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民精神建设，不能简单归结为道德观念与法制意识的确立，科学知识与专业技能的掌握。因为，现代文明虽然直接建构于这些文化内涵之上，但它们还有一个与中国思维传统完全不同的内核，这就是他们的超越精神与理性思维。

　　关于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与针对自然界的科学技术一样，作为文化的产物，不是孤立存在的。

　　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化形态，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体制硬壳的保障，还有内心世界的认同，三者并行才有效。

　　一，在人们熟知的形而下的、唯物主义的层面，人与人与自然打交道，形成生活经验，构成社会群体内稳定的心理基础。

　　在西方，自古就有工商业社会城邦，人们必须要频繁与外人，包括与陌生人交往，因此法律、契约、公德意识较强。

　　在中国，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树立人间权威，制定颁布法律，自然经济的小圈子里的直接交往，形成一定的伦理道德。

　　二，在人们直接的意识层面，关注最多的是不同文明的社会结构，体制约束，行为模式，礼仪习俗，知识舆论，精英组织。

　　人们也把它看作一种习惯，从小被教导，被灌输，形成惯性，无需自觉的反省，其实这一种初级的心理结构在整个社会需要深刻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这就是全社会的普遍认同的信仰与理性精神，需要在自觉的文化结构中得到确认。

　　三，在人们内心深处，还有某种形而上的、先验思维的层面，它能够综合经验知识，给予统一解释的观念体系，构成内心世界的基石。它不是直接的道德或法律意识，而是长期哲学或宗教的教化所确立的人生观、历史观、世界观。

　　西方哲学确立理性（逻各斯、形式、规律）高于一切的思维，基督教也相信上帝制定世界的规则和秩序，实际上是给人至高无上的精神信念。人们从小受宗教熏陶，相信上帝无处不在，容易形成理性思维，自觉探索世界规律，遵守社会规则。

　　理性思维的优点是讲究普遍的、精确的、客观的尺度，每个人自觉把握、运用、遵守，效率高，这已经被人强调很多了。但有时，也会造成机械古板、不近人情、不合情理。比如辛普森涉嫌杀妻案，罪犯却因法律上的空子而逍遥法外。

　　中国文化的人生境界直接依托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人们贴近、依赖自然，人与人之间亲情、交情、乡情相系，相互监督与制约，成为人伦道德的基础。这种人治、人情、面子和习俗的作用，在传统农业社会普遍有效。

　　但现代社会关系复杂，人群流动率大，法律不能完全以制度来保障，道德也不能以信誉和舆论来监督，而需要人们内心信念的自律。如果人们内心没有上帝，没有理性精神的权威，就缺乏普遍的统照和监督，要达到自律就比较难。

　　中国文化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以古朴自然的方式维系着。走向现代工业的大社会之后，人们缺乏普遍的宗教信仰，也没有普遍的法理思维。因此，现代中国人的尴尬在于，无法居高临下地把握全面的社会关系，难以高屋建瓴地开拓新的领域，达到形而上的觉悟，贡献于现代文明；只能在复杂的社会竞争中，掌握一些形而下的精明，谋求个人生存压力的缓解。

　　觉悟，是普遍境界的提升与超越，从漂泊不定的人生中找到恒久的信念，从纷繁复杂的事务里发现一般的原理。

　　精明，是当下境况的清晰与明了，亲身承受、体验和把握各种人生境况，就事论事地分析与处理每一具体事务。

　　觉悟表现为品位、涵养、睿智，立足于自己内心的原则，是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无形智慧，使人优雅、坦然、高尚。

　　精明表现为明断、谋略、才智，着眼于外在功利的目标，是一种无时无处不在的实用聪明，给人效率、富足、成功。

　　觉悟立足于内心世界，表现为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理想，因此可能造成迷狂、痴迷，走向反面就会变成虚伪。过去的意识形态动不动就谈觉悟，这弥补中国人宗教信仰上的缺陷。但那是一种外在的信仰嵌入人的内心，让人身不由己，言不由衷。

　　精明放眼于感性世界，表现了经验知识，专业技术体系，因此可能形成肤浅、偏狭，走向反面就是文明异化。现在的世俗生活离不开的是精明，这让人回归常识，回到现实土壤。但过分的实用主义掏空人的内心世界，让人精神苍白，举止庸俗。

　　由此看来，中国人要在全球化的潮流中获得主动地位，最需要的不是个人生存的精明，而是整个民族精神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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