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刚亮 　　

　　俄罗斯作为一个半欧半亚、不欧不亚的国家，它的文化具有浓厚的西方与东方混融的色彩。源于拜占庭的精神和艺术，以及源于蒙古征服者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构成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两大基本要素。如果说988年的“罗斯受洗”奠定了俄罗斯文化的西方渊源，而13 世纪蒙古的征服则开始了俄罗斯社会的东方化历程。蒙古征服所导致的专制主义、农奴制度、亚细亚生产方式，使俄罗斯文化亦带有了浓厚的东方色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俄罗斯与东方的中国有了一种亲缘关系。专制传统，民族中心意识，忠君爱国的忧患意识，使命感，乡土情怀……这一切也使中俄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有了一种心息相通。当然，俄罗斯的文化之“根”毕竟是在西方，因而中俄知识分子文化心理又同时呈现出某种差异。本文仅拟通过中俄知识分子忏悔意识的比较，对其文化心理的耦合与差异作一探讨。

　　忏悔，这是一副沉重的十字架。负着它，人在痛苦的自我折磨中煎熬，又在痛苦中获得灵魂的净化，重新获得自我。可以说，忏悔意识，这是人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认识，是人的一种自觉意识，是衡量一个民族知识分子心理成熟与否的尺度。中国与俄罗斯的传统知识分子，都怀有神圣的忧患意识。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里指出，类似于近代意义上的西方知识分子早在中国的士大夫阶层里便已存在。也就是说，在孔孟时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便形成了。孔子对知识分子的使命的认识是有代表性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意识，可以说是贯穿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致力于治人心，敦风俗，“欲以天下风敦是非为己任”，或汲汲于民生疾苦，“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而一旦国家民族面临危机，便以“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现出来，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源远流长的忧患意识。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的知识传播，不象中国那样有自孔子以来的私塾，教育或受教育的特权，都集中在神职人员和少数贵族的手里，直到18世纪，俄罗斯出现了一批具有民主精神的知识分子，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所抒发的忧民意识，“我举目四顾，人民的苦难刺痛了我的心”，他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愤懑，对自己郁郁不得志的叹息，使他超越时空，与二千多年前中国的屈原有了某种切近。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内含是共同的，对专制制度的重压下人民苦难的关注，对道德沦丧的忧虑，激发了他们的救国救民的热忱。“为了国家的利益，使自己的一生变成有用的一生，纵然只能效绵薄之力，我也会热血沸腾。”〔1〕

　　忧国忧民忧君，构成了中俄知识分子的沉重的使命感。而这种神圣的使命，一旦由于历史、时代及自身的原因不能实现，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这种救世意识在他们身上往往化为沉重的负罪感，从而构成一种忏悔意识，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却往往可以通过种种心理防御机制得以化解。作为伴随着原罪意识的忏悔，从一开始便深深地烙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而在中国，直到近现代之交，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渗透，忏悔意识才开始出现，这就不能不从各自的民族文化渊源上寻找其原因了。

　　我们通常把西方文化称为“罪感文化”。如果说希腊文化传统更多地充满现世享乐色彩，张扬人的个性、力量、智慧与美，肯定现实生活的意义，由希伯来文化衍生出的基督教传统，却更多地强调人生而有罪，因而每个人在人世间都需要克制自我、弃绝自我，不断地忏悔自身的罪孽，才能获得天国的救赎。处在东西文化交汇点上，以西方文化为渊源又融汇了东方文化特质的俄罗斯，因为东正教的传入，加上自身民族的苦难，使它在文化上典型地承继了基督教文化中的这种罪感传统。以原罪意识为立足点的基督教文化在欧洲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与充满世俗的享乐精神的希腊文化的融合，使其宗教精神揉进了不少世俗因子。特别文艺复兴，随着人的主体精神的觉醒，原罪感往往被代之以一种对人的乐观信念，乃至忏悔有时也成了一种肯定人的价值、人的自然本性的方式。正象卢梭的《忏悔录》固然以其大胆地忏悔自身的罪孽而名扬于世，但在这种忏悔中又包含着一种自我辩护，自我弘扬，自我肯定。而在俄罗斯，它直接从拜占庭承继了基督教及其强烈的原罪意识。东正教会作为相对来说比较守旧的教派，它更完整地承继了原始基督教的许多观念。这种原罪意识与民族苦难意识融合在一起，共同构建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人民苦难的认识，对他人及自我中的人性的善与恶、灵与肉的冲突的焦虑，与基督教原罪意识交融在一起，使俄罗斯知识分子在自谴自责的痛苦中挣扎，而终难有舒眉的日子。果戈理一生都在痛苦地自责和向神祈求宽恕并由此感恩的心境中生活，连他创作中对现存制度的一切不义的批判都曾使他感到罪孽深重，最后发展到要在《与友人书信选》中建立一起自我否定、自我荡涤和自我改造的功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这种自我忏悔甚至达到了一种痛苦的快感的程度。正象某些基督徒以鞭挞自己的肉体、在一种歇斯底里的自我折磨中体验到疯狂的极乐，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精神上的自我贬斥、视苦役为天赐、以痛苦为享乐而由此感受到上帝的一线灵光。正是这种痛苦的快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忏悔达到了一种高度的自觉状态。而到托尔斯泰，由道德上的忏悔最后发展到了禁欲的地步。他感到，重要的并不在于一个人的生命有用与否，而在于他的自我否认，与他的灵魂的谦卑。他不仅在精神上不断拷问自己，而且在肉体上限制自己对欲望的追求。从而，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的忏悔发展到托尔斯泰的灵与肉的弃绝自我，以此获得自我的解脱与超越。这种发展曲线似乎把人们带到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却缺乏一种深刻的忏悔精神，缺少一种人生的悲剧意识。西方文化是以灵与肉、人与自然的分裂为特征的，而中国文化却是重生命、重感性，讲求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文人在任何时候都善于找到排解身心的焦虑的出路。屈原在个人仕途失意，楚一统天下无望和民生多艰的多重忧患下，表现的乃是一种众人皆浊我独清的不与流俗同污的高洁和傲骨，个人壮志难酬乃是因为小人当道之时世所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以说，中国士大夫都有一种对自我人格的确信，一种相对于群氓的优越感及对未来的盲目乐观精神，不如意时便纵情山水，即使是自己酿成的悲剧，也只需得一句“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元稹）、“东风恶”（陆游）便可了事。而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宗教（严格地说是“准宗教”），也与讲究在痛苦中超脱的基督教迥然相异，它讲究修身养性，自我解悟与超脱。作为准宗教的儒学讲究“内圣”而不禁欲。它重视纲常伦理，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在等级秩序下的和谐，及人通过“反身自诚“以达内心的和谐。道教以生为乐，以长寿为大乐，以长生不死为人身的极乐，因而孜孜于养生求仙以求不死之道。而宣扬人生皆苦、寂灭自我以求解脱的佛教，经过中国文化的改造，演化为禅宗，便成了一种个体的自我解悟，追求在“瞬间永恒”的境界里获得解脱的快感。“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是道场。”禅宗把人生的解悟就放在了此生此世，放在了日常生活的享受之中。所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文心头挂，便时人生好时节”，人生走向审美，从而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通过审痛而悟道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中国式的宗教都是求生、求乐的宗教，缺乏西方人那种原罪意识。所谓“三省吾身”之类的反省，也主要是高度理性意义上的出于对个人道德的自信的一种对过去行为的检视，而缺乏忏悔的那种强烈的自谴自责的情感体验。中国的这种乐感文化发展到极端，便形成了一种浑浑噩噩、自我解嘲的阿Q精神。

　　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西方文化的提倡个性解放与对人性的深刻怀疑同时涌进中国，对灵魂的检视使某些知识分子失去了对人的盲目自信，体验到了一种灵与肉分裂的痛苦。清代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黄远庸在其《忏悔录》中，道出了近代知识分子在灵与肉的冲突中实现自我人格的完美与超越的艰苦历程：心欲犹如“槛兽羁禽，腾跳奔兀”，“似乎一身，分为两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而郁达夫的灵与肉的冲突，最后甚至以变态了的自暴自弃放纵肉欲，以对自身弱点的津津乐道表现出来，而内心深处又更加不堪其良心的苛责，由此产生恶性循环，这是个人的出于道德上的焦虑的忏悔。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通过对“食人民族”的揭示，更把这种忏悔提高到了“人”的忏悔的高度，从而与现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走上了一致。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中，当他们把解救社会的出路放在个人的道德完善上时，人性的忏悔及其拯救便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果戈理想要通过忏悔，个人道德的完善，使处在地狱中的“死灵魂”们获得拯救，从地狱到炼狱，而后进入天堂。托尔斯泰一生都关注生命的意义、人的生与死的问题。在青年时代，他曾一度挥霍自己的青春。婚后，他也曾一度陶醉于家庭幸福和艺术创造的喜悦中，但当进入“不惑”之年，他却突然迷惑起来。“为了什么呢？”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却使他茫然不知所措。过去赖以立足的土地突然塌陷下去，脚底下呈现出无底的深渊，他感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就像一个寄生虫一样活着，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生活就仿佛虽生犹死。那么，解救自我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忏悔自身的罪孽，领悟上帝在冥冥中启示给人的真理：爱人如己与视生命为牺牲，你便将在精神上获得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以自己整个的生命写下了一部忏悔录。当他深入到自己及他人的灵魂深处，发现了人的本性的恶，“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野兽”（《卡拉马佐夫兄弟》），“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现代人的胚胎之中”（《死屋手记》），人永远处在各种本能的支配之下，而理智往往无能为力。所谓人的原罪即来源于此。由此意义的忏悔，便具有了更深刻的整个的“人”的特点。由于对人性的深刻怀疑，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忏悔，使中国、俄罗斯以及西方知识分子达到心理同构。

　　但是，与西欧知识分子重个人不同，在俄罗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天平上，大众却是一个可以随意加重的法码。他们都充满了对民生苦难的忧患，民众，常成了他们检视自身的一个绝对正确的参照系。这正是近现代中俄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的独特性所在。他们都充满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充满了对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的不满，对民众苦难的忧患，但他们又常常感到自己无能为力，由此深深地自谴自责。托尔斯泰时时感到自己身为贵族，在人民面前是有罪的，“我不但没有为了全体而谋生，而且没有为我自己谋生。我像一个寄生虫一样活着……我发现我的生活是没有用处的。……我只能说我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是一个恶。”〔 2〕正是这种于社会无用的心态压迫着他，使他彻底洗涤自身，转向了宗法制农民，并由此出现了他笔下的“忏悔的贵族”系列。这正是异于前面所说的“人”的忏悔的阶级的忏悔。这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民粹派也正是以这种忏悔为精神支柱，自觉地深入到民间，去接近劳苦大众。十月革命之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距离，知识分子在人民面前的自卑，甚至演变成了一种沉重的原罪感，由此才有了《苦难的历程》的知识分子为洗净自身，走向革命、成为革命民众一员的艰苦历程。经过这种“碱水”、“盐水”、“血水”的浸泡，才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变得纯而又纯了。而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当知识分子试图坚守自己的信念之“道”，保持自我的独立，他们便只能永远成为生活的“多余人”，与现实格格不入，终难摆脱悲剧的命运。

　　同样，中国现当代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一个“苦难的历程”。鲁迅在《一件小事》、《在酒楼上》和《故乡》等作品中，分别对知识分子自身道德上的尘埃，在生活的激流中的茫然与彷徨，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分别作了检视。而郁达夫通过《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对处在国破家亡之际的知识分子的“沉沦”，对知识分子面对人民的痛苦而无能为力作了深刻的揭示。这可说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第一代知识分子以民众为参照系所作的第一次观照。而到了四五十年代，清除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向人民大众靠拢，对这种口号的强调，使知识分子常带着些原罪意识，仿佛身为知识分子，其本身便有罪了，便要向人民大众赎罪。杨沫的《青春之歌》揭示的正是知识分子清除自身的弱点，走向革命的痛苦历程。当然，在这种忏悔中，知识分子的忏悔便越来越接近于宗教上的悔罪了。工农兵大众便是神，而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知识分子仿佛生即罪，罪即须忏悔，这种心理最终在知识分子身上积淀为原罪意识，使他们虔诚地去接受思想改造，“灵魂深处闹革命”。这种宗教意义上的忏悔当然已不是人的自觉意识的表现，而是一种人的异化了，最后甚至发展到了在张贤亮的《唯物主义启示录》里章永麟式的对痛苦、屈辱的津津乐道。从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处在另一个社会、另一种制度之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子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尘世中的男男女女指出的一条出路就是：忏悔自身的罪孽，经过苦难的净化，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舍己以跟随基督，方能走向天国之路。苦难的理想化，构成了他的作品的一个基本倾向。“受苦是伟大的……在受苦中会产生一种理想。”陀氏不断地通过自己作品启示着人们。他曾在阅读《约伯记》时感到一种病态的愉悦，而他作品中的人物也在痛苦的自我折磨、自我忏悔中感到一种“病态的愉悦”：“我感到过羞愧（甚至可能至今还在感到羞愧呢），羞愧到了如此程度，我居然感到了某种神秘的、不正常的、有点儿卑鄙的快感。这种快感就是，有时在彼得堡一些最叫人讨厌的夜里，回到自己角落，便特别强烈地感到今天又做了卑鄙的事，而已经做过的事怎么样也无法挽回，因此内心隐隐地咬牙切齿地责备自己，折磨自己。最后折磨得使痛苦变成了某种可耻的、该死的快感，而且最后变成断然的真正的享受！”（《地下室手记》）当忏悔成了一种宗教式的人对自我的超过限度的折磨，反而有可能走向人性的变态。但陀氏毕竟是处在专制制度的重压之下，他的悔罪也完全是宗教式的人对自我的一种超过限度的折磨。正象《白痴》中所说：“意识到自己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这种耻辱是有限度的，超越了这个限度，人就无路可走，由此他反倒会开始从自己的耻辱中感到巨大的乐趣。”实在是，20世纪60年代的章永麟居然也体验了这“巨大乐趣”，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

　　俄罗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阶级的忏悔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特的，这与他们比任何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更强烈的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有关，也与由革命注定了以人民作“新神”有关。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都是首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并以西方为参照反观自己民族的落后，产生了要在本民族传统中注入西方文化新鲜血液的冲动。因而他们首先充当了新文化的传播者、承担者的角色。但他们在民众的眼里又始终是“上等人”，民众始终以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他们，对他们的思想、“说教”将信将疑。这注定了曾作为文化精英“启蒙者”的知识分子的孤独及其身为知识分子面对劳苦大众的负罪感。而当争取阶级的解放的政治需要日益取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民众真正地成为历史的主人，知识分子便只能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反过来，要成为被改造的对象了。作为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便只能通过血与火的洗礼，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的一员。这正是中俄现代知识分子的阶级忏悔的文化与历史根源。

　　严格地说，即使在中国近现代，真正意义上的忏悔意识始终是比较缺少的。忏悔，首先是基于人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认知，基于人的自觉意识，基于人在痛苦之后对自我的一种新的确信。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意义上的忏悔：人完全弃绝自我，以神作依归，这是人的异化。而纵观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忏悔历程，“人”的忏悔始终没有得到发展，而阶级的忏悔却越来越富于宗教性。到此，所谓忏悔，便成为人的一种自我异化了。

　　十字架是沉重的，而在十字架上复活后，所面对着的，又是一个新的境界。人，正是在忏悔中，获得了不断的超越。

　　注释：

　　〔1〕转引自［苏］伊·佐洛图斯基：《果戈理传》，列伦振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2页。

　　〔2〕转引自［英］艾尔德·莫德：《托尔斯泰传》，宋蜀碧等译，北京十月文化出版社，1984年，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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