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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精神危机与精神分析的作用



作者:弗洛姆    转贴自:不详


一、当今精神危机与精神分析的作用

     美国:弗洛姆

在展开这一课题之始,我们必须反省在这生死存亡的历史时期,西方人在精神上所经历的危机,以及精神分析在这一危机中所起的作用。

    虽然大部分西方人没有自觉地感受到(可能大多数人永远不会站在激烈批判的立场上意识到这一危机)他们正经历着西方文化的危机,但至少有一部分持批判态度的观察者已承认这一危机的存在,并了解它的性质。这一危机可描述为诸如:“不安”,“厌倦”,“时代病”,“麻木不仁”,人的机械化,人与自己、与他的同胞。与自然界异化。人追逐理性主义,已到了使理性主义变得完全非理性的地步。从笛卡尔以来,人就日益将思想与情感分离;人们认为只有思想才是合理的,而情感本质上即是非理性的。人被劈成两半,一半是知性,这被认为是真正的我(1),它要支配另一个我(me),如同支配自然一样。用知性去支配自然及所生产的越来越多的物品,成为生活的最高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人把自己变成了物,生命变为财物的附属,存在(to be)被占有(to have)所支配。在西方文化的源头——无论是希腊还是希伯来,生活的目标是追求人的完美;而在现代人这里则是追求物的完美,以及如何创造它们的知识。西方人现在处于一种不能体验情感的人格分裂状态,因而感到焦虑、抑郁和绝望。口头上他仍把幸福、个人主义和首创精神视作生活的目标,但事实上他并没有目标。若问他为什么活着,他这一切奋斗到底是为什么,他会感到困惑。有人会说是为了家庭而活,有人会说是为了“玩乐”而活,另外一些人则会说是为了赚钱而活,但在实际上,没有谁知道为什么而活;除了想逃避不安全感与孤寂感之外,他没有任何目标可言。

的确,今日进教堂的人比以往更多,宗教书籍亦颇为畅销,人们比以往更多地谈到上帝。但这种宗教现象只是掩盖着深处的物质主义态度和非宗教的态度,这种现象可理解为对19世纪倾向(以尼采“上帝死了”的名言为特征)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动,这种反动导因于人们的不安全感和认同感。实质上,在这种现象里找不到真正的宗教态度。   

从某个角度看来,19世纪对有神论观念的抛弃,是件不小的成就。人们向现实迈出了一大步。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在一切被创造物中,人丧失了由上帝所指定的支配其他被造物的中心角色。从新的客观现实来研究人的潜藏动机,弗洛伊德认为对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信仰,乃植根于人类生存中的无助状态。人为了克服这种状态,便只能信仰以上帝为象征的父母和他们的帮助。他认为,人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伟大导师的教导,父母、朋友和爱人洋溢着爱的帮助虽能帮助他,也不过是帮助他勇敢地接受生存的挑战,并全力以赴地回应这一挑战。
    
人放弃了如父母般伸出援助之手的上帝的幻象,但他同时也放弃了一切伟大的人道主义宗教的真正目标:克服一己之我的局限,达到爱、客观( objectivity)、谦和,尊重生活从而使生活本身成为生活的目的,使人成为其潜能得以实现的人。这些既是西方各大宗教的目标,也是东方各大宗教的目标。但是,东方没有超验的天父-救主这种观念的负担,而西方的一神教却对这一超验的观念表示强烈的向往。道教和佛教在合乎理性与现实主义方面,优越于西方宗教。他们能够如实地、客观地看待人,因为没有别人,只有“觉者”才能作人的导师;而人们之所以能被他们引导,乃在于人入内心里皆有觉醒与开悟的能力。东方的宗教思想——道教与佛教,以及两者的结晶禅宗,所以对当今西方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原因即在于此。禅宗帮助人们为其生存问题寻找答案,这个答案本质上同犹太教一基督教的传统答案并无二致;但禅宗的答案却不违背理性、现实主义与自主性,这正是现代人的极其可贵的成就。东方的宗教思想比西方的宗教思想更合乎西方的理性思想,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悖论。


作者:弗洛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