的生存方式。 ２.文化层面(作为一种文化的生态主义运动)——生态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亚文化。生态主义文化在中国虽然诞生的时间不长，且处于被大众忽略的状态，但种类齐全，从生态哲学到生态文学都已经存在，如宋祖良的《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余谋昌的《生态伦理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徐刚的生态散文和生态报告文学，等等。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不仅是社会的良知，而且应是宇宙的良心。我本人也是中国生态文化的创造者之一，自从1994年写作《中国生态主义宣言》后就致力于宣传生态主义，发表了大量论文和散文，目前正在构思名为《绿哲学》的专著，希望彻底超越主体主义哲学。但是由于中国的消费主义／功利主义语境，这部分知识分子在理论和实践上经常是分裂的，有时一方面宣传生态主义理念，一方面不愿意放弃高消费的生活。这是个意味深长的现象。 ３.信仰层面(作为一种信仰的生态主义运动)——把生态主义当作信仰在中国还是极少数人的选择，并且这部分人的立场也是不坚定的。然而生态主义如果不自我提升为一种信仰或类信仰，或者被整合到一个信仰体系中，那么，生态主义事业就不可能真正完成，因为人的一切都最终要在信仰层面找到根基。我本人就力图将生态主义纳入到一种信仰的体系中，写下了《信仰哪一个Ｘ﹖》，倡导后宗教(后基督教、后伊斯兰教、后佛教)信仰，以生命整体为信仰对象，或者说，上帝就是生命整体。但是我必须承认作为一种信仰的生态主义在中国从总体上是缺席的目前佛教对自己的教义进行了生态学的解释，但在中国信佛教的人是绝对的少数，这意味着中国的生态主义事业还有待提升。 这就是中国生态主义事业的现状——它展现了希望，但并不令人乐观，所以，包括我在内的生态主义者都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下面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中国生态主义的精神资源。中国生态主义虽然还处于初始阶段，但其精神资源却是明晰的。有本土资源，如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老子哲学中的自然崇拜，也有非本土资源，如印度的整体主义哲学和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影响。在本土哲学中，老子的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他的哲学与后期海德格尔哲学有相似／相近之处(如海德格尔认为世界是四域——天、地、人、神——的反映游戏，老子则说域中有四大——道，天，地，人)，其著名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与生态主义原则极为接近，但更加彻底。老子对于功利、技术、竞争、过度消费的批判使他成为生态主义的先驱，他的“知足者富”等观点与当今最新的稳态经济学不谋而合。所以，我希望西方的学者能够重视老子的书，这次来美国我也带了几本老子的书，送给美国朋友。 由于中国目前的现代化语境(后殖民语境)，包括印度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在内的东方整体主义文化仍被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当作落后的原因和象征，所以，对中国生态主义运动产生最大影响的还是西方文化。所谓西方是个暧昧的概念，经常用来指称比中国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如欧洲、美国、加拿大，有时候还包括日本。在西方文化中，对中国生态主义运动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大地伦理、森林伦理等绿色哲学、绿色伦理、绿色文学。后期海德格尔也被列入这个体系中，尽管后期海德格尔哲学比生态哲学要深刻和广阔。这些学说的共同特点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即认为人不是世界的中心和万物存在的目的，而仅仅是世界的成员之一；飞鸟、鱼、树木、房子等也是世界的成员，人与他们的关系是不同世界成员的关系；人与他们之间的相互成全关系比人对他们的征服、改造、利用更为原始和根本，所以，人不仅要关心人，还要关心动物和植物，关心所有生命，关心生态整体；善不仅意味着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人，更意味着对生态体系的敬畏和保护，如Albert Schiweizer所说“善就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就是阻碍和毁灭生命”。要做到这一点，单纯提倡环境保护是不够的，而要超越对待世界的功利主义态度，由商人变成诗人，从功利性的生存到诗意地栖居，说到底，就是要超越现代性。对于现代性，人们经验各种各样的解释，如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等，但我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主体性，即主体——客体的二分法，正如现代主义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人将自己当作主体，把自然和他人视为客体，主体是征服者，他建构世界，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和目的，客体作为被征服者则是实现主体意志的工具和质料。现代社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对人的征服和剥削，但却加剧了人对自然的征服、剥削、压迫，导致了“自然之死”。从根本上说，当代世界的生态危机源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危机，她只有在现代性被超越后才能真正地克服。企图在全面保留现代性的前提下实现生态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真正的生态主义文化必然属于后现代文化，彻底的生态保护只能在后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目前的生态主义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呼吁和要求——从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建构后现代世界。一句话，生态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必须包括生态主义的维度。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我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它是迄今少数真正具有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人们常说，有多少后现代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但是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并未指向真正的后现代性。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后现代主义者是法国哲学家Lyotard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宏大叙事和元叙事的怀疑态度，主张后现代生活和后现代文化是零散的、无深度的、游戏性的，这种后现代主义在我看来就是现代主义的现代形式(hypermodernity)：对宏大叙事和元叙事的怀疑态度在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如Gorgias和中国的庄子)，笛卡儿在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被认为是现代主义在哲学领域的开创性著作)时用的就是普遍怀疑的方法，先前的元叙事就是怀疑的对象，以我思为出发点的哲学意味着对元叙事永恒的怀疑(这也是个体主体性建构自身的方式)，所以，Lyotard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现代主义的一种。与其说它是后现代的，毋宁说它是极度现代的(extremely modern/hypermodern),所指称的是高现代性(hypermodernity)。他所提倡的碎片化、无深度、游戏性作为一种文学艺术乃至学术的建构主张可能是启发性的，但若落实为人类总体性的生存方式则与全球化时代生态危机的严重性极不相称，难以导出一种对他人、世界、生态体系负责的伦理学。与之相比，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言说的是真正的后现代性，更适合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我所说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要指的是John B.Cobb和David Ray Griffin等人的理论。它秉承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认为宇宙乃一变易大流，人则是这变易大流中的存在者，其诞生源于宇宙变易的机缘，所以，应以感恩之心对待宇宙，包括宇宙中的其它生命。生命是个共同体即生态体系，没有任何生命可以离开这个共同体而单独存在。所以，生态体系就是人和其它生命共同的家园。正如人对人的奴隶制必须废除一样，人对物的奴隶制也必须废除。现代性消灭了人对人的奴隶制却未废除人对物的奴隶制，乃是其必然被超越的原因。后现代就是一个人对人和人对物的奴隶制都被消除的时代。这正如David Ray Griffin所说：人不应该将各种生命当成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而且当作它们自身的目的。为了实现这种整体主义，人类必须超越现代性，尤其是人类中心主义，建设后现代世界。至于后现代世界是怎样的，后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关系，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虽然也提出了某些建议，但总体上持开放的非决定论的态度。这是一种宽容的、开放的、探索的态度，后现代世界将在这种富有责任意识的实验中诞生。我本人很愿意在这种意义上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如果让我对后现代世界进行展望的话，那么，我将试探性地说出后现代世界的三个特征：１.后现代政治/后现代宗教：建立一种一神而无极的世界体系；２.后现代经济：走向感恩-回报-平衡型的生态经济；３.后现代文化：追求个体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统一。这些想法是在Martin Heidegger、John B.Cobb、David Ray．Geriffin等哲学家的启发下得出的，所以，我在如此言说时表达的是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大家也因此可以看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等书产生的，这些书经过Zhihe Wang等人的翻译和介绍以后在中国已经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流派。与其它后现代主义不同，它给人以希望，这是它在中国受到欢迎的根本原因。它在中国的影响目前要比Whitehead本人的哲学要大，因为后者的主要著作在中国还没有出版。但我也要诚实地指出一个有趣的事实，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首先要建立后现代宗教/后现代神学，但是中国学者大多数都不对其中的神学方面感兴趣，有学者就在中国最高哲学刊物《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批评David Ray.Geriffin等人的学说不是后现代哲学，而是后现代宗教(泛神论)。所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今后还要注意不同文化的特殊性，以使其世界观更加世界化。 后现代从总体上尚未到来，后现代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是待开始的运动，所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于后现代世界的设想必然具有或多或少的乌托邦品格。这不是其欠缺，而是它的荣誉。现代性的危机意味着后现代化必须到来，只有后现代的到来才能拯救人类。人类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命运都取决于人类生存方式的后现代转折能否成功。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的事业因此天然地具有神圣的性质。这是我本次演讲的最终结论。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艺术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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