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寓言小说”或哲学寓言这种体裁在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少见。除了带有政治性的乌托邦作品（如莫尔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作品（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之外，还有更具文学性的，如拉伯雷的《巨人传》，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等。张远山先生的《通天塔》一书定位于“反乌托邦小说”之列，但立意比一般政治性的反乌托邦小说更高，它关注的是人性和人类永恒的命运这些更一般的哲学问题。本书从头至尾都是由疯子口里说出来的“疯话”和“梦话”，这给作者在创作中进行“魔幻”想象拓展开了极大的空间，但也使本书的主题思想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成为了一个至今尚未破解的谜。
书的主体部分是疯子王先生七个具有连贯情节的梦（最后一个梦由王先生的精神病医生、自己也成为了疯子的尚大夫转述），说的是古老的王村和王、施两姓部落在沦为象征着城市现代文明的王城的属地后，遭遇了天崩地裂的洪水之灾，除了王母、刚刚出世的王先生和少女施青青外，全体罹难或自杀身亡。王先生被带到王城当作王子抚养；王母一心复仇、毁灭王城，进城寻子；施青青在与王子几番邂逅、几番错过后，最终成为整个王城的性偶像；王城自倪大雨（大禹）以来历九十九代，在王先生的养父倪九十九一朝统一了全世界，也统一了全人类的语言，并用王村地下的棺材板建通天塔，以便让爆满的人类向天堂发展；王先生继位后，为了拯救人类而毁灭人类，颁布“如梦令”，推行“无后教”，禁止生育，鼓励自杀，同时加紧修建通天塔，以便上天堂求上帝赦免人类；但真正毁灭人类的还是施青青的美色，以及她最后的脱衣舞（“湿婆之舞”）卷起的狂风；正当王城和通天塔在肉欲的疯狂中毁灭之际，梦游回来的王先生悟到了“失明方能复明”、“毁灭而后得救”的道理。在“尾声”中，不死的王母终于死了，但在盖棺论定之后，居然又从黑暗中孕育出了一代新的生命，这新的阳光下的新人类和原先的人类相比，不仅体型只有原先的九分之一，而且都有一条长长的尾巴，显然是一种返祖和退化现象。这一结尾真是对全书主题的一个绝大的反讽。
已经有论者看出，书中的“王先生”在其游历中“也时刻修改和发展着自己的思想”，即从“请求上帝赦免人类的罪”，到相信“上帝救不了人类，拯救人类的只有人类自身”，即相信每个人凭自己的瞬间现在的独特性即可自救；到了“尾声”中又为之一变，产生了一个以新代旧的“乌托邦”（李静：“终极追问——《通天塔》游记”，载《通天塔》附录四，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340页，下引此书只于引文后注明页码）。但既然“尾声”中的这一变化是对前两个阶段的完全否定（或否定之否定），那么它就表明：原来人类根本就没有什么毁灭，也没有什么拯救，而只有退化，或者说，退化才是拯救。从文化意蕴上说，第一阶段大致相当于基督教的原罪说和拯救说，第二阶段大致相当于佛教的自性成佛或顿悟说，第三阶段则相当于老子的返朴归真说。其实，这所谓三个“阶段”也只是本书的真正主题逐步自觉显露的阶段，这个主题即庄子“梦蝶”式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它是全书的基调或背景，正是它，使得基督教的救世情怀、佛家的当下解脱和老子的返朴归真都扭曲成了一幅疯狂的漫画，形成了一场又一场的“白日梦”。
疯子王先生的叙述一开始，就在一篇演说中指出了世道的疯狂，并宣称自己的使命是“我将敦请救世主重新降临这个世界”，因为上帝其实并没有死，而“只是病了”，是被世人的疯狂感染了，只有世人改邪归正，上帝才会痊愈，而世人“才可能得救”（6页）。这里面的确包含有李静所指出的一个“谁拯救谁”的“悖论”（338页），已经暗中埋下了相对主义的根。宫廷小丑王八传播“祸音”道：“天国远了。地狱近了。大祸就要临头了。凡信奉上帝的。就不要在这世上留下后代。因为时间不多了。当那时候。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使人怀孕和使人奶孩子的有祸了……”王八相当于《圣经》中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身份，这些话显然是模仿《圣经》的（《马太福音》第3、24章），只不过与《圣经》上的话反着说。如“福音”改成“祸音”，“救世”改成“灭世”，“天国近了”改成“天国远了”，“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改成“人们说天地不会废去，我的话却要废去”，诸如此类。但细究之，这种改动并不完全违背基督教的意思。基督教的确是在传播“祸音”、“危机意识”，鼓励人们弃绝人世，这样才能因祸得福。基督教也如王八一样，不是来救这个世界的，而是要来灭这个世界，“因为只有灭了这个旧的。才能重造一个新的”（176页）。然而，基督教中的这种毁灭与创造、有祸与有福、尘世与天国的关系是一种向上超越的关系，王八却是从相对主义的“内在超越”式的轮回来理解这种对立的。所以他对王先生（即倪世遗）道：“在我停止的地方。就是你开始的地方。你将要离开这里。然后再回到这里。你从哪里来。也要回到哪里去。你将看到一切丑恶和不幸。因为只有充分认识这个世界的丑恶。才能充分认识这个世界的美丽。”（67页）福音书的基本精神遭到了篡改：不是要抛弃尘世升入天国，而是要离开尘世又回到尘世，在地上建立天国，达到佛家“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大觉悟境界。
于是，王先生就从基督教的“灭世”转入了佛教的“救世”：“我当然不是什么灭世主。我是来救世的。我决不能让王城毁灭。我更不能让人类毁灭。”（178页）对人类，他怀有慈悲心，但救人类的方式，却是以国王的身份发布行政命令：“永远取消狂欢节”，“鼓励自杀，严禁行医”，“立无后教为国教”，“不得擅自生育”等等（180页）。这一系列尘世的拯救措施与佛教的厌弃生命、跳出轮回的说教类似，但仍然缺乏佛教的精神上的超越。王先生的理想只不过是造成联系人间和天堂的“通天塔”，使人能够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也就是使天堂也变成人间，“恢复失去的乐园”（140页）。无疑，佛教对绝对真理（“真如”）的信念，在书中一开始就受到了老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侵蚀，因而王八的被不断强调的一句名言是：“一切真如都是假如”。其实这句话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说：一切假如都是真如。这就是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的精神。所以，当王先生看出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的反复折腾都失去了意义基础（205页），因而他的天堂梦和上帝梦彻底破灭之后，当他把“使所有的梦想破灭”当作自己“惟一值得追求的梦想”（209页）之后，他就放弃了世俗的权位而出走了。他在盲无目的的漫游中悟到，“每一个时刻都是独特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完美的。每一个刹那都是永恒的。过去没有意义。未来没有意义。只有现在。永恒的现在。”（212页）在这里，虽然“我”已经什么也不“是”，但对于瞬间“自性”的抽象的执着仍然牢不可破。他这时仍然相信，“只要每个人的脚都不再践踏别人的自由。上帝的国就会立刻降临”（208页）。
直到有一天，王一土告诉他：“生。死。梦。是灵魂的三种状态。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生是正题。死是反题。梦是生与死的合题。梦介乎生与死之间。又高于生死。”“更重要的是。生的本质是寂寞。死的本质是寂灭。而梦是圆满无缺的至福。生不能给你的一切。梦都能给你。有人说梦是虚幻的。但有什么是真实的呢。”所以“安安稳稳地睡觉。自由自在地做梦”就是“人生的最高享受”（230—231页）。王先生找不出反驳的理由，“于是我开始了我悲壮的梦游”（237页）。当然，王先生的梦游只不过是“梦中梦”而已。在梦游中，瞎子王明告诉他，为了让人类重获智慧，必须“让人类全部变成瞎子。这样人类眼不见为净。就不会受到任何歧路和幻境的迷惑了。凭着人类内在的智慧。人类就会找到永生之路。”（251页）所以真正的太阳是心中“理性的光辉”，“内在的神明”（253页）。但这种理性的太阳并不能满足王先生的胃口，他要的是真正震撼人的身心的太阳。但在黑暗中，他见到的只是太阳的反光即月亮，也就是逝去的爱情。不过这已足以使他从“梦中梦”里醒来了。“这是一种大梦初醒般的真实的幻觉。”“在这幻灭的绝望中你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狂喜和至高无上的欢悦。仿佛整个世界突然变得美妙无比。”“你只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在灵魂深处的某个死胡同里。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记忆死角。那里有一大团如烟如雾抹不开捏不拢的原始星云。那是孕育整个世界又蕴藏宇宙根本奥秘的所在。你祖先的生命。你自己的生命。你子孙后代的生命。都从那里诞生。于是你被这生命的奇迹震撼了。这是一次真正的雷劈电击。这是一次真正的醍醐灌顶。从此刻起。你意识到你有了肉体。从此刻起。你意识到你有了灵魂。”“彻底的圆满。绝对的混沌。纯粹的非理性。……你从梦中清醒过来。”（262—263页）
王朔曾经说，他什么都敢玩，可一到爱情上就玩不动了。爱情从一方面说可以看作如梦方醒，人知道了自己真正要什么；但从另一方面说又的确可以看作是真正疯了，认真地疯了。疯子王先生从“梦中梦”醒来了，但并没有从原来的梦中醒来，而是积极地、心甘情愿地沉浸于梦中，承认“梦里梦外其实是一回事”，“梦的逻辑就是现实的逻辑”（265页）。对此，他的精神病医生、科学主义者兼救世主义者尚大夫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接过王先生的话头，向王先生讲了最后一个梦，即通天塔在人类的情欲泛滥中倒塌、人类自相残杀而毁灭之梦。讲完后，尚大夫要王先生和他一起登上飞船，离开这个已成废墟的地球去天国。王先生却声称：“我已经不打算去天国了，我突然发现我太爱这个疯狂的世界了”，“上帝也救不了人类，人类只能自救。”（303—304页）然而，人类如何“自救”？是从一切梦中醒来，还是索性疯到底﹖如果醒来，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就会看出人类的无救；反之，如果把梦做到底，则会成为一个相对主义者。前者只能寄希望于一个虚无飘渺的上帝，后者则无疑是一种自欺。这就是尚大夫和王先生的区别，其实也是当今西方世界和中国文化的区别。西方人通过理性证明了人类的无可救药之后，惟一剩下的希望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中国人则自古以来就有一条自欺性的拯救妙法，“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汤显祖），人生就是个大舞台，唱戏的疯子看戏的傻子，人们享受的是当下的“真情”，而不必管未来。所以，王先生最后的“自救”办法就是闭眼不看现实，成为瞎子。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复明”了，看见了自己的“真正的太阳”、即已被他的梦带入了梦境的女记录人精神病护士尚且，于是两人互诉衷情。终于，病人和治病的互相调换位置，庄周和蝴蝶彼此都不再当真。“我是谁﹖”“你就是飞临疯狂世界上空的那只大蝴蝶”（308页）于是两人都在梦幻历史的档案面前失语，最后一句话是“这下你没话说了吧。”（308页）
与爱相应的一个主题就是生和死，爱的太阳其实就是生的太阳。在“尾声”中，“王母”王先生的母亲的疯话主要就是讲孕育和诞生的事。地球毁灭之后，王母在临死之际要完成的一件大事就是孕育新的生命，她又复活了：“我睁开眼睛。哦。太阳。真正的太阳。崭新的太阳。正挂在天顶。”（312页）新一轮的创世纪开始了，人类在新的梦中真的“续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即长在“小王明萱”和“小施青青”身后的狗尾巴。王母爱她的这些小宝贝，因而向他们隐瞒了他们的祖先、“神”本来已经没有了尾巴的事实，“因为我不愿让他们为自己的尾巴感到羞耻。我更不愿让他们像众神那样割掉尾巴从树上下来。使眼中的世界颠倒过来。”（315页）她在临死时感到欣慰的是：“明天早上。我虽然已经死了。但他们将会看到惊破残梦的第一道曙光……”（同上）只求生（“活着”），而不求生的意义，“生活。嗯。就是生下来。活下去。”（42页）人类延续下去就好，管他退化不退化相比之下，王先生早先的这种愤激之辞倒显得更有活力：“你看看大地上这些拥挤游荡的幽灵，还有一丝一毫万物之灵长的高贵超逸之气吗？”“我们很可能连鬼也比不上”，“鬼死了以后变成鬼的鬼，……永无下限；总之越变越下贱，越变越卑琐。这是一个无限堕落的过程。我真不知道人类已经堕落到哪一个存在阶梯了。”（133页）但这是在王先生还满怀救世情怀的时候产生的想法。当他寻找了一大圈，最后寻到了人类世代延续下来的“情根”时，他就终于解脱了，释然了，“没话说”了。这里的“没话说”，是指失去了创造性的语言，而只剩下“统一的语言”。或者如王八所说，“其实也不必统一语言。简直就不必再说什么话。因为没有什么新鲜事要说。这下正应了‘沉默是金’的古老箴言。黄金时代就是沉默的时代。”（43页）显然，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中，由一个单纯的“情”字所贯穿的生命意识早就使语言的一切创造力遭到了窒息，在这方面所说出来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能不是陈辞滥调，与这个字相悖的任何创造性的语言都不可能不受到这个字的排拒和镇压。所以一个统一语言的时代既是一个“没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的时代”，也是一个“不让别人说话的时代”同上，即一个由惟一的“情”字充当“话语霸权”、以情废言、以情废人的时代。
所以，如果说《圣经》中的“通天塔”之所以没有建成，是由于上帝淆乱了人们的语言，使之言语不通而无法协作的话，那么这里的通天塔之所以倒塌则是由于人们丧失了语言，使语言变成了疯狂的尖叫，看起来众声喧哗，实际上沉默无语。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不仅无言，而且无名。王先生说：“我是王先生，又不是王先生；就像你既是你，又不是你，他既是他，又不是他一样。每个人都是我，每个人又都不是我。”（173页）王城的男人们为了得到施青青的青睐，每个人都冒充自己是“王先生”，所有的人就处在这种互相假冒和顶替的混沌状态之中，以致于没有一个人能弄清楚“我是谁？”
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混沌不分、一团乱麻的状态，本书在现代汉语写作上也发明了一种“痴狂体”，其特点是蔑视一切历史积淀和意义关联，而对词语随心所欲地进行疯狂联想，为了给这种联想扫清道路，在语词操作中表现出强烈的从汉语本身的文字中心主义向语音中心主义偏移的倾向。任意两个语词，只要说起来顺嘴，就强行联系在一起，而不管它原来是哪两个词，这两个词有没有联系。作者蓄意使用这种文体，是为了实现语言的“狂欢”：“狂欢节就是从语言的狂欢开始的”（307页），语言的狂欢就是对语言的践踏和解构，在发音和笔画上都马马虎虎，一切都差不多，一切都是一切。《通天塔》中的语言狂欢是国民性中解构一切、回到原始混沌状态的“痞子精神”的一种发泄（与王朔类似，但王朔在语言上还是比较严肃的），它最终导致的是人格的模糊和崩塌（你我不分）以及语言的垃圾化。语言的垃圾化体现的是人的垃圾化，当一切人都是一切人，混沌中不能构成任何有序，任何语言当然也就成了“预言”，因为任何语言都失去了固有的意义，任何语言都将指向惟一的宇宙状态——热寂（熵趋于最大值）。这实际上是语言的沉默和灭亡。
我毫不怀疑作者在驾驭语言文字上的才华和机敏。考虑到作者这本书本来就是一篇“反乌托邦”的寓言，我甚至猜想作者掀起这种“语言的狂欢”是故意的，整个历史退化论的讽刺性描述也是故意的，目的是揭示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时代及其“光明”的前景。但无疑，作者在进行这种揭露时仍然过于投入了，至少在某些时候，他真真假假地把自己也搞糊涂了，他禁不住滥用了自己的天才，陶醉于语言的狂欢和真情的显露，在堕入绝望的同时也认同了人类的命运。他给现实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理念标准，但他又随时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惑消解着这个理念标准的批判性。他实际上透露给读者这样的信息：既然人类不可能有更好的前景，那我们就得过且过吧，继续做梦和狂欢吧，让世界充满善意、彼此不分地相爱吧！从思想倾向上说，这种哲学寓言的始作俑者直追两千多年前的庄子，而在新世纪到来的今天，它同样不能带给人们存在的勇气和力量，只是为人类的苟活提供了一种自我安慰。然而，本书毕竟指出了，一个单纯以情感作为“生下来、活下去”的养料的民族，其前景只能是退化成猴子。这是全书最具有震撼力的结论。作者没有说成为猴子就不好，他甚至像歌颂太阳一样歌颂了猴子的“新生”，但这恰好就是“反乌托邦”的正宗的表现方式。惟有凭借这个结尾，本书才首次突破了庄子哲学寓言的那种自得，而称得上一篇真正深刻的“反乌托邦”小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