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姚国华《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的书评

 时间：2002年10月10日 13:11　来源：denver

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

上卷：文化立国

下卷：大学重建

80万字篇幅(含400多幅插图)。海天出版社，定价49.8元，8000册。

作者：姚国华ghyao@263.net，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俾斯麦曾看到两种东方人：日本留学生和中国采购官。他以德国人特有的眼光预言两个民族30年后的不同命运：一个成为东方强国；一个懦弱腐败，任人宰割。不幸，他言中了！

●20世纪初，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里就打破了绝对时空观，但中国人遭遇西方文明打击，留下至今尚未觉醒的“脑震荡”，只能依从泊来的统一时空坐标。“封建－启蒙－现代化”等内涵荒谬的关键词，正是百年中国时空迷失的典型标志。

●变革者们通常有一个共同误区：总在寻找一个敌对者，并努力消灭它。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敌人就在自己心里。

人们以为，有了高楼、机场、商务中心、GDP水平，及歌厅、剧院、信息网，便可接轨而“率先现代化”。可是，没有内在的文化动力，模仿西方现状的皮毛，作些急功近利的变通，结果不是胎死腹中，就是产个平庸呆板、非驴非马的怪胎。

●西方现代文明≈（希伯莱宗教＋希腊哲学＋中国技术）×日尔曼精神。对此，我们需要反省，自己到底缺什么？

文化是文明的灵魂，是体制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内在依据。

科教兴国的基石是人心中的文化，因此文化立国才是根本。

●中国“经济人”的思维来自庸俗的传统唯物主义，话语则仰仗强势的西方经济学。只看到物质的开采、制造与流通，看不到高技术的背后，西方文化对创新的整体垄断，更参不透现代经济的名实关系——波音、可乐、好莱坞、迪斯尼的市场优势，不只仰赖其消费功能，更取决于他人对强势文化的服从。

人们津津乐道的“打工仔经济”越发达，自己就越贫穷！

●20多年“科学春天”之后，尽管教授院士满天飞，硕士博士遍地滚，中国科技竞争力却连年下滑，不仅有过的世界领先项目绝迹了，连国家科技头等奖也如黄河断流，连续多年空缺。新设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只能授给从那“万劫不复的十年文革”中漏网出来的老人。什么力量阉割了中国科技的生机呢？

●20世纪中国所有伟大变革和转折，都是大学（北大、西南联大）或准大学（黄埔、延安）培植的新文化引导的。但同时中国的最大不幸也在，平常年代没有一所完全意义的大学。

经济特区是承接外力的窗口，大学特区是积蕴内力的轴心。

●如果中国有一所真正的大学，背靠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智慧的人民，面对现代文明的危机，她能不世界一流吗？

沉重的超越

——评姚国华“文化立国”、“大学重建”说

邓晓芒

90年代中期，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正如火如荼，我结识了它的创始者和主持人姚国华君。在他的热情鼓动和献身精神感召下，数年中我去华工讲过约20次，话题从时代、传统、哲学、伦理、美学、文学、中西文化、国民心理直到社会热点问题，凡是近有所得，立即化为讲坛上的滔滔语流，每次讲完后的提问和答辩更是讲座的高潮，之后还与大批围拢来的学子一直讨论到管理人员下班，回到家里已是晚上11点。回顾那段“密集轰炸”，至今仍有“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其间，国华君的才智和精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如此规模宏大的运作，如此旷日持久的操办，让他煽呼得劲道十足、高潮迭起，乃至在全国造成不小轰动，多年来实为罕见。

以后，他因不满于体制的束缚而退出，经过五年痛苦而深入的思索，终于构建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这部70余万字的巨著《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

该书视域宏阔，分“哲学篇：人文视野”、“历史篇：文明反思”、“现实篇：文化剖析”、“大学篇：轴心重建”四大部分。内容涉及当代中国的几乎一切方面，大量资料和数据散见于浩繁的报刊文章，许多却是鲜为人知的，与作者亲历的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相印证。这些信息集中地摆在一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它与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一脉相承，但在每个话题上都大大深化了，具有历史的深度和立体的动感。

从性格上说，姚国华是一个行动家和实干家，曾只身深入西藏，踪迹遍布全国。但他的思想并不停留于对底层民情的切身感悟上，而是有一种形而上的升华。他善于从一句话、甚至一个字眼中，体会出极为概括的哲理，并经过反复的推敲和玩味，融入自己逻辑缜密考虑周全的思想体系中。因此，与时下许多就事论事的忧患之士不同，姚国华更侧重于对当前现实弊端的深层反思，尽管也有梁任公式的一泄千里的文风，也有愤激的呼号和热烈的向往，但立足之处却是面对残酷现状的剖析和直达“终极关怀”的思索。正是理性与激情之间的巨大张力，使这部著作给人们内心深处带来强烈震撼。

作者对当代中国的诊断针针刺中文化机体的穴位，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判断：中国历来以现实、经验、实用和利害为基础的文化结构应当来一个彻底的颠倒，从急功近利转向超脱功利，从物质生活（或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精神生活）转向精神生活（或以精神生活为基础的物质生活），从科技（或科教）兴国转向文化（或文教）立国。讨论最后落实到对现代大学的重建，使之成为当今市场经济时代的“文教特区”和“象牙塔”，以引领整个社会走向理性、自由和创新之途，至少是成为现实生活的理想尺度和标准。

可以想见，这种切中时弊的宏论一定会被那些崇尚“实学”的政经人士斥为“空谈”。但这不过再次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超越精神的缺乏。的确，即使最讲精神超越的儒家，所谓的“超越”也只在现实和世俗生活中，其归宿仍然是返回“民利百倍”、“万世太平”的世俗理想。道家的超越则是人性的自暴自弃和返回自然性，把自然看得比人性更高。

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的真正立足地是融汇了儒、道思维的法家思想。法家就是中国文化“图穷匕首见”中的那把“匕首”，每当民族危亡、国家动荡、时局多变的时代，人们最后想到的就是法家的物质主义策划和操作。只有这一招奏效，儒家理想才有了附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是自古以来一切理想主义的变革措施都以失败告终的原因。像基督教那样以其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力迫使世俗君权向其称臣的事，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中国文化的这一秘密，作者有非常深刻的思考。他指出，西方文明自古希腊开始，就有从工商业生产方式所培育的理性思维支配其发展历程，而“工业生产是人为的、非自然的，要由理论到实践，由设计到生产，由创作到操作，由创造到复制，由抽象到现实，从人的需要出发，在想象与思维中构造现实；与工业相关的商业更是讲究人的能动、机动、新颖，需要理性知识和奇思妙想。”相反，中国“农业生产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因而需要顺应天地自然，重经验而轻理论，重实践而轻创造。只有简单朴素的唯物主义；由下而上，经世致用”，“从现实求快乐，从生存、人伦、自然、此岸出发，由物质到精神，通过人情、伦理、理智达到天人境界，所以只能在自然主义里徘徊。”

我们还可以在哲学上说明这种文明结构的差异。古希腊从柏拉图就完成了“名实关系”的颠倒，即倒名为实，把形式、共相、理念和“逻各斯”（语言、逻辑、普遍法则）看作比现实事物更为实在的宇宙本体，这形成西方知识分子“为知识而知识”、“为自由而自由”的品质，它集中体现在西方大学精神中。古希腊有了研究型的“学园”，中世纪有了超凡脱俗的“经院”，近代以来有了养成人文精神的“大学”。

中国古代哲学在名实关系的热烈讨论中，却没有任何一派将“名”看得比“实”更重要、更实在，人们要么“越名教而任自然”，要么“正名”以“名副其实”。中国古代除了宥于门派（不是学派，而是宗派）的道观禅院外，只有民间私塾和书院及通过一级一级考试向上爬升的文官体制，这种学习的目标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学以致用”，而所谓“用”只局限于狭隘的日常人伦和政治实用（“仕途经济”），除此之外则是“百无一用”。

作者指出，这种只盯着世俗功利的“实用理性”正是我们一百多年来在现实中一贯失利的根源，它其实早已经不“实用”了。可惜的是，至今国人尚未意识到那种传统“策论”的局限，反而以为我们的一切现实问题都是技术与策略问题，大批知识分子为此争论不休，却无法阻止整个社会精神生活和文化层次的下滑，政治经济面临危机。所以，“远水才能真解渴，文教兴国是决定民族根本命运的最高战略，代价最小、成本最低、速度最快”。

但是，所谓“代价最小、成本最低、速度最快”，只是相对我们一百多年来已经付出的惨重代价和昂贵“学费”而言的。即从理想状态来说，假定大多数人都接受本书的理念、扫除观念上的障碍，即超越实用的考虑，我们才能在实用的方面有长足的进展。

问题是，上述假定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传统思维的定式已经深深渗透在国人血液中。况且，作者的理论设想如果最终落实到一种“代价、成本、速度”的对策论，那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实用理性”框架。为了实用上的更大飞跃才超越实用，那并不是真正的超越（因而也不可能有真正飞跃）。这仿佛是一个走不出去的怪圈。也许，我们一开始就进错了门。

一个中国人，很难做到把对知识、真理、自由和信仰的追求本身就看作合乎人性本质的绝对价值，即使完全没有“用”，也愿意为之献身。老庄的“无用”之说只是为了保身，而西方人恰恰在那些“无用”目标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永无止境的追求。

完全摆脱传统是不可能的，然而反省传统与毫无自觉毕竟不同。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是否能最终走出这一文化怪圈，而在于自觉进入它，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由此形成一种张力，使我们的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有所推进。这就是我十分推重国华君此书的原因，相信他的疾呼会对国人迟钝的心灵形成警策，以一种自我批判的心态重新塑造我们的民族魂。

（姚国华著《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两卷，海天出版社2002年9月，48.90元）

大学：民族精神的再塑之道

——评姚国华“文化立国”、“大学重建”说

余盛峰　华中科技大学法律系

百年中国物物容得，恰恰容不得"从容不迫"，遂有深圳速度之谓也。

百年中国救亡启蒙，独独启不了"时间概念"，遂有前后左右之恼也

人区别于其它生物的一大特点是，其为一种有时间概念的生灵：对于已过往的岁月有真切的体悟，对于历史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并且善于反思，所谓资治通鉴；对于未来能有足够的自信力去勇敢地面对，有意识地规避那种人云亦云的单一道路；而对于现在，知道它是历史过程中联结过去与未来的重要一环，没有现在，也就无所谓过去与未来。它是时间概念假设的基点所在。

百年中国时至今日，仍然无法作到"从容不迫"，忙不迭得进行着所谓的"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发展"。或为赞古，或为颂明，不一而足。赞古，自为掏洗黄历，作盛怒状咒詈人心之不古，此种心态，并不是对于历史有真切体会的表现，更多得是在自欺欺人地否定：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颂明，则是上下鼓呼：明日太阳当远胜今朝之阴霾，刻下英伦便是明我之族类。这种未来主义的心态实际上是在躲避真正的问题。不敢正视现实的存在，却孜孜不倦地为他人作嫁衣裳，将所有的问题寄托在未来的某种模糊的目标实现上，和迷信巫术倒有几分神似。更有乐今之人，声色犬马，得过且过，醉生梦死。以上种种类型，都不过是时间观念被消磨后的种种病状，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人心问题。近代以来中国道统政统的全面崩塌，夹杂以摧枯拉朽般的全球化浪潮，使人心始终处于漂浮状态，没有一个安顿身心的基点。如何安排人心，重建能凭依来自立于全球化浪潮中的民族精神，这是在目前如火如荼的各种制度建设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单纯的改革"缺乏理性的建设，造成社会的思想贫乏、立场偏执、隔阂加深、道德失落、外在对立、创造力萎缩，形成社会震荡的危险"（p535），姚国华君对此的诊断并及处方大略如下：

近代中国一路跌跌撞撞，从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生产单位的家国杂糅之文化共同体，向由"数目字管理"的契约社会蜕而化之成民族国家，其变动之剧烈，世之无双，历史上唯有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方可一以比之。中土千年道统政统不可谓不坚韧，儒道法互为照应形成一种异常强韧的意识形态，照料应付日常洒扫自不在话下，更以其特殊的世俗魅力大而化外。不料却被西方工商理念关照下的军事组织打得体无完肤，社会和经济基础的差异最终集中体现在了军事的效率上，落败当在意料之中。民族危亡，有保国保种之虞。更大的问题是，这一次所面对的对手，不仅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说到底，军事力量还只不过是它的社会制度理念在军事上的体现。中国的道统与政统的合理性遭到强烈质疑，中国人的人生和人心问题愈益凸显。1905年科举取士制度的废除，从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旧意识形态崩塌的开始。人心与人生问题，只能求助于重建。而又正像李泽厚所说的：近代中国救亡压过启蒙。人生问题又必须先于人心问题。

改革当然是好，不流血便可转型，自是上上之策。人权观念的兴起，将英美经验主义推上前台（恐还是实力使然），被妖魔化了的法兰西更是被作为革命必败的佐证。从小处入手的改革，其首要条件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基础，以及强有力的政治统治集团，但是近代中国又恰恰是一个政统道统大崩溃的时代，条件上不允许如此。华夏千年基业，又不能说毁就毁，其间外溢之物，往往将外来器物裹得严严实实，和以外强燃放之烟火，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改革之道，非治本之道无疑。革命之道，也就成了近代中国"制度重建"的不二法门。诚如雨果所言，革命可荡涤旧社会的阴晦污浊，换旧貌以新颜。遂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枪杆子里出政权，笔杆子在旁推波助澜。说到底就是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这又恰恰犯了政治统治的大忌，合法性为政统的重要前提，而近代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又以合理性为其要端。但是枪杆子只是讲机械的机理，却不讲人际关系的道理。笔杆子也只能徒附于皮。城头虽是变幻着大王旗，但是旗却始终没有立锥之所，人心问题被无限期地推后。民众则只能枯坐近观其变，这也就是政治参与的冷漠。合法性的缺失更是进一步瓦解了本就薄弱的民众信仰，"且看看那家夺了去"！

近代中国的一大悖论就在于此：一方面必须借助于革命力量重建制度，安排人生问题，采用这种途径又势必需要将政治问题介入一切社会领域，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动员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此把握住了历史机会，以马克思主义动员发起社会力量，赢得新中国的成立，缓解了人生问题的危机。但另一方面，这种方式又是以个人的独立自由为代价的，也就是以无限期搁置人心问题为代价的。这就直接导致文首所说的困境。还有一层，针对解决此问题的政治退出，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人心问题，反而可能导致已解决的部分人生问题的复活。至此，革命之道亦难为治本之道。

这种尴尬的局面是否就是历史的常态？历史目的论受诟病颇多，此处亦得以验证：或许解决中而不是已终结才是历史的常态，历史和社会从来不是一种千篇一律的单线进程，它自有它的智慧。然而人总是不会满足于现状的（古代神话中多有此种暗示，而神话实乃人心之生动刻画）。于是寻求精神之革命，寻求对人心问题的解决。精神的直接改造不外两途：一为宗教，二为教育。前者显然为现代政治所不宜，政教分离已为天下大势所趋，且吾国吾民素无宗教情节，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自可排除此道。分析至此，就不难知悉教育救国者的逻辑了：

"大学是超越任何特殊利益集团，从而抵御世俗腐败的理性组织。它像一个抑制败血症的造血中心，通过不断更新血液，维持肌体活力。"（p818）但是采用此种办法之目的却常与其手段han格不凿，教育的目的在个人健全人格、完满灵魂之外，于中国语境下必然被寄予重建人心信仰，以及道统政统学统的厚望。但是近代教育鼓呼"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此道更是被当代大学演绎得理直气壮，却是面目全非）。再加以近代学科分工，崇尚职业与专才教育荤荤数端。并且，西方消费文化借道港台、或摇身一变为韩潮日风，势如破竹般消解一切所谓正统之信仰。我想，国华君的担忧即在此：一旦文化教育之道再被阻塞，则我华夏以何立身于民族之林？看来必须在教育中设置一条基线，形同于道德底线：即民族精神，此种精神被他用生命哲学、以及宗教的历史哲学观加以调和（也可能因此显得逻辑混乱）。倡导此种精神有两个原因：1。中国目前各种不即不离的尴尬状态并不是反证其自身合理及继续存在的充要条件。2。与国际接轨说急待反思。倘无自我意识，不明了自我民族欲求的真正目标，一头看地，一路拾掇他人牙慧，何处才是尽头？何以摆脱近代以来的历史怪圈？这种观察是要比当代策士彻底的多的。这也是这本书在今天泛滥的学术书籍中最值得推荐的一个原因。

只是，这种教育理念仍然逃不脱革命的嫌疑，前述革命的通病在此亦可通用：它的合理性能否得到认同？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的目的常常延伸到其他领域，教育也不能例外，这当然是由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现实目标所决定的。它的逻辑前提是"为了--"，而不是自成其目的。文革带来的深重灾难也足以警示：任何一种全民性的文化运动，如果没有得到一种理性的疏导，往往会形成一种集体的狂热。

除此之外，最大障碍还在人性之上。要人摆脱眼前实利，转而追求飘渺之物，显然高估了人性。特别是对于农业文明熏陶下之人，传统的日用理念与市场经济下消费文化形成的合力不容小视。从历史上看，不顾人性之实际--即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往往凡事不得成功，此为教育救国论的最大漏洞所在。不解决这个人性问题，那么教育救国论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即使不为空中楼阁，也是一厢情愿。在此，国华君又企盼有一汤因比所谓的"隐士集团"以其强大号召力扭转这一人性之本然，并且以理性对其进行疏导，而这样的重任又被寄托在政党与大学之上，两者之中又以后者为要。而我认为民主自由思想之真正养成，诚乃至要。此种民主自由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事不关己的自由，而应为一种善于反思的民主自由。或者可以说，是现代公民意识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思想能够使教育回到它的目的本身：也就是生命哲学意义上的。它可以将国家目的和个人目的加以平衡。特别是在不得不有中国特色的前提下。如何具体培养，除去教育工作者与青年的互动之外，又不得不冀望于政治家的超绝眼光和智慧。却又是一个不得不！

被抹去时空感的民族是可悲的，抹去了，不带走一片云彩，在诗意的背后又有多少佝偻的背影在行走？一个没有历史感与缺乏能力和自信力构造自我未来的民族，若想脱颖于世界民族，简直就是痴人说梦，那些以道貌岸然状不分清红皂白抨击民族观念者，不是傻子就是乡愿。在道德力上，民族绝不是天生就处于弱势地位。如果没有基于民族自醒上的道路探索，试问如何才能真正走出问题与主义的怪圈？今之时，才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存在，珍视今，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自重自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诚哉斯言！

《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上：《文化立国》下：《大学重建》

姚国华著海天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定价：49。80元

   关 注 姚 国 华的“文教兴国论”

读姚国华的《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一书

               樊    星

姚国华的《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一书（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历经多磨，终于出版了。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主流现代化观念”的再思考与再探索。这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新世纪之初深刻反思了中国在20世纪走过的崎岖现代化进程并在世界现代化格局的广阔视野中总结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老问题的具有远见的回答。他想以“文教兴国论”去超越经济中心论、市场至上论、体制决定论、文化反映论、教育服务论、科技万能论、简单开放与单向接轨论。他认为：“一个民族贫穷和腐败的根源是文化生命的弱化，是自信心的失落、价值观的迷失、创造力的匮乏、凝聚力的瓦解，是人文精神的沦丧。”显然，这样的认识上承五四先驱们“改造国民性”的文化精神，下接近十年前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危机的批判意识，看起来，似乎是个老问题，但是，不正因为“改造国民性”的人文理想一直没有完全实现，不正因为老问题的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所以才有不断提醒、不断深化的必要么？

说起来，从五四运动以来，百年风云过后，中国的国民性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经历过革命和建设的风雨洗礼，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已经普遍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化了。然而，为什么邓小平在80年代还尖锐指出了忽略教育的失误？为什么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并没有显著提高全民的素质？为什么许多社会问题（从官员腐败到社会犯罪率的居高不下）一直得不到根治？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姚国华从“现代化的文化战略”角度切入，对现代化进程的文化源流、现代民族的文化品格、现代精英的文化精神、现代制度的文化保障、现代经济的文化内涵、现代科技的人文背景、现代教育的文化使命、大学在现代化格局中的战略轴心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大气磅礴的探讨。字里行间，可以使人明显感受到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沸腾热情和远见卓识。其中涉及了广泛的知识领域（从哲学、历史、文化学到教育学、经济学），也显示了开阔的胸怀和新颖的知识结构。也许，其中的有些论述略显“书生气十足”了一些（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社会发展的设计常常难免浪漫化的色彩，例如书中关于“以新文明的主人姿态……主导全球化进程”的展望就是），有的论述也恐怕失之简单化的偏颇（例如书中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性批判就难以解释：何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读此书可以激活思想的浪花，可以开阔创新的思路，可以超越平庸的氛围，可以重温久违的豪情，却是不移之论。

还记得七年前，我与担任“华中科大人文讲座首席主持”的姚国华初次相识，就感受到他那股湖南人特有的理想主义激情。为了办好“人文讲座”，他不知疲倦地蹬着那辆旧自行车在武汉的高校里来去匆匆，到处联络学者，到处播洒激情。为使“华中科大人文讲座”成为中国高校人文教育的一面旗帜，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无奈理想与现实体制的冲撞而退回书斋，发愤著述，穷数年之力，写成如此煌煌大书；又多方征求意见，不断扩充完善；再为了出版，上下求索，直至最终面世。可谓：数年磨一剑，甘苦几人知？应有知音众，天道酬志士！

（姚国华著：《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上卷，文化立国》《下卷　大学重建》，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两卷定价49.8元）

文化动力与大学何为

                        ——读姚国华《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

詹世友

本书从各个方面看都是一本精心之作：追寻事物本根的哲理意趣、生气盎然的心灵内涵、处处洋溢的灿烂诗情。这一切使得本书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构造拘谨、层次严整的学术论著，而有着强烈的对话动机、批判意识、建构雄心和行动意向。在4天时间内，我连续不断、欲罢不能地一口气读完这部70多万字煌煌大著，深感它既已申己志，又能启人思。

作者从对主流现代化观念的反思入手，分析了现代化的立体意蕴：精神势能的蓄备、理性精神的支撑、合理制度安排的保障、物质技术层面的外发。但现代化在我国特定的历史经历、对增强国力的现实渴求的情境中，经济和技术的模仿、引进和接轨成为了我们的首要参照和现实目标，而对西方经济成就和技术革命背后的精神动力、价值态度、社会心理等文化因素的西方特征思之不深，于是，我们同时承受着两种后果：求富强的民族心理能量的释放、西方技术的引进及其应用取得了经济总量的扩大，却缺乏文化精神的动力和持续的创新能力；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大量涌入，但接受却是表层的，同时传统文化受到否定，几乎陷入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沼之中。这两个方面对于我们国家谋求世界的尊重和伟大复兴的全民心理诉求来说，构成了一种极度的焦虑情绪。这种情绪在一个成熟民族那里，将能化为巨大的推动力，但是，这种情绪的不健康释放，则会导致两种危险倾向：一是全盘西化论，甚至痛切地宣称宁愿让中国做西方强国的三百年殖民地，这种倾向的危害在于会割断民族的文化心理之血脉，从而在西方话语、价值观的裹挟下，在物质文明的潮水中无所适从，只能盲目跟潮；二是以一种文化自珍的保守心态漠视全球化浪潮，希望全面回归传统的巢穴以求心安。这二者在文化战略上来说都是消极的，都不能切实地塑造我们民族的精神空间。

文化对一个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健康的文化必须有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根柢，同时又要能前瞻性地应对生存和发展问题，并能够丰富人们的心灵，凝聚成主体的内在精神力量。这样的文化的战略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份。

姚国华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持一种“文化决定论”立场。这种立场可能会被某些“权威”指责为历史唯心论。实际上，文化精神、理论思维、制度设计及其运行环境、管理理念、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本来就是水乳交融的整体。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态度、精神空间的高度、广度和厚度，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科学技术发展的可能性、经济运行的方式等等，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精神，引进的制度设计、经济体制都会受到引进者的心理动机、情怀境界、对精神力量和人类终极善的理解的严格限制，就会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枳的变种和怪胎现象。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断然反对单纯的物质经济决定论，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从社会意识观念的来源和对象方面来强调社会存在的最终决定作用（即社会存在及其规律对社会意识的客观制约），而不是指现实的社会存在决定精神的全貌。精神作为主体的内在能力，是信念、致思方向、情感趋向、价值态度和意志品质的综合，它指导意识如何反映存在，所以，精神是主体在建设和改造自己的社会现实环境时的最终动力。马克思早就说过，人的的问题根本就是人本身。而人本身的本质属性正是其精神内涵。精神既有自足的一面，是一个人的尊严和人生价值之所在，它是一种高级价值，可以自我确证、自我享受，它与一般的物质价值不一样，它不会用旧、过时、用掉，而是越用就力量越大，分享的人越多，其价值也就越大；同时，精神又有要在物质活动中直接体现、化为物质力量的一面，马克思认为，劳动就是精神造成“人化自然”或“自然的人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文化决定物质生活的展开方式和进步趋势，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于是，问题就被归结到了人的精神塑造之上了。怎么塑造？本书作者对此倾注了巨大的理论热情和现实关切。他主张，在塑造全民族深厚、广阔、灵慧的精神空间方面，大学有责无旁贷的使命。大学应该成为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桥头堡和制高点。他以充分的论据证明了大学的巨大重要性，文明的辉煌都与大学运动联系在一起，比如，西方的柏拉图学院、吕克昂学院、中世纪的经院、巴黎大学以及现代大学先声的柏林大学，中国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黄浦军校、延安的大学运动、深圳特区等等，都是先行地进行了观念创造、人才储备、精神势能的积蓄，随后创造了一个个辉煌的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大学的作用已经空前地突显出来了。然而，在现在，我国大学的状况却不尽如人意，作者以极具冲击性的字眼描述大学的畸形——工具化、行政化、官僚化、权力压倒理性；大学的病态——技能化、市场化、功利化，实用主导选择，效益统揽一切；大学的酸腐——生活化、市侩化、庸俗化，物质消费泛滥，文化精神空白，无以教化社会；大学的沼泽——近亲化、人情化、宗派化，师门陋习猖獗，劣胜优汰成风，公平竞争窒息；大学的死路——地方化、土著化、裙带化，小国寡民眼光，市井乡里胸怀，自给自足作派。在说到这些现象时，作者的批评情绪常常十分激烈。但是，且不说这些现象是否已经无孔不入地在大学蔓延，我们的良知和自省意识告诉我们，这类现象的确存在，正在极大地损害了我国大学的学术品格，无庸讳言，目前我国大学难以胜任民族和时代赋予它们的伟大使命，它需要一种凤凰涅槃般的新生。

的确，大学的真正使命是塑造起民族的精神空间，它是一项神圣而伟大的事业，它要求大学能自尊、独立、自由，要求大学研究一切高深、普遍的事物，包括宇宙、社会、历史、人生，从而促进人们的内在精神自由地生长。记得2000年夏天，我与本书作者在武汉相遇，就有关主题连续两天进行了倾心交谈，在许多论题上有争论、有分歧，但在关键论题上达成了高度共识，特别是关于“精神空间”问题，我们几乎是不谋而合。我本人曾于1999年在博士论文中专门阐发过“精神空间”概念。这次长谈后，我觉得自己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精神空间的精义是精神通过教化所获得的开豁度，包括崇高信念对精神空间高度的拓展，理性素质对精神空间的结构性支撑、情感欲望的普遍化、优雅化、高尚化对精神空间的厚度的涵育，以及所有这些因素的相互渗透、化通而整合成一个有力的精神性存在。教化不是形式化的知识的外在灌输，而是要让人类一切优秀文化进入我们的内心，参与组建我们的最深存在，从而给我们以深厚的教养，此所谓养成教育也即教化。如果教育只是采取灌输的方式，那么，就是在最需要自由的地方取消了自由。当教育把我们的精神空间塑造得广阔、高远、深厚而灵慧之时，主体就获得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势能。

大学应该成为社会生活的桥头堡和民族的精神引路者，所以，应该把大学营建成世俗生活之上的象牙塔，大学应该超越世俗浅见，不让功利计较、实利打算束缚了心灵的自由。大学教育的目标是要让青年人在进入社会之前获得一种精神的高度，一种可以转变为源源不断的动能的精神势能。它对一个人来说至为重要，它对一个民族来说也绝对重要。只要营造了深厚高远的大学文化精神氛围，青年人都把大学视为精神文化圣地，进入大学接受崇高的科学、人文精神的熏染、陶冶，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了整体的提升，获得了独立的人格、丰富的心灵、敏觉的创造能力，那么，这个民族就积蓄了巨大的精神势能，就有望在短期内崛起，并以自己的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物质文明为世界文明增添色彩，站在平等地地位与世界上的强势文明对话，并获得迈向未来的持续动力。

志士不忧身死，而忧国之衰也。这部厚重的著作所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赤诚的忧国之心、报国之志、效国之行，我相信，它一定能触动、感兴所有阅读这部书的人。

  （姚国华著：《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上卷，文化立国》《下卷　大学重建》，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两卷定价49.8元）

“文教兴国”下的文化战略

夏增民

在各种现代化问题的论述中，发展模式一直是个受关注的课题。姚国华先生在其新著《全球化的人文视野与文化战略》中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宜实行“文教兴国”战略，这与平时说的“科教兴国”有部分的差异。

当前中国社会中，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日渐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其弊端也越来越显现。而科教兴国，立足于高科技发展生产力，更加明确了现代化建设的外在的、工具性的方面，文化内涵基本还处在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层面，没有升华到人的生存意义、价值追求以及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的高度。可以说，从根本上无助于当前中国文化弊病的救补。构建新型的、有促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流向，必须实行“文教兴国”战略。文教兴国战略，是把文化而非技术放在重要的位置，以此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突破口。

实施文教兴国战略，首先要进行思维方式的转换：即构建以经济—政治—文化的生命结构模型，取代以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机械关系模型。经济、政治、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经济是这个机体的物质循环，相当于动物体内的肠胃等消化系统，解决物质生存资料的基本需要；政治、法律是这个机体的灵魂，相当于以大脑为代表的思维系统，以特定的精神信仰、思维方式、价值体系选择、维护和变更自己的生存方式。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这就是“文教兴国”战略的文化内涵。

这一新思路，对突破物质文明至上的现代化模式，改变精神文化在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中的依附、受动的弱势地位，走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一实一虚、一硬一软的概念陷阱，以及对于展开丰富的多层面的文化建设，真正形成社会全面发展格局是极其重要的。

    “文教兴国”说破除了技术领先的发展模式，倡导文化领先，在此战略下，应采用什么样的文化战略呢？

首先，应该倡导积极的民族主义。中国崛起并成为伟大民族的最根本的因素，是要有自己民族活的、有创造力的灵魂，这就是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我们的人文精神，这也是我们主动地包容、吸纳和把握一切内外条件对自身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前提。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要开展新型文化建设，必须强调积极的民族主义。积极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的自觉、自省、自信、自主、自强心态基础上的文化综合，而民族的复兴、建设、创新意识，正是面对外部挑战而从民族精神深处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树立了积极的民族主义意识，才有可能发挥自由能动性，实现民族自我立足、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的强势心态。原生性的现代化，是我们现代化的方向，从历史上看，模仿性的现代化，其代价不仅仅在于丧失了民族精神的原生资源，也会丧失民族的自决能力。

其次，应该完善人的内在自我。启动社会变革需要外部经济与政治力量的挑战，但实现社会进步却取决于民族内部文化轴心的驱动。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变革与创造，不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而是由内在生命力驱动的自我发展。社会动力最终是人的生命中能动的、目的性的力量。它能使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欲望、激情、灵感，升华为想象、爱恋、崇拜、好奇、自尊、自强，在内心世界追求宗教信仰、道德境界、艺术情感，在社会生活里追求个人成就、社会理想、客观真理，开拓新的空间、新的时代。人内在自我的完善，其最终功用还是与外在环境发生良好的关系。人类的需要不止是物质消费，还有与社会及环境之间的自由、和谐、互补、协作、创造关系。提升与完善内在自我，就是要使民众自下而上地、自觉参与地创造这种关系。这种整个民族自下而上的、全民自觉参与的文化战略才是文教兴国的文化战略。因此，唯有从人的内心展开的文化建构，才能真正获得我们这个民族的真正自由，恢复我们的自尊自信，才能建立我们独立的价值体系，才能形成我们的现代化游戏规则，才能使我们面对西方时有平等和尊严，也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包括西方世界进一步发展必需的文化刺激，推动和挑战。

创建文教兴国的文化战略，其主要措施就是建立以大学为主导的文化特区，以文化理想为目标，造就文化学术高地和文化战略中心。要建立文化特区，就必须重建现代大学体系，目前，高校被视为经济建设的人才培养和技术供应机构，从不试图培养自己的现代文化基本精神和科学的原创智慧。重建现代大学体系，就是变革现在大学教育结构，培植真正的学术，加强人文教育，使大学从专业技术教育转型为以健全人格为目的的综合文化素养教育，以建设文教兴国的文化战略为轴心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