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信仰·信仰危机

中文本来只有“信”字而没有“信仰”这个词。

信仰是佛门中语，手头有本1948年版的《辞海》，在“信仰”一条下注释得很清楚：“深信三宝而钦仰之也”。还有出处，唐译华严经：“人天等类同信仰”。也说道後来使用的范围扩大了，“凡所钦仰皆用之”，对“信徒”这一条便解释为：“对于宗教有信仰者之称，近称信仰某种主义者，亦云某主义之信徒”。而不管怎么说，这是翻译时借用了原来的信字，中国的“信”与宗教中的“信仰”不是一回事。

中文里的“信”字，铸造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金文）中就有出现。

汉朝许慎编的字书《说文》，对“信”字解释为“诚也，从言从人”。但金文的信字，是取人与长管乐器的形象构成，文字学专家解释为乐器是政府用它吹奏起来召集众人的，表示在大庭广众中公开说的话才可信。（见上图，据许进雄：古文谐声字根，1995，台湾商务印书馆第一版）

商鞅“徙木立信”大概就是在这种场合宣布的。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信”是“是做人的根本，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作为一个人，必须言而有信，即讲信用，所以有“一言九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些说法。作为一个国家，更必须上下左右大家都讲信用，互相信任。民无信不立。做君主的，更不能失信于民，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覆灭的故事便是告诫“天子无戏言”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信仰是一种宗教语言，现在世界上一般还是如此认识，所以我用雅虎中文搜索“信仰”二字，出来的网站都是“宗教”一类，计1176个，基督教最多，598；佛教也不少，454。其他宗教办网站的就很少了。这个数字包括全球华文网站，使用简繁体字的都在内。如仅是简体字的，总共只有261个。这大体上反映出，在中国，信仰最热的地方在台湾省或者还有香港。这些地方和西方也有讲“信仰危机”的，指的是人们不那么相信宗教了，而不是说对某主义或某政党失去信任。

将信仰扩展到以某主义乃至某领袖为对象，不知道是不是属于中国特色，在我还小的时候就开始了，1948年版《辞海》说的“近称”就是由此来的。

信仰是绝对的，对主义和领袖也搞信仰，这一来，自己无须开动脑筋，有领袖在那里思想就行了，我的同乡康泽就是推行这一套的积极分子，那时他曾回到老家一趟，其言行举止曾使乡亲们瞠目结舌，还有点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可能是邹韬奋，写过一篇“领袖脑壳论”，着实挖苦了一番。共产党人当然更是要反对将信仰扩展到主义甚至领袖人物，因为这明显地违背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 

1948年我进了北大，同学中的地下党员冯钟广，邀我参加去他组织的学习小组，学了普列哈诺夫的《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还有剪伯赞的《中国通史》、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这些书，让我们根据历史去科学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该怎样走，自己去作出判断。 

1949年暑期，我参加北平市大中学生暑期学习团，在那里听了许立群、孙定国、杨甫等多位理论家的讲课，还有一些领导人的讲话，都是这个精神，特别提到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当宗教是错误的，有的人甚至是恶意的污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是列宁说的)，宗教与马克思主义怎么能是一回事呢。结合中国实际，还批判了报恩思想，说这不是科学的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些话，几十年了还记得。

因此，当我在2002年7月3日10时零5分将“信仰危机”四字输入google搜索，一下子出来3170条，其中相当一部分把今天不少青年人失去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称之为“信仰危机”不禁愕然。

有的说得很明显：甚至说“信仰危机是当今中国社会各种危机的源头”“...共产党统治中国五十多年，毁掉了中国民间的传统信仰，企图建立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彻底宣告失败...”（美国中文电视5月23日消息）当年说的“恶意的污蔑”大概就是指这一类。

有的说得比较含糊，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综合研究课题组马列所分组《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这篇文章中说：“‘信仰危机’的断言决非危言耸听”，但使用的词是“信念”而不是“信仰”；中国社会科学院另一些专家，说“一定程度上的‘信仰危机’不可忽视”，加了限制辞，也似乎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这条底线，但同时又在说“一旦广大共产党员失去了共产主义信仰，一旦共产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社会主义巍巍然兮大厦之将倾！” ，还是把应该是科学的认识当成信仰了。（1999年11月9日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张茂民）

田柯，大概是位作家吧？他不同意有什么“信仰危机”，称之为信仰多元化，即“现在的青年，有信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有信科学精神的，有信教的，等等。”（田柯五四前夕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问）科学也被一锅煮了。

也有称之为信仰的多样化，科学、真理、民主、自由、生活、乐观主义、正义、拜金主义等等都被列入。（两代人的信仰  首都经贸大学报，2000年7月15日）“必须努力学习科学理论，社会和国家也必须加强科学信仰的教育”。（信仰：人的精神追求199/03/12光明日报，许启贤介绍刘建军著《追问信仰》）

刘吉教授在与大学生纵论成才报国时，许多话讲的不错，但也在说，“目前确实存在一种信仰危机。”。

这“信仰危机”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刘吉没有明确的解释，但他说过“我们信仰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但不是说共产主义很快就可以到来。对共产主义来讲，谁也没见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也只是一种设想而已。”“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从这些话来看，他说的“信仰危机”也是指有些青年对共产主义不相信了。（南大报773期）

北京一所大学就“我们的信仰”进行问卷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于信仰已经淡漠了，信仰危机确实存在。”问卷里的“信仰”问的就是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两代人的信仰  首都经贸大学报（2000年7月15日， 总第39期）

对“信”、“信任”、“信用”、“信念”、“信仰”、“信仰危机”讨论了这许多。有点咬文嚼字了。但我以为弄清了这些词的含义和它们之间的区别，并非无足轻重，无论如何，总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混同起来。

其实今天许多人说的“信仰危机”，如张祥平所说的：不少干部不勤政，不廉政，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甚至贪污腐败；不少知识分子不求真，不知耻，吹捧关系，打压异己，甚至参与瓜分民脂民膏；不少企业经理而不守约，不守法，钻营取巧，甚至坑蒙拐骗；这三种人恶性示范，上行下效，导致全社会信用缺失，不但引发商业活动中普遍性的信用缺失，雇主与雇员之间同床异梦，而且导致犯罪数量急剧上升，案均规模迅速扩大，恶性程度逐步升级。（信仰危机：君子学海盗，总也学不像  ”）原因复杂，不见得就是缺少信仰，不信马列主义或不信上帝的人未必干这些坏事，有信仰的人干的未必都是好事。这些问题的治理，需要道德与法，而不是靠什么“信仰”。中国远古的以巫治事，西方的政教合一，后来都分开了。今天还想用信仰来求得社会的平和安宁，恐怕也是缘木求鱼，因为要把所有的人都统一到一种信仰下，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存在“信仰危机”的说法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乌杰指出：所谓“信仰危机”，只有宗教家才觉得可怕，对于科学的哲学来说，由于实践赋予活力，根本不存在“信仰危机”，“信仰危机”是宗教的专有名词。当今社会有不少的人借用“信仰危机”这一名词来说明对科学理论的呼唤，这是可以理解的。（乌杰网络学院——系统辩证论）

香港神学界有些人的看法，则甚有新意。他们说“大陆近年来的确有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称之为「信仰危机」也未尝不可。”但“精神空虚焉知非福？”“精神空虚也可以有他解。经上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Poor in Spirit)亦可译为「精神空虚」。它是一种抛弃成见、对真理敞开胸怀的境界。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大陆学术界正在以空虚的心灵纳福。”而“真正的学术界之为学术界，恰恰在于它的科学精神，在于它的理性精神，在于它的不轻言信仰。而中国大陆目前的学术界也正逼近这种「真正的学术界」。在这样的意义上，是很难说甚么信仰危机的。”（神学与文化的互动──浅谈香港神学界对所谓「中国亚波罗」现象的喜和忧，李秋零）

对他们这经，我不大懂，而这些话，如作为一种哲学语言来理解，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我看到颇多的文章中都在感叹改革开放前人们有信仰，社会风气好，但完全忽略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对人，对人性造成的损害，忘却了那时成千上万的人受到的精神上肉体上的迫害乃至消灭，而这一切悲剧的产生，恰恰是因为有信仰的作用。

杨叔子院士为中国不曾有一部相当《圣经》或《可兰经》那样的经书而感叹，但这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很值得研究。杨一之先生指出的，中国人没有宗教的偏执狂，没有出现过宗教战争，也没有教派间千百年仇杀的情结，我看与没有这样全民投入的经大有关系。

其实历来就有人要把孔子或老子的学说当成宗教那样树立起来，但这种作法本身就与孔子、老子的学说矛盾，并未见效。因此我对杨院士提倡读《老子》《论语》其实并不担心。其实应该说这样的“经”一度是有过的。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曾天天读，杨院士大概也有此经历，可能也觉得这本经不大好念，才想起了《老子》和《论语》。

对“信”和“信仰”等词语咬文嚼字一番是有必要的，不能将两者混肴起来。我以为，中国社会缺少的是“信”而不是“信仰”。

陶世龙，2002/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