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恢复中的经济分析

王利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在现实世界中，尽管生态过程和经济过程是无法分开的，但从传统意义上讲，生态学和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例如，生态学强调生物的分布、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态系统的变化过程；在生态学家的视野里，人类只是一个重要的生态因子；生态学研究一般不描述经济力量对生态变化的巨大影响。经济学描述各种各样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源，讨论市场力量在决定这些资源中的角色，不描述经济行为对生态功能发挥的负面影响。

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例如空气、土壤、水和生物多样性之所以没有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命题，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些资源没有参与交换，因此，也没有必要对其赋予价值。随着人口增长和需求的增加，环境资源的有限性日益突出。为了扭转这种状况，生态问题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对经济学家而言，更好地理解经济因素如何影响其研究的系统也是非常必要的。对生态学家，尤其是对从事生态恢复研究的生态学家来讲，不管个人偏好如何，不可能不涉及到经济的框架。

经济活动最终依赖环境资源基础，环境资源基础包括产生多种服务的生态过程。这种资源基础是有限的，已经遭到大量的破坏。Daily(1995)估计，由于土地利用的影响，地球上43%有植被覆盖的陆地表面降低了供应人类获益的能力。

一、生态恢复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幸运的是，对很多类型的土地，恢复是有很大潜力。恢复或重建生态系统的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然而，要使恢复的理由更充分，用经济学的术语分析所获得的生态效益和恢复的成本是非常必要的。经济学可定量恢复的整个价值，并将恢复成本和恢复价值结合起来。生态中融入经济分析有价值的一步是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识。然而，经济学家要象生态学家那样更精确的定量我们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变化，却是一个挑战。

经济分析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证明了不利于生态恢复的因素的存在。生态恢复不能单纯依靠完全的市场。许多收益是以对社会整体有利的生态系统服务形式体现。这些收益，尽管是真实存在的，从来没有反映在关心项目短期财务平衡经济人的资产负债表中。上述理由支持为了当前和将来一代的社会产品，需要对恢复项目进行补贴。如果我们能将生态和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我们的生态恢复就不仅仅是被看成是用在发达国家的奢侈品，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逆转全球环境退化并获得可持续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恢复对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大量好处，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尽管这些好处来自自然生态过程，例如营养循环和分解产品，但是可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因为他们象商品和服务一样，有经济价值。认识到这些好处也能说明生态恢复中进行经济研究的必要性。

二、生态恢复的成本

从现实角度讲，考虑生态恢复成本是生态恢复的逻辑起点。但是，尽管恢复成本很重要，却很难得到生态恢复成本确切的信息。可能是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彼此孤立的领域进行研究的原因，生态恢复文献中很难见到有关这方面主题的文章。

不同生态恢复途径的成本差距很大，主要决定于恢复地的大小、毁坏的程度、补救行动的快慢、可用的材料以及执行项目过程中的技术难度等。

1、恢复成本的大小

生态恢复成本是惊人的。如美国加利福尼亚污染湿地的复原，每公顷的成本超过50万美元。其他类型的受污染土地，由于去除或者分离有毒物质的技术难题以及所要求的安全标准高，通常是非常昂贵的，尤其是在城市地区。例如，英国的平均恢复成本是13.52万美元/公顷，美国单是生态恢复的环境评价费就达到9万美元/公顷。

考虑生态恢复成本的大小程度可将其与恢复地的市场价格比较。恢复成本经常高于恢复地的潜在价值。例如，欧洲和美国农地市场价格一般在2000～5000美元/公顷，购买林地的花费要更少。

2、成本依赖于恢复目标

从严格意义上讲，生态恢复意味着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恢复项目的目标通常是产生或者再生被精确定义的特定的物种栖息地。通常要求恢复地在特定期间内满足物种多样性和功能的等同性。这种严格的要求可能加大恢复的成本，因为要求在规定的时间获得一定的结果限制了利用自然演替进行区域发展的机会。例如，恢复中涉及到用手工种植选择的物种，成本因此大大增加。

即使恢复的目标不是生成确定意义的群落，仅恢复有生产能力的土地，例如农业用地，成本也非常高。例如，在西欧，将采矿废弃地恢复用于农业耕种，由于其生产率低，恢复是昂贵的选择。相反，将恢复地用于其它用途，例如消遣娱乐，成本要低得多。

通常，污染土地的恢复、城市湿地的恢复成本高，将土地建成自然保护区或者用于娱乐的成本较低。例如，恢复洛杉矶120公顷湿地的成本是每公顷10.23万到51.16万美元/公顷。然而，恢复农地到湿地相对要便宜得多（1100美元/公顷），并且容易实现。

3、小项目比大项目相对更昂贵

Bradshaw 和 Chadwick(1980)论证了恢复尺度对成本的影响，通过计算Swansea峡谷39公顷地块和同一地点4公顷地块的恢复成本，结果是前者10.13万美元/公顷、后者35.07万美元/公顷。小地块恢复成本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进入恢复地交通不便增加的成本、生态系统进化需要的保护措施以及在建设新的栖息地的过程中利用自然生态过程的机会有限等。

4、恢复不总是为了有利可图

高额的成本一方面反映处理生态破坏的技术难度，另一方面也反映恢复方的经济势力和公众对恢复的要求程度。自从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大量开展恢复行动，原因是公众对政府的压力和公众对健康的关心。美国通过立法对采矿行为征税并且对污染者进行收费，为污染地的复垦和湿地的恢复得到了大量资金。例如，1986年，美国“大型资金再授权修正法案”扩大5年复垦规划基金，从最初的16亿美元扩大到85亿美元。如果包括污染地区恢复的交易成本，实际成本还会更高。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水污染的持续增长，美国管理水生系统的联邦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增加5亿美元的预算用于密西西比河上游和基西米河的恢复。

尽管增加生态恢复资金是受欢迎的，但能否产生成效却很难说清楚。例如，尽管美国有大量资金投入湿地恢复，成功的项目却是有限的。对美国环境保护局公布的75个项目分析，表明31%的项目是成功的，19%被认为是不成功的，44%的项目由于没有足够的监测数据难以判断，剩下的6%由于实施时间不长，还不能定论。

5、价格低的方案通常是可奏效的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成本主要依据目标。土地的一些用途，例如森林和自然保护，比其他恢复（例如农业）要便宜不少，后者不需要大尺度的景观改变。然而，便宜的方案往往需要的时间也长，由于他们要依靠更多自然过程生成栖息地，例如土壤的发育和物种的引入。例如Trepagnier, Kogashe和Turner（1995）建议路易斯安那州在先前的农地上移走大堤然后用洪水漫灌作为恢复湿地的一种便宜的方式。他们的保守估计认为通过自然演替的方式恢复速率是每年1%，意味着每公顷的成本只有1美元，只占多数湿地恢复非常小的一部分，但是必须以长时间作为代价。除此之外，成本低的一个成功案例是纽约市在复垦的废料堆上加速林地物种建设而建立一个小树林用做鸟的栖息地。

6、即使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成本也不便宜

发展中国家，通常不选择西方国家广为实行的那种昂贵式的恢复方式。然而，很多地方对恢复的需求也是很迫切的。例如，在中国，靠复垦增加农业用地。通常采用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通过复垦增加作物地，这种方法非常昂贵（每公顷至少投入950-1900美元，而每年每公顷的平均产量仅有150美元）；另一种是增加低产作物地的生产率。增加20%的产量，需要平均40-60美元/公顷的土壤投资。考虑主要食品的价格（例如，猪肉1公斤1.44美元，稻米1公斤0.48美元）以及当前农业用地的租金（1公顷每年平均90美元），第一种方案似乎不现实。

然而，这些成本和花费比在中国采矿地上的花费要少得多。露天开矿恢复的总成本，包括地点勘探、移土、排水、围栏、表面处理和美化、肥料、种子和栽种植物，可达到1900—2600美元/公顷，深层矿的恢复成本为7800美元/公顷。其他发展中国家，状况类似。一般说来，恢复成本比发达国家要低很多，例如，发展中国家山地流域的恢复与管理成本可能在70～520美元/公顷之间，但是与这些国家较低的收入相比，要高得多。

生态恢复的花费通常远远高于土地潜在价值的问题很严峻。地球表面大面积土地迫切需要恢复，但是仅从经济角度看，这项工作又是不可行的。也就是说，恢复项目通常要依赖非正常的经济环境。一种状况是土地的价格很高，例如在发达国家的居民集中区。那里，恢复地块的成本类似地块进行建设的满意度有关。这种情况下，恢复的任何成本都可以从经济上得到证明。另外的背景是，对一个非常昂贵项目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恢复，例如，建设高速公路和输油管道，或者开采矿物资源。恢复的成本远远地超过土地的市场价值，因为恢复的成本与高额的利润相比，要小得多。

如果生态恢复只是在这些特殊的背景下进行，成本和价值的关系就显得不重要了。如果我们打算对世界陆地表面相当大比例需要恢复的土地进行大幅度的改善，我们必须承认恢复的成本和收益。因此，迫切需要的是找到一个能在大尺度上降低成本的新方法。另外的挑战在于提出生态恢复的经济论据。这需要理解恢复地的总价值，包括那些没有反映到土地的市场价值中的服务价值。

三、生态恢复的收益评价

Filion和Adamowicz(1994)将生物多样性的利用分为五大类，为生态恢复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一种收益是直接使用自然资源，例如生产木材或者恢复一块地用于狩猎；第二种是直接利用而不消耗自然资源，如恢复地用于娱乐和旅游；第三种是自然资源的间接使用，包括其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中的角色，例如洪水控制、侵蚀防治、害虫防治和消除污染物污染等。第四种是可选择的用途（Optional uses），是指那些在将来某一时点上与资源使用可能有关的用途；第五种是消极使用（Passive uses）（也称存在价值），是那些由于对自然环境的同情所激发的、对后代的利他主义或者对自然的责任和管理义务。消极价值的重要性不应该被过低地估计。

评价环境改善的收益价值存在几种不同的方法。直接耗用资源价值评价的困难最小，因为直接利用其市场价值进行评价是可能的。如果存在一个产品市场，这种方法相对来说是直接的，可用到范围更广的商品生产中，例如农产品、林产品和渔业产品中。在不能进行产品交换的情况下，可使用替换成本的方法，通过与可交换的物品进行比较评价产品的价值。例如，被捕猎的野禽的价值可通过考虑家禽的市场价格来估计。

有多种多样的方法评价环境恢复非耗用资源的价值。一种方法是评价与旅游或者娱乐有关的可利用面积的实际花费。Filion等（1990）通过调查旅行者用在交通、住宿和装备的花费来评价生物多样性非耗用资源的价值。这个信息提供了到达该地区的人所花费的部分价值，可以被同样用于恢复地领域。另一个相关的方法是旅游—成本方法，被用于估计公共地的娱乐价值。从旅游行为可以估计参观者花费在该地点上的价值，或者环境质量改变的价值。旅游成本由如下几部分组成：货币成本、达到旅游区所花费的时间以及进入该区域的费用。另外的一种方法是条件价值方法（尽管其有效性存在着争议）。这种方法通过设计详细的调查表，调查被调查者愿意放在资源（例如恢复的生态系统）上的价值。调查的问题包括人们对生态改善而付费的意愿，对提供的新产品和服务付费的多少，以及对其他收费（例如增加税收）的看法。目的是建立人们普遍认同的资源价值观，就象存在市场一样，以市场价值表示。

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恢复价值估计方法通常依赖对这些服务的替代成本进行估计。例如，用沙丘和盐碱滩进行沿海防护可假设被建设海堤来替代。如此结构的估计成本提供了生态系统建设的替换价值（surrogate value）。在农地播种野花带繁殖益虫的价值，至少理论上可通过减少农药的使用量而节省成本的方法实现。然而，我们还是缺少准确的生态知识来对收益进行评价。

当计算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个价值时，上面所列价值的不同组分，结果会非常令人惊讶，尤其是在湿地中。例如，Jaworski和Raphael(1978)对加拿大五大湖地区的湿地价值进行了估计，根据每天的使用价值和湿地产品的批发价值，每公顷每年总收入是1600美元。对同样的湿地，Tilton(1978)使用“生态系统—替换”的方法，估计控制营养流失和处理废水的成本，两项研究加在一起总价值为4700美元/公顷.年（1980年价）。其他湿地研究也计算出非常高的湿地价值。加拿大湿地利用评述中（国家湿地工作组，1988）描述水净化和污染降低的功能是5.13万美元/公顷，调节洪峰的价值为13.95万美元/公顷。Thibodeau和Ostro(1981)计算了马萨诸塞州Charles河流域湿地每公顷的价值为63.2到78.59万美元/公顷。北美东海岸生长Spartina的盐碱滩的经济价值估计在1.68到7.35万美元/公顷。

四、生态恢复的经济变量

从事生态恢复的专家，通过设计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生态恢复经济收益的变化、生态价值是如何根据生态系统过程受干扰的程度而变化以及生态价值和恢复成本的关系。

生态价值是如何根据生态系统受干扰程度而变化的呢？首先定义生态总价值等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非市场价值）和自然品的市场价值之和。从纯自然生态系统开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非市场价值）是最大的，随着干扰程度的增加，其数值呈直线下降；而自然品的市场价值很低，其价值取决于收获植物和动物的价值（直接价值——耗用自然资源）和利用（例如旅游，是直接价值，但不耗用自然资源），随着干扰程度的增加而逐步增加，最大价值是受干扰的土地系统，被用于完全的生产过程，例如农业或者林业，在此基础上若继续受到干扰，市场价值会下降，最终降到最低点，此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降到最低点，即发生最严重退化而失去价值。实际上，这种假定可能是真实情况保守的陈述，因为高度退化区代表的是一个真实的成本，需要采取措施保护公众的健康并免受污染的影响。随干扰程度的增加，生态总价值缓慢增加，在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值之前的某一区间，达到最大值，随后，又开始下降。

从经济角度，恢复有三种方案，每种方案成本的范围不同。方案一是严格意义的恢复，是建立一个与参照生态系统对照的具有确切定义的物种构成和相等功能的生态系统。如此的规范通常意味着高昂的恢复费用，如果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成本将会更高。方案二瞄准重建土地以获得最大农业生产力。这种重建也是非常昂贵的，有时从经济上是亏本的。方案三是一个便宜的重建过程，目标是建立一些植被，这种方案通常是可用资金非常有限或者土地的生产潜力很小的严重退化区的选择。

整个收益评价的简单模型可非常有力地说明恢复的理由。然而，尽管整个评价可能代表生态恢复社会收益的现实评价，并不一定代表必须为恢复付费的那些人的收益。实际上，下面几个经济和社会因素可能影响到恢复，尽管整个成本和效益的分析是正的。

1、社会和私人收益

项目的整体收益，包括执行项目人的直接的经济收益以及对社会整体而言的其他收益。但是对恢复者来说后者不能以经济形式体现。恢复者可能简单地看到恢复的收益，根据土地的增加的价值，决定生产或者重建。生态系统服务的收益，例如减少洪灾和增加生物多样性，尽管其社会价值是很明显的，但对土地恢复者来讲，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2、贴现

生态恢复的环境收益通常生效很慢。诸如土壤发育、植物和动物的移地发育，尽管最初的恢复比以前的状态有明显的改善，但过程是很慢的，整个益处需要数10年甚至上世纪的时间才能被观察到。多数恢复项目的经济框架强烈地受恢复的直接经济效益限制，因为将来的收益按价值贴现。在实际中，对恢复者来说，贴现率是主要的利润率。然而，在评价项目的价值时，有很强的社会原因，为了考虑后代的利益，通常选择较低的贴现率。

3、空间尺度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从再生生态系统所获得的收益依靠恢复的空间尺度。无论恢复土地有多小，都会有一些收益。例如，不论植物种在何处，本地土壤侵蚀都会减少；再小的湿地也有助于固定沉积物并且减少营养输出进入排水沟。然而，要想对区域尺度有重要的影响，特定生态系统是需要一定面积的。Baker(1992)估计，要减少河流中的悬浮体，湿地和排水区域的比例大约1：20是最好的。而且，一些效果仅仅在更大尺度上恢复才能产生。正如我们所观察的那样，随着物种丰富的植被带的增加，集约农地整个生物多样性也随着大量增加。更大的生物，例如，鸟类和哺乳动物，只有一种栖息地或者面积很小，不能充分地支持他们。就增加生物多样性而言，当我们增加恢复尺度时，收益因此也增加。

4、未知的和不确定性

经济学家识别自然资源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收益，并且给每种资源赋予一定的价值，有助于我们理解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然而，有两种因素限定我们的进一步分析。一种受我们当前知识的限制，例如，对生态系统特定物种发挥功能的重要性，我们仍有非常不完美的理解，因此，很难给生物多样性赋予一个确切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有些问题我们永远不会弄明白。在将来未知的条件下，一定物种的存在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怎样的影响？在评价自然资源过程中，预防原则说明整个价值必定比我们通过加总已知的收益来简单地估计总收益要大。

所有的这些因素意味着恢复通常不是自由市场能解决的事情。由于许多来自于恢复的收益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传播，政府干预的一些形式通常是必须的（例如，直接为项目提供资金，补贴，税收激励，或者规划激励等），以确保社会获得全部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