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麋鹿的曲折身世
 麋鹿，俗称“四不象”，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鹿科动物。从春秋战国至元明清，古人对麋鹿的记述不绝于书，它不仅是先人狩猎的对象，是宗教仪式中重要祭物，还作为生命力旺盛（鹿角年年落而复生）的标志和升官发财的象征（福“禄”喜寿）。全世界约有40多种鹿，唯麋鹿是一种集自然演化（与人类同步）、地理分布（中国湿地）、人文记载和曲折身世诸多离奇于一身的动物。麋鹿之奇尤其表现于它身世的非凡，而这传奇般的身世竟与一位法国传教士有着不解之缘，要不是当年阿芒·大卫隔墙一瞥，恐怕麋鹿的故事就不会如此曲折跌宕、悲欢离合地充满戏剧性了。
那是1865年（清同治四年）秋季的一天，法国博物学家兼传教士阿芒·大卫一脸风尘地在北京南郊进行动植物考察，经过南苑皇家猎苑，大卫从苑外土岗上向内窥视，他双眼一亮，那是一群陌生的、可能是动物分类学上尚无记录的鹿，作为一个博物学家当然以发现新种为荣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求欲使他盘桓数月，不肯离去。他的惊骇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全世界唯一幸存的一群麋鹿。无奈皇家禁地不允许外人进入，大卫更弄不到一只活的麋鹿，直到次年初，大卫才设法买通了守苑的军士，在一个“月黑风高夜”，猎苑的守卒秘密地以20两纹银为代价将一对鹿骨鹿皮换给了大卫。不久，法国驻大清代办亨利·狄白龙聂又设法弄到了一对，其中雄性死掉后也送给了大卫，大卫神甫便于1866年4月将这3只麋鹿标本寄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经过动物学家米勒·艾德华馆长的鉴定，这不仅为从未发现的新种，而且是鹿科动物中的独立的一个属，当首次把麋鹿从科学角度公布于众，便轰动了西方各国。按照动物学界的惯例，应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这种鹿，从此麋鹿这种中国自古就声名卓著的动物便被称为了大卫神甫鹿，至今其英文还是Pere David's Deer ,大卫对物种科学的贡献可谓劳苦功高，大熊猫、黄山猴、绿尾虹雉、娃娃鱼……有上百种动植物都与大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娃娃鱼的学名A . davidianus）,蜚声海外。大卫对于麋鹿的发现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极大兴趣，从1866年至1876年的十年间，英、法、德、比等国的驻清公使及教会人士通过明索暗购各种手段，共从北京南苑弄去几十头麋鹿，饲养在动物园中。后来，日本国大臣对清朝出使的官员还提出：“南苑有四不象，日本向无此兽，本国君主极为倾慕，欲得之以扩眼界，恳请见赐一对”，清廷便通知内务府奉宸苑办理赠鹿事宜。可见清朝末年，麋鹿因大卫的缘故红极一时，从“养在深苑人未识”忽然“一举成名天下知”了。
1894年，京南永定河泛滥，洪水冲垮了南苑的围墙，方圆210平方公里的皇家猎苑一片泽国，许多麋鹿逃散出去并成了饥民的果腹之物。1900年秋，八国联军趁清朝政府腐败、防务空虚一举攻入北京，北烧圆明园，南掠皇家猎苑，南海子麋鹿被西方列强劫杀一空，使中国特有的这种珍奇之物从此绝迹。据说，在某王府尚存一对，后转至“万牲园”，不久便死掉。举世公认，1900年，麋鹿在中国本土灭绝。无巧不成书的是，麋鹿的发现者阿芒·大卫也于1900年11月10日在巴黎溘然而逝。
那些流落于异国他乡、被欧洲一些动物园圈养的麋鹿，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圈舍取代了湿地），种群规模逐渐缩小（离群索居）而纷纷死去，越养越少。这时出现了一位使麋鹿绝处逢生的人：英国十一世贝福特公爵、一位酷爱动物，特别喜爱鹿科动物的人士。1898年起，他出重金将原饲养在巴黎、柏林、科隆、安特卫普等动物园的麋鹿，共计18头悉数买下，这成为地球上奄奄一息、香火仅存的唯一一群。从各处收集来的18头麋鹿都被放养在英国伦敦以北四十五英里，占地三千英亩的乌邦寺庄园内。这座庄园水草丰美，林木葱郁，芳野幽旷，曲径绕湖，是英王艾德华六世于1547年封给大臣约翰·罗素即后来的贝福特公爵的采邑，为英格兰地区七座对外开放的著名古典园林之一。除了麋鹿之外，还有中国河麂、黄麂、印度花鹿、欧洲黇鹿等，所有动物均自由散放。据说那些寄人篱下的麋鹿整日的闷闷不乐，无精打采的呆立水畔，拉着长脸，表情呆板地顾影自怜，像害了思乡病一样，但毕竟能正常的繁衍了，1914年，一战爆发时，已达88头，二战时已达255头。二战以前，乌邦寺的主人始终以“保有世界唯一麋鹿群”为荣而一头也不肯出让，但二战德军战火染指英伦，当时子承父业的小贝福特终于改变了主意，提出：“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危险的。”他惟恐这唯一的一群麋鹿再次毁于战火而遭后人的唾骂，便将乌邦寺内的麋鹿向国内外各大动物园转让了许多。到1983年底，全世界的麋鹿已达1320头，均为当初18头麋鹿的后代。遍及亚、欧、非、美、澳各洲，但惟独没有回到它们世代生息的故里：中国。虽然在1956年和1973年各有一对和两对麋鹿运至北京动物园，但因繁殖障碍和生境不适，与从前许多欧洲动物园一样，一直未能复壮种群。
中国是麋鹿的老家，随着祖国的强大、稳定，许多中国动物学家呼吁：让海外游子麋鹿还家。其实，这也是乌邦寺主人的心愿，1984年3月，乌邦寺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委托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家玛娅·博依德女士来华调查情况，选择回放地点。麋鹿曾在中国东部广泛分布，到底应放回到那里呢？我国有关方面的专家谭邦杰、黎先耀、郑作新、周明镇、汪松、王宗祎等参加了可行性的科学论证，对北至辽河，南至苏北的麋鹿分布故地做了广泛的调查，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北京南海子作为皇家猎苑旧址，作为麋鹿模式标本的产地，作为麋鹿一度在华灭绝之地和三海子依稀如旧的湖泊荒原，基本还保留有原来的自然地理风貌，无论从文化历史意义还是从自然生态角度考虑都是重引麋鹿的最佳地点。当作为贝福特公爵的曾孙的塔维斯托克侯爵听了玛娅带回的这一消息后十分兴奋，当即决定赠送20头麋鹿给中国，重新放回南海子。在给环保局金鉴明同志的信中，他热情洋溢的写道：“麋鹿还乡一事，对我和我的家族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您一定知道，是我曾祖父挽救了麋鹿的灭亡命运……120年前，大卫神甫因为科学界发现麋鹿 而载入史册，同时，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在经历过120年漫长岁月后，又致力于把这种著名动物送还南海子老家的人……”
1985年2月27日，由北京市政府、城乡建设环保部、中国动物学会等组成的麋鹿引进小组与乌邦寺的代表于北京自然博物馆签定了麋鹿引返中国的协议。同时在伦敦，乌邦寺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与中国驻英使馆代表也在协议书上签字。北京南郊农场为此慷慨提供土地900余亩。1985年5月，北京麋鹿苑开始兴建。
1985年8月24日，一架满载着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飞机，将22头麋鹿（其中两头给了上海）从英国乌邦寺运抵北京，当晚运至南海子麋鹿苑，终于实现麋鹿百年回归的夙愿。后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伦敦举行的一个欢迎中国领导人访英的宴会上致辞，曾把麋鹿的重返家园与香港问题的解决同列为中英外交史上的大事。可见，麋鹿还家是中英外交关系的一段佳话，是国际自然保护人士合作拯救濒危物种的创举，是中国政府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成功实施重引入项目的范例。“历尽劫波麋鹿在”，麋鹿即做位一个活生生的富于传奇色彩的物种，同时也堪为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如今，麋鹿保护事业已走过15个春秋，在新老保护人士的努力下，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北京麋鹿苑、湖北石首、江苏大丰三大种群及全国十几处动物园小种群已繁殖成活麋鹿800余头，种群扩散工作仍在进行中。1999年国家环保局与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启动了一个旨在吸引公众参与、以麋鹿保护及其曲折的身世为主题进行环境教育和爱国主义宣传的“麋鹿之友”项目，当时英国驻华大使高德年在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科普大楼主会场颇为风趣地用中文讲了这样一席话：“麋鹿曾因迷路到了欧洲，现在终于顺利还家了，祝愿它永远不会再迷路。”事实上，地球上真正应该防止迷路的，甚至说多少已经有些迷路的物种不是别的动物，而是人类自己。在这纪念麋鹿失而复得之际，麋鹿正以其沧桑多舛的命运和不幸中万幸的结局告诫我们：迷途知返吧！路就在脚下！
郭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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