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为什么失败 2

    李自成是崇祯十三年，大概是旧历十月间进入河南。在进入河南的时候，他曾隐伏在汉水以南，郧阳府的大山里(包括现在郧阳地区、汉水以南部分)。人数很少，暂时隐蔽对他有好处，因为当时对明朝危害最大的不是李自成，而是张献忠。明朝几乎以最大的力量来进攻张献忠，这就给李自成造成了机会，可以避开了战争，休息人马。等到十月间，他突然出现了，以最快的速度，从郧阳地区进入河南。走河南的淅川县进入河南，人马不多，河南地区当时没有多少军队。明朝的军队都调走了，全部被张献忠牵制了。明朝的后方空虚，又值河南一带灾荒连年。李自成进入河南以后，就号召饥民提出一个口号，大家都知道“随闯王，不纳粮”。跟随他可以不向官府纳粮，三年免征。他到的地方，三年以内不征粮。提出这个“均田”，我不同意历史家把“均田”口号强调得太过火了。为什么不同意呢?“均田”，必然是政权稳定之后才提出来。李自成虽然提出来，并没有实行。没有政权，你怎么实行“均田”?局部地区的战争停止了，也不行。必须建立巩固政权才能谈“均田”。“均田”也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暂时一个改良主义。如果不从具体问题出发，我首先问你，什么地方实行过“均田”?恐怕谁也答不出来。他没有巩固政权，没有占领过地方，“均田”从何谈起呢?最有效的是三样法宝：一个是三年免征；一个是随闯王不纳粮；还有一个开仓放赈。还有第四个也有效，就是不杀知识分子。举人秀才，只要你不反对我，不杀。为什么放在第四?广大群众才能决定历史的方向。当时是三年免征，“随闯王，不纳粮”这个口号，非常有效。明朝财政枯竭，除地丁粮赋之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老百姓负担重极了。“随闯王，不纳粮”对号召农民，号召中小地主，非常有效。所以李自成的力量，不仅建立在贫农身上，那个时候，阶级观念不像现在这么清楚，力量也建立在中小地主身上。中小地主对纳粮负担，感到特别痛苦，我们说李自成代表农民，代表贫民，这话不符合封建社会的情况。我们今天有阶级分析，阶级路线非常清楚。农民起义，缺乏这种阶级觉悟。农民是个自在的阶级，而不是个自为的阶级。他没有一套“农民的哲学”。所以他的力量，除建在农民身上之外，也建立在中小地主身上和小商小贩商人身上。但是封建社会怎么构成的，他将来做皇帝还是依靠大地主，还要依靠官僚。不可能不依靠官僚。事实上，后来证明，他到处拉拢官僚。所以说他到了河南，提出“随闯王，不纳粮”这个口号，非常有效。三年免征是给人一个希望，如果闯王站稳脚，这三年不纳粮的确给人以希望，这有效，这叫做乱久思治，大家痛苦久了，痛苦了十几年，现在来这么个人物，替老百姓着想。这老百姓，包括中小地主、包括农民，希望他成功。还有这第三个：开仓放赈，那时明朝政府没有力量来赈济饥民。李自成力量从哪里来呢?李自成专破山寨。他在伏牛山中，破了四十八个山寨，这个数目确不确，不敢说。他进入河南以后，没有破一个县城，专破山寨。为什么不破县城?我们有一句老话：大乱住乡，小乱住城。如果小乱，那个地方有小股土匪出来，住在城里边比较保险。如里是大乱，住城里不保险，一攻就破。当时大地主、绅士都住在山寨里，住在山里，粮食财产集中在山寨里，山寨有地主武装保护，所以攻破了山寨就有粮食，有钱来赈济饥民。这样，饥民到处来跟随他，来欢迎他。另外作些宣传，编写歌谣，“随闯王，不纳粮”这条歌谣都出来了，所以力量壮大很快。这是崇祯十三年冬天。到了崇祯十四年春天，正月间就破了洛阳，不是用武力打开的，而是内部叛变，没有经过激烈战争就进了洛阳。洛阳有个福王，是崇祯的叔父，是当时最富的一个王。进洛阳以后，就杀了福王，用福王的钱来赈济饥民，来扩建部队。所以，李自成是这样起来的。那么明朝是不是没有军队跟他打呢?不是的。从整个战局说，明朝失败的因素很多，从局部条件来说，明朝还是有军队的，可是明朝在一开始就两面作战。北边跟满族作战，国内与各个地方农民武装作战。对满族作战是明朝最大的一个负担。许多精兵都要对付满族，而常常打败仗。对农民起义武装作战，决不仅仅李自成一个，起义的地方很多，李自成只是一部分。这样搞了十几年，搞得明朝财源枯竭，兵源枯竭，一点办法没有了。而李自成趁这个机会进入河南扩大力量。破了洛阳之后，就把明朝末年农民战争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从这以后，农民起义部队，特别是以李自成为代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而明朝被动了。这是李自成的黄金时代。但是，任何事物在胜利中常常滋长着失败的因素，李自成悲剧的因素也从他胜利中产生了。李自成在军事方面不断胜利，可是忽略了一条，不懂得每占一个地方，建立初步的政权，这设官理民关系着政权的巩固。李自成有没有这个力量设官理民呢?有，但没有做，这是形成他最后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你要设官理民，才能够恢复生产。因为没有设官理民，所以生产继续破坏。刚刚进入河南，老百姓对你是欢迎的，拥护的。但过了两年，老百姓没有恢复其生产，负担继续加重，你说不向老百姓征粮，你向地主豪绅们要钱，豪绅、地主的钱、粮是从哪里来的?还是从农民出来的。因封建生产就靠农业，地主自己不种地，土地所有权还是地主的。所以看起来不直接向农民要钱要粮，但每到一地，向豪绅地主下令，限期给多少骡马，给多少粮食，给多少钱，实际上豪绅地主的粮食，还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反因战争一年年继续，农民继续痛苦。原来农民把他看成救星，日子久了，不能满足农民的愿望，只依靠战争胜利一步步前进。老百姓就拥护你?生产就搞好了?不会!这一套很简单的政策，进不了李自成的脑子里，你看怪不怪?到底为什么没有，我不能完全肯定。我研究这个问题，与李自成内部矛盾有很大的关系。李自成部队到崇祯十四年加入了一个罗汝才，绰号曹操，跟他的武装力量相差不多，这是一个性子猛烈的人。当时合作的条件，是每攻破一地，所得的财产四六分，李自成得六成，罗汝才得四分。李自成如果不能紧紧抓住罗汝才，罗投降明朝，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情。如果罗汝才与张献忠合作，对李自成的危害也很大，所以紧紧抓住罗汝才，这个矛盾一天不解决，就会影响到建立政权。你说这几个府、几个州、几个县的地方官，那罗汝才是不是要放呢?他要放，原来四六分么!这个矛盾没有解决，一直到崇祯十六年正月间，占领了襄阳、钟祥、荆州这一带，五月间杀了罗汝才，这个矛盾解决了，开始在一些地方上放官，但时间就晚了。这时是一直没有建立政权，没有恢复生产，使老百姓对他失望。这是他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说老百姓判断一个事物的观点，不像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认为你是农民起义英雄，就拥护你，那时则不然。老百姓不喜欢说话，他讲物质条件，任何人都讲生儿育女，讲吃饭穿衣。这些物质条件满足了他，他就拥护你；你不满足他，他不拥护你，这是非常现实、起码的唯物主义。而李自成就没有满足农民这些地方的要求。在战略上犯了很大的错误。在襄阳的时候，讨论下一步怎么办，才建立政权，叫新顺朝。他成为新顺王，开始建立中央政权。建政权以后，就讨论下一步用兵怎么用法。当时，有人提出来从汉水长江东下，占领南京，以南京为京城，然后北伐。这个战署是有道理的。因明朝末年，北方农村破产，而南方比较完整，江南财富还是没有破坏，连北京的供应都主要靠南方。如果先占南京然后北伐，也许是着好棋。现成例子：朱元璋占领南京，然后消灭了群雄。我们这一带是陈友谅的地方，包括江西。长江三角洲是张士诚的地方，浙江一带是明玉珍的地方。朱元璋占领南京之后，先消灭了浙江一路，随后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打败了陈友谅。陈友谅死了，朱元璋继续向西进军，占领了长江上游。回过来进攻张士诚，张士诚建都在徐州，整个长江中下游变成了朱元璋的领土。这个优势很重要，首先是财政方面，经济方面有了一个巩固的基础。然后再统一中国，再北伐。先消灭了元朝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这是成功的道路。当时，李自成如果进攻南京，是符合这个经验的。至于将来会不会失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在讨论的时候，李自成认为太缓慢了。经营长江以南，然后再北伐太缓慢了。有人提出个冒进的方法，从襄阳出兵，通过河南，直往北京。这个办法，快是快，可是有人感到不妥当，因为明朝还有一个总督叫孙传庭，这个人很能干，住在西安。如果是大军北伐，通过河南直攻北京，万一北京城攻不下，而孙传庭从潼关出来，退都不好退，怎么办?所以这个战署也放弃了。第三个战署据说是钟祥人顾君恩提出的。首先占领西安，以关中作根据地，然后出兵北伐，进攻北京。这个战略好，因为他可以退，可以守、可以攻，特别是适合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的乡土观念。因为他大部分是陕西人，乡土观念很重，如果以西安作为京城，这个他满意，同时，以他家乡的人民作为兵源，办法也好。这一年十月间，再至河南，在郏县一带打败了孙传庭，进入西安，改西安为长安，恢复唐朝都城的名字。这一年十二月间，开始以一部分部队在韩城一带渡过黄河，第二年正月间，以大批部队过黄河向北京进军，主力部队走大同阳和进居庸关。一部分军队由刘芳亮率领越过太行山，走曲阳往北到保定。这个战略好不好?过去历史学家都认为是非常好战略，甚至是伟大的战略。一切事情都是辩证的，都是活的。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不急于进攻北京，两年不进攻北京，局面就完全不同了。占领西安，就连宁夏、甘肃都占领了，汉中一带占领了，四川也占领了一部分，按兵不动，巩固河南、山东、关中地区，花两年时间恢复生产，恢复秩序。北京是个死城，为什么说北京是个死城呢?北京靠江南粮食和财赋、钱。当时李自成的部队已经到山东了，截断了运河，北京成了死城。还有满州的威胁。北京像一个果子在树上，随时去采都可以，何必那么急呢?从西安出兵攻北京是个好的战略，但在运用方法上，犯了冒进主义。好战略变成了坏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