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敬畏自然”之争反思中国知识传统的偏失
程亚文 2005-3-1 7:58:22
日前,何祚庥先生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提出的“不需要敬畏自然”,在《新京报》等媒体引起了激烈争论。在这场论争中,何祚庥、方舟子等科学工作者,认为应该科学至上,而汪永晨、梁从诫等生态环保主义者,则认为应该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敬畏自然”。
观察这场关于要不要“敬畏自然”问题的论争,在生态环保与中国“文明复兴”之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来自两个方向的不和谐:一是在科学共同体那里科学主义的兴旺与宗教敬畏心的稀缺,科学被当成了治疗百病的通用药方。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主义阐释,让人看到科学的极端自负。二是在生态环保主义者那里科学精神的有意无意被忽视,他们对自然伦理的本体论捍卫,由于没有充分的科学论据作为重要支持,不免给人以玄学之感。而中国“文明复兴”所需要的两种文明追求———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同时在这场论争中被挡在了门外。
这样一种状况实际上其来有自。如果将这场论争,放到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及其知识流传的背景下,我们就会感觉到,要不要“敬畏自然”的争论这样发生、发展,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
中国文明传统向来现世感很强,宗教意味本来就不浓厚,类似于“上帝”的超验信仰和敬畏,非常不发达。不过,正如不少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所指出来的那样,中国文化中实际上也有“宗教心”。传统中国社会诸多关于“天意”、“天命”的说辞,对“慎终追远”、“敬天法祖”等习俗的遵从,都是中国文明传统中,有着敬畏心和宗教性关怀的体现。这种“宗教心”还以一些相对稳定的象征符号代代相传。最大程度代表了中国文明精神的儒家传统,便在上千年时间里,一直有一套仪式化的东西作为支持。比如文庙,就曾经是古代中国人祭孔祭孟的主要场所。海外汉学家习惯于称儒家为“儒教”,个中缘由,也正在于儒家仪式中所包含的宗教性关怀。
然而,包括儒家礼仪在内的中国文明传统,在近世以来却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将中国落后的原因追结为文化落后。“打倒孔家店”、“破四旧”、抛弃中国自身文明传统,在上百年的时间内,在中国成为一种文化时尚。随着那些支撑文明精神的传统仪式也即象征符号的相继被破除,中国文明传统中的宗教性关怀,也因为无物可以借以传承而逐渐式微。
在反对自身文化成为近世以来的一种知识传统的同时,自“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开始兴起“科学、民主”的文明新追求。由于科学、民主乍一传到中国,就被当作解救中国积贫积弱、挽救国运的济世良方,它们被工具化,所造成的结果是,橘生淮南为枳,“科学”口号在中国沦为科学主义,而不是本真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指的是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及人自身的关系时,包含着理性、存疑、反思和实证等原则在内的一种思考状态。与此大异其趣,科学主义则是一种关于科学的知识谱系,和由此出发来理解、判断一切问题的倾向。但实际上,科学知识只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不言而喻,与科学精神具有开放性、主张对一切事物都可以抱以怀疑的态度迥然有别,科学主义具有封闭性,局限于一种专门的知识谱系。
反对自身传统,和科学、民主新追求中的实用主义,使近百年间中国人的知识世界,在文化传统及其中所包含的宗教关怀被打倒的同时,科学精神却也没有得到很好生长。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因此同时面临了科学精神与宗教性关怀的缺失。
然而,一个健康的社会,正如19世纪英国著名文化论者马修·阿诺德所说的那样,总是会同时存在两种相互冲撞但又相互支持的精神状态:一种是希腊精神,一种是希伯来精神。希腊精神代表着的是智性、理性和反思能力,它的主导思想是意识的自发性,强调全面透彻地了解人的职责的由来根据,确保不将黑暗当成光。希伯来精神则强调秩序、规则、既定的道德信条,它的主导是严正的良知,注重顺服,力主勤勉地履行职责,看到大的亮光就奋力向前。两者一重理性,一重信仰;一重事实,一重价值。理性与反思能力,构成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维度;对超验世界的敬畏与信仰,同样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维度。
当脱胎于科学求知心的希腊精神,与脱胎于宗教信仰的希伯来精神同时存在、相得益彰时,人类生活就能够实现理性与信仰的平衡,人类文化总体来说就处于和谐状态,否则,或者将信仰失落而犬儒主义流行,或者因理性能力欠缺而陷入宗教蒙昧。正因为宗教性关怀与敬畏心的薄弱,才有当下科学工作者们以希腊精神笼罩希伯来精神的科学僭妄;正因为科学精神发育不良,也才有当下环保主义者们在主张“敬畏自然”时,却不能对自然伦理的实现给出能够协调各种利益的科学路径。
“敬畏自然”争论中所暴露出来的中国近现代以来文明精神与知识传统的偏颇,不外在提醒今天的中国人,一方面要重建文明传统,在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中恢复对“天”的敬畏;另一方面,还要超越单纯的科学主义,培育起健康本真的科学精神。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