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周濂溪，提出“主静立人极”（《太极图说》）的主张，以“主静”为其根本的修养方法，同样具有宗教精神。不过，“主静”之说来自道家与佛教，道家有“静虚”、“静笃”，而佛家有“静坐”。为此，二程提出“敬”而代替了“静”，这就回到儒家的原有立场。虽然后来的理学家在其修养论中并没有完全否定“静”，但他们的基本立场和主张则是敬而不是静。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理学家吸取佛、道而又回归儒家的特点。
理学家所说的敬，已经完全变成个人修养之事，即变成涵养心性的主要方法，因而与早期儒学有些不同。但基本精神仍然是一致的。敬除了表达内在的道德情感之外，主要是表达宗教情感的，换句话说，理学家的宗教情感主要表现在“敬”字上。
大程子善讲仁，有“识仁”、“体仁”之说；他又善讲性，有“定性”、“成性”之说。但他将仁与性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变成“天理”，而且讲“天人一本”之学。他说：“天理”二字是他自家体贴出来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没有宗教体验的成分呢？
通常人们都说，宋明理学是非宗教或反宗教的，意思是理学家将天说成理实际上被理性化了，因而失去了宗教的意义。这种说法完全是从神的意义上谈论宗教的，而我们所讨论的则是人文主义宗教，这一点从一开始就说过了。人文主义宗教的特点是无神而有神性，非宗教而有宗教精神，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将它放在哲学中去讲。对理学而言，也是如此。
现在的问题是，大程子包括其他理学家，他们所说的“天理”虽然是理性化的说法，且是本体论的说法，但“天理”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只说一个理性化的道德本体、宇宙本体就完事了？我们说过，理学家（包括一般儒家）虽然讲理性，但他们所说的理性既不是所谓的“纯粹理性”，也不是数学逻辑式的形式理性，而是一种“自然理性”、“目的理性”，这其便包涵了宗教性的问题。
如果说，天的根本意义是“生”，那么，天理的根本意义就是“生理”、“生意”，大程子讲仁、讲性、讲天理，归根到底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学说同前期儒家的学说贯通起来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宗教情感的问题很容易得到说明了。“生”之目的性（出于自然，因而是无目的的目的性）既是仁性的宇宙论、本体论的来源，也是宗教情感即敬的基本前提。仁性固然在心中，心就是仁，也就是天，因此“合天人”之“合”字也不用谈，“只此便是天”。但是，仁之所以为仁，正是由天之“生理”、“生意”而来，“只为从那里来”，而没有别的来源，这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二程子语）之事。从天之“生理”在心而为仁性言之，人不可“自小”；从天之“生理”普在于万物而万物皆有“生意”言之，人不可“自大”。正因为如此，人要有诚敬之心，敬畏之心。因此，当大程子讲到“先识仁”（这个“识”字是讲体知即体验直觉，而不是一般所说的认识）时，必须讲“认得为己，以诚敬存之”（《河南程氏遗书》）。这里的“诚敬”二字，是有深刻涵义的，其涵义就是对仁即天之“生理”的真诚而又崇敬的宗教心理，只有具备这种心理情感，才能使仁性得以存在。这也就是二程为什么单单提出“敬”字而又反复强调“敬”字的原因所在。
二程子对敬的重视并不下于大程子，而且更有甚。由于他同时强调“格物致知”之学，因此对敬与知的范围作出了一个判定，这就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近思录》）。这样一来，敬便成了心性修养的根本功夫。二程子对敬的最重要的理解与规定是“主一无适”（《河南程氏遗书》），即专注于一点而不要他适、他顾。这实际上是吸收了佛教修养中关于“定”的内容。大程子讲“定性”，“动亦定，静亦定，无内外，无将迎”（《文集》），但他并不忌言佛学；二程子则表明自己不读佛书。虽然如此，却并不说明他不受佛学的影响。佛教中的“定慧双修”之“定”，就是专注于一处而不移之义。这是佛教修养的根本方法，因而被称之为“定体”。从二程子对“敬”的涵养工夫的重视与解释来看，最强调的是“主一”，这显然具有某种宗教精神。儒家的德性及成圣之学，佛教的佛性及成佛之说，二者在价值选择上虽有区别，但在实现自我超越以及如何实现超越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包括共同的实践方法和情感诉求。
朱子不仅在理论上完成了一个体系，而且在修养实践方面提出了系统的方法，其核心则是敬。朱子对敬的重视和论述超过了任何一位理学家，并且继承了孔子以来的一贯精神，其宗教意义尤显突出。
朱子是一位具有理性精神的哲学家、思想家，为什么又要在修养实践方面强调敬这种宗教精神呢？这是因为，在朱子哲学中有明显的超越意识，其太极说，其心说，都有这种特点。在这样的超越意识之中，便有一种宗教情感，体现这种宗教情感的根本态度就是敬。因此，他提出，“敬之一字，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语类》卷十二），也是“万善之源”。在人生的修养实践中，敬是无所不在的，是“彻上下，贯动静”的根本方法。“大抵敬字是彻上彻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间节次进步处耳。”（《答林择之》，《朱子文集》卷四十三）涵养须用敬，进学须用致知，二者虽然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废一；但敬是贯彻上下、始终、动静的，因此具有根本意义。静时需要涵养，涵养则需要敬；动时需要省察，省察也需要敬。所谓“学”，是圣人之学，不是知识之学。朱子在理学家中是最重视“学”的，因此，有人认为朱子只重“道问学”，而不重“尊德性”，其实，在二者的关系问题上，朱子的观点是很明确的。敬即是“尊德性”，格物致知即是“道问学”，只有敬才能“彻上彻下”，而格物致知只是涵养德性中的“节次进步处”而已。所谓“彻上彻下”，就是贯彻形上与形下，贯彻体与用，即未发与已发，性与情，等等。由此可见，敬这种情感及其功夫，既可以从形而下处说，亦可以从形而上处说，当然，归根到底都是从心上说。而所谓“节次进步处”，只是说由形而下通向形而上的过程（就“形而下之中，知其形而上之理”）。
在这里，仍然是情与知的关系问题。敬是一种情感，由情感而产生意志、意向行为即实践功夫；知是知性，由知性而产生格物致知的认识活动。二者都通向超越层面的理、性、命即太极，而太极即是心体（“心为太极”，从心体上说），但敬是克就道德情感而言的，道德情感则是道德理性之实现，因此具有根本意义；知虽然很重要，但毕竟有“格物”一层功夫，就此而言它不是本有的。这就是朱子为什么将敬视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的原因所在。
敬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情感意识，同时也要伴之以自觉认识，但作为“心地工夫”，并见之于实践从而进入圣人境界，敬这种情感意志始终居于核心地位。敬是通向终极目的即“万善至好”之太极的唯一方法。所谓“万善之源”不是从本源、本体上说，而是从功夫上说，没有这种功夫，人生的终极目的是无法实现的。
但究竟何谓敬？敬包涵哪些具体内容？朱子有过系统论述，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是“主一无适”，亦即“专一”而不“放逸”（《语类》卷十二）。这基本上来自程氏之说，具有宗教修养的性质。“主一”、“专一”本身就体现了敬的精神，不同于一般所谓集中注意力。这是一种高度的全身心的生命力的凝聚，是建立在一个坚定的信念之上的。这个信念就是天命流行而赋予人者即是心之体，即是性，即是太极。所谓“主一”，就是专主于此一而不二之心体即性，这样才能纯一而无杂，进入“心体浑然”、“天理粲然”的境界。
二是“收敛身心”（同上），即所谓“居事敬”。朱子并不否定静坐，他晚年对其老师李延平先生的“静中涵养”就很重视，但在朱子看来，人不能整日静坐，而要应事接物，静坐中固然要敬以涵养，应事接物之中也要敬以省察，这就需要收敛身心而不可放纵自己。这所谓“收敛”完全是出自内心的命令，而不是由于某种外在的力量，但似乎有一个主宰者在命令自己。这主宰者只能是“帝”，但“帝”不是别的，就是心中之理，而不是心外又有一个理来作主宰。朱子明明讲性命之理，而且心能“统”之，“统”又有“兼”义，即体用情性兼而有之，却为什么又要提出“帝”之“主宰”这一类词语以说明心性之地位与作用呢？这正是朱子的超越意识之所在。在他看来，理的客观普遍性、绝对性、无限性与永恒性足以使人有一种敬畏之心而不得不收敛身心，虽然它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但人只有超越自我，才能心与理一。
三是“整齐严肃”（同上），包括“动容貌，出辞气”之类，也包括“沐浴斋戒”之类。这是心中之敬在一言一行以及一切活动中之表现，在祭祀等活动中就更是如此。这不仅是人格实践中的自我要求，即使是他人视之，也会起敬畏之心。就其本义而言，它是“践仁行义”的必要条件，与所谓“道貌岸然”、“口是心非”决不是一回事。宋儒所谓“气象”，并非空的想象，而是有所表现的，有的“温润”，有的“严毅”，但其内心都已达到相当高的境界，因而才能表现于外。
四是“敬畏”，“敬只是一个畏字”（同上）。这一点，其他理学家少有论及，而朱子特申言之，其中必有深义。敬畏相连，敬中有畏，畏中有敬，始能显示其宗教精神。康德提出了道德情感，却又否定了道德情感，以其不能成为道德形上学的基础；但是，唯独于敬畏之心，不但不否定，反而强调之，其目的就是证明道德命令之重要与尊严。康德有一句名言：“头上星空，心中自律。”这其间便包涵着深深的敬畏之心。所谓敬畏，当然是对“心中自律”之敬畏。虽是“心中自律”，却具有绝对普遍性，虽是“自我之法”，却具有无上权威性。至于“头上星空”，究竟是讲美学，还是讲道德，我们不必去追究，但决不是讲自然界（现象界）的因果必然性，则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是讲道德，当然是讲敬畏之心这种道德情感；如果是讲美学，那更是情感之事，且不说者是何种美，比如自然美还是神圣美。康德关于敬畏心的思想，可以同朱子进行比较。但朱子有没有“心中自律”，牟宗三先生是否定的。我倒认为，朱子承认心中之太极（理），这是不容怀疑的，而且太极之理就是心之本体。问题恰恰在于，心中太极其实只是“极好至善的表德”，只是一个“道理”，这“表德”，这“道理”，既是命令（“当然”），又是目的（“自然之生理”即善），“极”者至也，毋宁说是终极目的，而且具有普遍性，又是美和善的统一。这样看来，以敬畏之心实现“极好”而“至善”之终极目的，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所谓宗教精神，就表现在对此超越的终极目的之追求，它是合审美与道德而为一的，同时又是超越于美学与道德之上的。在这里，只有求之于敬，求之于实践，理性认识是否能达到就很难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