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不再崇尚英雄的时代，一种精神和气节也从这个民族逐渐失落。当一些身影穿越滚滚红尘，孤独而决然地前行，是否能让我们疲惫的记忆唤醒一些什么?  

　　“人还是应该有一种精神、有一点追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梁从诫先生沉缓地说。

　　他已68岁，但看起来要年轻十几岁。这几年，他和“自然之友”深交了一些平凡而执著的属于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的精神让他感动，让他时常血液奔腾，让他完全忘记老之将至。

　　           “环保不是一件热闹的事”

　　 1995年10月26日。东京。日本新闻俱乐部。

　　 梁从诫先生郑重地接过1995年“亚洲环境奖”。这是由日本和韩国媒体联合设立的国际环保奖。中国的“自然之友”是获得该奖的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梁先生在答谢辞中说： “ ‘自然之友’成立只有一年多，与中国面临的严峻的环境问题相比，我们所做的太微不足道了。这次荣幸获奖，与其说是对我们取得成绩的奖励，不如说是在提醒我们，前面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在等待我们去努力。”  

　　几年前，梁先生来到宁夏考察。在干旱的沙漠地里，他看见一对姐弟手提破铁桶，用小耙子四处挖发莱，晒干后；卖几分几毛钱。这便是维持一家生计的费用。 挖发菜会造成水土破坏，但梁先生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们。那个小男孩，除了眼眶和嘴的周围是白的，整张脸就像一个黑壳子。在这严重缺水的贫因地区，他们长大至今大概没洗过脸吧。 “每当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总是说不出话来；我能说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能为他们做什么?太无力了。对那些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系的人们谈环保，我有一种犯罪感。”

　　 正因为对中国国情有切身了解，梁先生和同行们给“自然之友”确定的行动宗旨是：不唱绿色高调，从身边一点；滴做起，以环保教育为主，提高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环境保护意识。  

　　几年前，年近如的日本治沙专家远山正瑛和儿子远山正雄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内蒙古恩格贝沙漠植树，从此把那里当成了家。当梁先生听说至今没有中国志愿者去参加植树时，深为震动地说：“这太不像话了!别人不去，我们‘自然之友’不能不去。” 从此，自费买树苗、自费去恩格贝沙漠植树成了“自然之友”组织的固定节目。  

　　5年前，梁先生应邀到一家国家机关演讲那天，只去了5个人。梁先生平静地说，如果我能在你们5个人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如果环保这个工作一呼百应，那也就不用我们来做了。正因为它不被关心，被遗忘，所以我们才要来做，并把它坚持下去。

　　 昆明的会员王愉，在自己的大学里搞了个绿色社团，会员已有几百人。她写信给梁先生说：“梁老师，当年你到我们学校演讲，在我心里播下了一粒种子，现在这粒种子已经变成了一片小树林。”  

　　如今， “自然之友”已有许多会员和1000多个会员团体。今年， “自然之友”将增加新的环境教育项目： “羚羊车”流动教学网；与青基会合作开展“绿色希望行动”。 “自然之友”的声音将会在更多地方传播开来。 对络绎不绝前来采访的中外媒体，梁先生总是动情地说：“不要写我个人，写环保吧。写写那些志愿者们，他们默默无闻地做事，他们那么可爱。7年前，我只有几十个好友，现在，我有成百上千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是‘自然之友’使我们走到了一起。”

             “像我这样的人多到得不了奖就好了”

　　 这位当初对环保一窍不通的历史学家，如今，三句话不离环保现状。他有些悲观，为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为国人越来越物质化的生活理念。 他特别怀念逝去年代里那种“士”的精神气质，那种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 如多年前，疾病缠身的母亲跟儿子聊起抗战，那时，日本人在中国版图上节节挺进，到处是逃亡的中国难民。梁思成和林徽因商量好了，如果日本人打到家门口，就跳窗外的长江。 梁从诫望着病榻上虚弱的母亲，蒙了： “那我怎么办?’’ “真要到那时候，也就顾不上你了。你不是从小就听我们讲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吗?；”  

　　回忆前尘往事，梁先生的眼眶湿了。 梁先生家里，至今保留着父亲从画报上剪下来的一幅画。画面上只有一碗冒热气的意米羹，梁思成上书：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喝上一碗这样的粥。 在四川农村那样贫寒的境况下，母亲却经常给儿子讲米开朗琅罗，讲贝多芬，让年幼的儿子与她一起读《猎人笔记》，体会俄罗斯美丽广袤的大自然。父亲教儿子画画，一起做各种玩具。在那种艰难岁月里，父母亲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等扛鼎之作。  

　　“印象中，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欢笑。物质生活虽然极度贫乏，精神上却很富足。” 可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享受那样简朴又丰厚的生活了。 “是不是大把大把花钱、有汽车、住洋房就是人类的幸福生活?还是说你对幸福生活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物质上简朴一点，精神上丰富一点，有没有可能?”梁先生激动起来。 其实，想过好日子，本无可厚非，但若不择手段，不顾及别人，甚至不惜以破坏、践踏生态环境为代价，则是对大自然的一种犯罪。

　　 去年，在《财富》论坛上，梁先生质问台下那些全球经济巨头： “你们纷纷来到中国，无非是想在中国这块大蛋糕上切更大的一块市场份额。可是，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方式，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按1990年官方统计，中国人均能耗只有美国的十四分之一。如果现在中国要达到美国1990年的生活水平，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中国都还不够。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 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

　　" 或许，当今的人类就像坐在“泰坦尼克号”上，你有一等舱的乐趣，我有二等舱的活法。突然有一天撞上冰山，停也停不下来，拐也拐不了弯，大家只能同归于尽。

　　 面对无语无告的大自然，有论调说，经济要飞速发展，环境破坏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梁先生为此忧心。 “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只有注重对环境的保护，才能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完全可以协调一致。否则，那种短视行为必将遭到自然的惩罚，结果是得不偿失。”

　　 1999年，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协会共同将“地球奖”颁发给梁从诫先生。梁先生在答谢辞中说： “什么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多到得不了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