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灾难片

灾难片无疑是当今美国电影中最为常见、最具票房号召力的类型之一，其社会影响力与经济效益是巨大的。然而，纵观中国影坛，一个事实非常令人惊讶：中国几乎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灾难片。

　　我们不禁要问：在美国文化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风靡中国的今天，我们模仿、复制了那么多的美国玩意儿，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再模仿一次，制作几部属于我们自己的、既能吸引观众眼球、又能大把赚钱的灾难片呢？难道仅仅是制作成本与技术的制约吗？还有没有更为内在的原因？为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从灾难片一些基本常识谈起。

　　美国的灾难片大多是以真实的海难、空难、自然灾害为素材、或者是用一种科幻假想中的危机或灾难编织故事。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告诉我们：灾难片之所以常演不衰、魅力常在，除了其题材所特有的看点如宏大的场面、强烈的视听效果、巨大的心理与现实的反差等形式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类影片往往包含着丰厚的文化意蕴。归根结底，文化因素才是灾难片得以成功的最为内在的因素，而这也正是我们经常忽略的地方。任何一类影片单靠感官冲击是不会维持太久的，因为从生理意义上讲，一旦一种刺激重复出现，人就会因感官疲劳而厌倦，只有那些真正具有思想的东西才会具有长久的吸引力灾难片的主题往往都与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在打打杀杀的背后，它实际上时刻关注着人类的命运与前途，对灾难片主题的粗略分类将会证实我们的观点。灾难片的主题通常有：通过对人类真实的悲惨遭遇的再现，使后来的人们重温那种惨痛的苦难记忆，并重新体验那种悲壮的情感，歌颂人类永恒的美德如无私、勇敢、相互关心等，从而净化人的灵魂，获得一种对人类作为整体的认同感，比如《泰坦尼克号》；有的通过虚拟的时空隧道，凸现时间之维对于人类存在的意义，并重现蛮荒时代我们的祖先同力量远胜于自己的外部存在相抗争的那份无奈与悲壮，比如《侏罗纪公园》系列；更多的是通过人与虚拟的由先进科技创造与控制的、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异己力量（如巨型智能机器人、杀人机器、通过基因变异而生成的超能动物等）之间的殊死搏斗，反思科技、文明给人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以《黑客帝国》为主要代表的一批以网络题材为表现内容的科幻灾难片则把这种反思推进到本体论的层面。《黑客帝国》提出的问题实际是：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里，网络控制下的虚拟世界与人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谁更真实？哪一种状态下的生活是人的真实生活？电影中那个一再被提及但没有明确答案的神秘莫测的"母体"（Matrix）正是这一问题的隐喻化显示。电影中的人物可以在两个世界里自由穿梭、变换，这实际上暗示着这样一种观念：在一个科技失控的时代里，人的身份已经彻底模糊并最终丧失了，人已经不知道自己为何物了。这是一种人的终极意义上的迷失。

　　现在，科技伦理研究即对科技的发展与应用对人类带来的社会性、伦理性影响的研究已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显性学科，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毕竟，在一个科技狂欢的时代，仍有一些甘于寂寞的人在默默地为我们守夜，使人类不致在文明的眩晕中彻底迷失。

　　"苦难是我们的故乡"。这决不是一句空洞的话语外壳，而是我们祖先生命历史的真实写照。想想我们的祖先当年为获得一点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所需的食物、赤手空拳同力量远胜于自己几倍、十几倍的猛兽以生命相搏时的悲壮，想想他们面对上苍的震怒（打雷）、天狗吞日月（日食、月食）时的恐惧与绝望，想想他们赤身裸体在风刀剑雨中度过的漫漫岁月，我们就会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确来自于苦难。

　　可以肯定地说，灾难片从更深的层次上关涉人类的苦难意识与苦难记忆。它在某种程度上联系着人类久远的历史与对未来前途的深切关注。灾难片是一双饱含忧郁的注视人类未来的眼睛。

众所周知，关注人与外部力量（自然、命运）的对峙与抗争是西方文化的主流精神。在奥德修斯百折不回的归乡旅途中，在俄底浦斯在命运的捉弄下悲愤的呼喊中，在堂吉珂德与风车搏斗那荒诞而执着的身影中，在杰克伦敦笔下的猎人只身与群狼对峙那恐惧而顽强的眼神里，在海明威的老人在茫茫大海上孤独地同自然争斗的倔强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这种悲壮的文化精神。在西方的文化精神里一直有一种野性的力量像血液一样在汩汩流淌。今天美国的灾难片实际上正是这种精神的继承与延续。

美国人从不避讳生活中可能遭遇的不幸或灾难，在许多灾难片中，被虚拟的毁灭性的灾难笼罩的城市往往是生活中真实的地点，有时是洛杉矶，有时是纽约，有时是华盛顿，而这些城市中的人们并不觉得这是对他们的诅咒。我们不能不承认，美国人的心态非常强健。因为只有一个体魄健壮的人才不会避讳可能遭遇的疾病，而一个弱不禁风的人才会讳病忌医。美国人对灾难片的钟爱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证明了他们心态之健康。

　　在美国人的整体社会意识中从来不乏苦难记忆与忧患意识。美国的灾难片实际上是基于这样一种生活观念与逻辑：尽管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但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来自苦难，而且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可能还会遭遇苦难与不幸。这种忧患意识实际上一直体现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摩门教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仪式，再现他们的祖先在迁徙旅途中历经的千辛万苦。美国是世界上最为富有的国家，但在美国的家庭中，许多十几岁的孩子被要求去干一些诸如送报纸之类的活以换取报酬。实际上，美国的家长们在意的并不是那点少得可怜的报酬，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想培养孩子的吃苦精神和忧患意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居安思危。美国人非常明了生活的辩证法，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努力使自己活得舒适轻松与保持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并不矛盾，而且后者正是前者得以长久存在的必要保证。

　　循着这样的思路观照中国电影，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之所以没有自己的灾难片，除了经济或技术上的原因，比如制作成本太高、动画技术低劣难以模拟宏大的灾难场面等原因外，心态和文化恐怕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先看心态，不妨举例说明。如果有一部电影描写一场假想中的可怕瘟疫如何毁坏了北京，即使这部片子没有因"妖言惑众"而被禁的话，也注定逃脱不了被"群起而攻之"的命运：北京人会认为这是对他们的诅咒，至少也会觉得这种虚构是不吉利的。也就是说，无论官方或是民间，都缺乏一种接受这种虚构灾难的心理承受力。这与美国人坦然面对虚拟中的家园的彻底毁灭截然不同。国人的这种心态在日常生活暴露得更加充分，我们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禁忌：语言禁忌、实物禁忌、日期禁忌、数字禁忌等等，种种的禁忌不仅束缚了我们的手脚，更为致命的是，它们折断了我们心灵放飞的翅膀--我们缺乏那种为了奇迹出现而必需的冒险精神。这里，我必须强调我们缺乏的只是虚构灾难的心理承受力，而非面对灾难时的现实承受力。实际上，当灾难真的降临的时候，我们的民族是不乏与灾难抗争的坚韧与耐心的，尽管这种抗争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消极忍受而非积极反抗，看看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我们就会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这与我们的文化精神有关。

　　李泽厚将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特征概括为实用理性，中华民族一直被誉为最贴近大地的民族，脚踏实地被认为是我们民族标志性的道德品质，而且，我们的祖先也以他们的道德实践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实用"，我们不乏处理现实问题的智慧、耐心与办法，但同样因为"实用"，我们的目光有时会显得短浅。由于只盯着眼前的利益，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或超出我们想象的潜在隐患缺乏兴趣，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灾难片中几乎全是"怪力乱神"：什么超能战士了、基因动物了、魔鬼机器人了，中国人不感兴趣是必然的。他们更加关心的是：到底薛宝钗、还是林黛玉更适合作贾家的少奶奶？林黛玉真的成了宝玉的媳妇，人家能服她吗？到底是孙悟空还是猪八戒更适合现代女性的胃口？另外，灾难片中的人物与事件的夸张性、极端性、暴力，也与中国人讲求中庸、调和、和平相处的理念相冲突。

　　再看我们的文学。

　　据董学文、张永刚概括，中国文学中恒长的母题有：悲秋、伤别、爱国、思乡、春恨、闺怨、怀古、复仇、抗恶、报恩等（参见董、张著《文学原理》），这些主题中十有七八跟眼泪有关，中国古典文学一直有"哭"与"逃"的倾向。处境不顺啦、怀才不遇啦、流徙他乡啦、命运多舛啦便哭、便"问天"，最后便投江、便出家、便狂狷、便独善其身去了。好不容易出了个孙悟空、一群"梁山好汉"又不是被招安便是"修得正果"，重归大团圆的老路。其实我们的电影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的电影中绝少海明威式的老人、杰克伦敦式的猎人的形象与境界。我们的审美境界多的是阴柔凄美，少的是悲壮雄健。文学母题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文化精神的反映。我们的文学清楚地显示出，在我们民族的潜意识层面，一直存在着一种非常脆弱的精神特质。

这就与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有关。众所周知，儒道"相加"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这里我之所以说"相加"而不是常说的"互补"，是因为，儒家与道家是两种无论在价值观、道德诉求、行为方式几乎都截然对立的学说，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远远大于其同一性。要使这样两种可谓泾渭分明的文化达成"互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的确很难。一个讲"知其不可为而为"，另一个讲"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一个是"左倾冒险主义"，另一个是"右倾逃跑主义"，简直有点儿水火不相容的意思。两种文化成分之间的尖锐冲突，就必然给中国人的理论倡导与现实实践之间带来一种悖论性的错位。比如，中国文化强调系统的重要性、强调团体利益，但实际生活中，中国人却普遍缺乏合作精神、团体精神。这就是所谓的"一盘散沙"、"一个人是一条龙，两个人是一条冲虫"的社会景况；再比如，中国文化追求"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实际上，善待自然的观念从来就没在我们的意识中占据过重要的地位；再比如，中国文化强调"中庸"，讲求均衡、节制与度的把握，但我们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总是好走极端。而这种行动上的分裂状态就必然造成心态上的矛盾与困惑。中国文学、艺术包括电影的爱哭、爱逃就与此大有关系。而灾难片是不相信眼泪的，他们推崇抗争获胜而不是一味逃跑。

　　综上所述，我有两点感想需表述如下：

　　第一，灾难片是衡量我们的文化、心态变迁的一把重要的尺子。当灾难片制作真正进入我们的电影界并被我国观众普遍接受的时候，我们应该庆幸，这表明我们的苦难意识以及我们承受苦难的心理能力已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