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野山猪躺在笼子里，前蹄的锁链深陷肉中，已皮开肉绽。几只刚出生的小猫犹在蠕动，突然，不知谁家一只狗跑出来，将一只小猫狠狠咀嚼起来。 

　　古人说，“君子远庖厨”。但我们仍要执著地进入这一现场，注视宴席的幕后—我们不能无视许多动物在成为佳肴以前，被残忍虐杀的真实。 

　　死亡之旅 

　　在广州西郊这一动物集散市场，每天有无数生灵从全国笼运来此，然后被售往省内各地——不仅有猫狗禽鸟，也有果子狸、山猪、蛤蟆、甚至蝙蝠。刚刚被国家林业局从可驯养繁殖和经营销售的野生动物名录里剔除了的蛇，在这里整整一条通道的档口，都在整麻袋地出售。 

　　一名经营野狐狸的山东汉子进货频率为7天一次，火车运载。他告诉记者现在还不是最好时节，这种买卖最旺在冬天，天气越冷，越多人吃野生动物，运气好时，一天可卖100只狐狸。 

　　美国法律规定，动物在火车车厢中没有水或食物的运载时间不得超过28小时。超过时限，必须把牲口放下车，喂食，给水，休息5小时才可再上车。但身处中国的动物显然不享受这种待遇——一辆从洛阳来的卡车，带来了数百只猫和上百条狗。它们塞在小铁笼里，经历了3天路程，没有食物，没有水，甚至没有足够的氧气。然后在终点广州，被人从高高的货车上抛卸下来。 

　　运输过程中最容易发生死亡。动物或是在冬天冻死，或是在夏天热渴而死，或在装载时被其它动物踩死。 

　　一名山东汉子运的一批野狐狸，到终点时死了4只——这是200只狐狸挤在一节火车厢里的结果。野生鸟类更容易发生此类死亡，因为笼里挤压情况更甚。记者看到一辆小货车卸沙鸡，每笼约20只，至少有一两只死的。 

　　缺食导致的虚弱则间接引致死亡。之所以不给动物提供饮食，并非纯为省事。据了解，现在的食客都挑瘦的野生动物，怕肥的脂肪过多。所以酒家将动物买回之后，还要继续实施对之禁食。自然环境下一般3.5～4公斤的野狐狸，经过长途禁食的运输，到达交易市场可能只剩2～2.5公斤，但这却是“最佳出售体重”。 

　　动物“疯人院” 

　　到达交易市场，动物不必承受颠簸之苦，但仍继续其可怕的囚禁生涯。 

　　在这家市场，记者观察到：摊位的笼子多至扩张到过道里。地方还是不够，必须叠罗汉。野山猪的楼上是果子狸，果子狸楼上是野猫，野猫楼上是蝙蝠。叠法各式各样，层层覆盖。 

　　许多铁笼子沾满铁锈，底部结着厚厚的粪便泥垢的混合物。记者看到仅有的一次冲洗，是冲洗狗的大便。准确地讲，是给狗棚清洗而不是为狗洗浴。20平方米里有上百只狗，站满了棚。清洗的时候只有将它们赶到一处，才能腾出空地冲洗。强大的水压把上百只狗逼到角落，垒成一座“嗷嗷”狂吠的狗山。几分钟后，底下一条湿漉漉的死狗被拖出来。 

　　笼子没有统一规格。约有80%的笼子高度限制在20至30厘米之间，即刚好是小型鸟禽或小哺乳动物站立的高度。稍微高大的动物，如果子狸，基本无法站直，只能屈膝伏卧。为了把大的动物装入小笼子里，办法是先把它们的腿敲断，再塞进去。或断一条，或断两条，有的前爪只剩一根白骨，在肮脏腐臭，卫生条件极恶劣的条件下，这些伤口很容易溃烂长蛆。 

　　横向拥挤情况比纵向的压制更严重。为了方便运输装载，鸟禽经营者常用体积约在100×50×15cm的单个笼子，白鸽大小的禽类能装20～30只，小点的鹧鸪甚至装50只。里面的鸟禽完全丧失羽翅伸展的机会。最难受的应是野鸭，这种体形大而文静的鸟拥挤在一种不封顶的笼子，尽管头上的禁锢解除了，但左右活动的限制更为严重。一名经营者称，她的一个笼子装有100只野鸭，而这个笼子底部面积长宽约200×100cm，平均每只野鸭所占的面积不足一张3A打印纸。哺乳动物一般没有禽类那么身体轻巧，压迫的恶性后果更强。一些有攻击习性的动物如水貂，同笼收装本来就易发生打斗，拥挤更加剧了这种情况。 

　　笼里的动物几乎全是发呆的姿势。有的已不会动了，样子如同濒死。档主骂它们懒惰，摔笼子以期激奋。它们或随着笼子抽搐一下，能一跃而起的动物一只都没有。其实那些断了腿的动物只能半躺。 

　　狭小和肮脏的笼子空间制造出浑浊的空气，对动物是有危害的。有研究指出，尘屑、细菌会伤害鸡的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社区医学系曾为鸡农做过一次空气的危害研究，70%的鸡农眼睛痛，近30%常咳嗽，将近15%有气喘和慢性支气管炎。而动物立卧在这种肮脏腐臭的地方，身体生疮起疱、伤口溃烂的情况经常发生。 

　　根据动物观察家的研究显示，在密集情况下，禽类啄毛和互咬互吃极易发生。拥挤，闷热的棚舍会使烦躁的禽类啄其它禽只羽毛突出的部位。有些动物身上累累伤痕，不仅是被铁丝勒出的，因为多数动物在拥挤状态下还会相互噬啮。拥挤的另一个恶劣后果是动物严重“叠罗汉”导致窒息而死。 

　　曾有国外学者称这种格子笼是“家禽疯人院”——家禽的本能在这里受到压抑，不能走来走去，土浴或伸展翅膀。笼里原来不属同群的不能相互回避，弱者无法逃避强者攻击。西方的动物养殖工业也曾经使用这种小笼子，后来遭致声浪浩大的动物保护运动的反对和制止。由英国农业部指派的布伦贝尔委员会于1965年发表报告，提出动物至少要有足够的自由，即转身、舔梳、站起、卧下和伸腿。这成为动物的“五项基本自由”。到现在，瑞士已废除了母鸡的格子笼。新的养鸡方式让鸡可以自由走动、扒草、土浴，栖息枝上，在有适当材料筑成的有保护性的巢箱中下蛋。 

　　即使是这种粗劣的铁笼子，据这家市场的经营者说，要20元一只。笼子是不卖的，换言之，也就是不换的。他们不会在这里“增加成本”，只会往里面塞更多的动物。 

　　痛毙为止 

　　客户要货，有的直接取走，也有不少要求“现杀”的，市场便私下兼了屠宰场的功能。 

　　屠宰场没有另辟隐蔽的地点，而是各自分散在某个摊位。左右对面为其他档口，所以宰杀可以公开让人观看。在邻的动物也能目睹同类遭戮的场面。 

　　野生动物的屠宰并没有检疫人员在场。工具亦十分简单：刀与棍棒，水，胶盆，大铁锅。如果宰得多，就先扔地上，排队烫毛。动物的血流到地上，与臭污水汇在一起，3～4只躺在血泊中等候处理的羊、狗皮毛上面，群蝇乱舞。 

　　据记者所知，在英国，屠杀业是受人道屠杀法严格管制的。美国也在1958年通过联邦人道屠宰法，其中反对使用古老而野蛮的屠牛斧。按照发达国家的人道屠杀法案，动物应先用电流或电击棒击昏，然后在恢复意识之前割断喉咙。法律还要求必须由技术熟稔的人运用适当的器材来做这项工作。这样是为了让死亡快而无痛。 

　　实际上，电击也不能完全免除死亡的痛苦。美国苏利大学生理学讲师兼使用神经生物学联合实验所所长哈洛德·希尔曼博士说，遭受电击的人，无论是意外触电还是因精神疾病而接受电击疗法，都会感到很痛。现在的电击疗法普遍都是先麻醉再实施。 

　　但也比没有经过昏迷处理要好。这里的动物却没有经过任何减轻痛苦的处理，被宰杀之前经客人挑出后，马上被拉到屠宰场，在神智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刀锋。 

　　这是广州这家动物市场里的屠狗过程：选定一只狗，将它的脖子用火钳牢牢夹住，从笼子里拖出来，这时狗挣扎、狂吠，而刽子手用木棒向狗的头部狠击，一下、两下……躺倒的狗被割喉放血，有的狗这时仍在抽搐。血流尽之后，狗被扔进滚水翻腾的大锅褪毛。 

　　据统计，手工屠宰方式在我国还占总屠宰量的60%以上，市场肉类供应中机械化屠宰率不到40%。 

　　据一名参观过广州某家机械生产流水线的屠宰场的兽医描述，那里的动物同样是没有经过电击而直接死于屠刀之下。另外一名从业人员说一些大型的屠宰场采用电击，则完全是为了方便割喉放血那一环操作，提高生产效率。 

　　后者同时也是广州市宠物协会的理事，他认为因为猪、牛、羊属于生产性动物，其主要用途与猫、狗等宠物类动物有别，所以屠宰最重要的是要卫生安全，严格检疫，防止传染病。是否采取人道的屠宰方法并不十分重要。 

　　我国到现在还没有形成《屠宰法》。全国性的屠宰管理办法只有《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但主要是关于生猪屠宰管理以及保证生猪产品质量的规定，只有第十条提到屠宰要符合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或可与动物死亡时候的痛苦程度有关，但这“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具体是什么却没有进一步规定。 

　　近几年，有人大代表呼吁出台《屠宰法》，但针对的是私屠滥宰、病死畜禽出售、注水肉上市等市场管理问题；政协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尽快制定畜禽屠宰法与国际接轨》的提案，原因是为了避免动物福利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造成影响，也并非出于减轻动物死亡时候的痛苦。 

　　有人或许认为，减轻动物痛苦的呼吁只是无聊的多愁善感，那么他实在应该参观一下我们的动物集市，他会怵目惊心—而我们能看到的动物痛苦，也许仍只是真实的冰山一角。 

　　一个文明的国度，不应当是动物的地狱。 

　　与动物和谐共生 

　　—访亚洲动物基金行政总监谢罗便臣 

　　《南风窗》：请介绍一下国际上动物保护的情况，譬如动物养殖、管理、经营、贸易（包括出口）的国际惯例。 

　　谢罗便臣：所有发达国家都制定了有关动物养殖、经营、屠宰、运输、展览（例如在动物园或马戏团）的法律和规章，以确保这些动物能被以人道的方式对待。 

　　早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多数发达国家就特别立法禁止任何可导致动物个体“疼痛和受累”的残忍行为，不管这些动物是家畜、宠物还是野生动物。如今，法规的覆盖范围正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感知的延伸而扩大。 

　　中国看起来还没有完备的相关立法。一些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捕猎濒危野生动物，例如熊猫，但并不保护动物的生存空间或禁止残忍行为。 

　　使动物福利制度变得复杂的一个问题是腐败。即使法规禁止市场上出售或食用野生动物，但总有人会通过贿赂官员而获得许可。 

　　《南风窗》：可否大致谈谈目前动物的遭遇，比如野味市场给您的印象？ 

　　谢罗便臣：去年一种新型病毒蔓延到全世界30个国家，造成超过8000人感染，超过800人死亡，今天谁都知道它就是SARS。SARS跟三种野生动物有关，其中一种果子狸便是在中国恶名远播的生猛动物集市上发现的。我们跟踪调查此类市场已有18年，希望当局能关闭它们。 

　　如果说SARS期间有什么好消息的话，那就是中国政府在看到食用野味与病毒之间的因果链条之后，果断下令禁止所有的野生动物运输、买卖及食用，为此不惜将全国数以十万计的野生动物没收。 

　　对此，动物保护组织纷纷集会表示支持。5月，大陆有45个团体签署联合声明，要求禁止食用野味；紧接着，香港7个团体，包括我们亚洲动物基金在内，在律师David Chu博士的领导下，发起了一个更大胆的倡言：要求不仅禁止买卖和食用野味，而且把这种保护扩大到猫和狗身上。 

　　我们尽了自己的力量，协调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公众教育项目，以突出食用野味的危害。我们还参与发起建立一个补偿认可项目，以解决野味市场被关闭的善后问题。 

　　中央政府听进去了吗？毫不奇怪，这些天到处都是那些商家、酒店及其他从野味生意中牟利者的抗议声—广州的一个野味市场，一年的暴利可达100万美元。 

　　《南风窗》：为什么会有人对野味趋之若鹜，保护动物有何伦理价值？ 

　　谢罗便臣：饱满的荷包以及显摆的风气，加快了将野生动物推入万劫不复之地的速度。人们追杀最稀奇的物种，不仅降低了这些物种的数量，而且导致了人类自觉和伦理的滑坡。海洋和森林已经在减少，人类仍在食用这些有限的物种，将来我们的孩子将再也无法享受到观察野生动物世界的乐趣。 

　　《南风窗》：在发展中国家，有发展经济、解决贫困等等关于人的问题尚未解决，保护动物也许需要人舍弃部分利益，如何看待动物保护与人的生存问题？ 

　　谢罗便臣：许多国家都有项目使得人类与动物和谐共生。昔日的狩猎者如今被聘作森林的防护员，过去的捕海豹者现在被聘作冰上导游。有例为证，福利团体曾资助西藏农民采取有效的防卫手段，在保护其牲畜免遭雪豹等危险肉食动物掠食的同时，也让肉食动物远离了农民设置的陷阱和枪口。 

　　亚洲动物基金组织向那些因接受我们关闭其动物庄园的提议而导致他们生活受损的农民提供公平和慷慨的补偿。我们与传统的药医一道，力图使当前和潜在的熊胆汁消费者相信，存在多个既安全有效又对动物无害的可替代性选择。 

　　《南风窗》：我们应该基于何种认识、理念来保护动物？ 

　　谢罗便臣：这个世界上，动物个体和整个物种常被不公平地视作可再生的资源或可持续的劳力，我们应当扭转这一偏见。无情利用动物供应娱乐、食物、奖品和药物，然而却忽略其个性的时代实在是太过漫长了。 

　　我们在亚洲扮演的是一个和平变革者的角色，旨在结束把动物视作商品的不合时宜的观念。例如把狗塑造为能替政府部门看家或营救落难者的英雄形象，而不是它目前在亚洲被普遍看作的与猫同样的待遇——我们桌上的另一道菜。 

　　我们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即怜悯少数动物，将带来整个动物界的改善。圣雄甘地曾讲：“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能够从它对待动物的方式上看出来。” 

　　《南风窗》：从您的经历来看，动物保护的最主要困难是什么？ 

　　谢罗便臣：简单地说有3条，就是有些人对帮助它者漠视和无动于衷，而我们又必须干净利落地做事；得把帮助人和动物结合起来考虑，让人们相信保护动物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我们出于一己之私；寻找资助者和志愿者，以及克服我们自己和支持者对动物保护事业进展迟缓的烦躁和疲倦。 

　　《南风窗》：您如何看待素食的问题？ 

　　谢罗便臣：我赞同关于素食是一种远比肉食为主的食谱更为有益健康和环境的说法。即使人们不能完全素食，至少应考虑每周有两到三天这么做。你能在地球日那天为地球所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放弃肉食。 

　　[记者观点] 

　　保护动物，以谁的名义？ 

　　为什么保护动物，依据是什么？ 

　　提醒人类要保护生物链条，保护生态平衡，关心人类自身的未来，是最传统的说法； 

　　提醒人类注意健康，以免病从口入，关心人类自身的现在，是最有威力的说法； 

　　提醒人们正视国际上的动物保护潮流，正视动物福利的贸易壁垒，与国际接轨，是最时新的说法； 

　　这都是保护动物的理由。但不是我们的立场，因为这与保护动物的真正意义所在其实相去甚远。这些理由都并非真正从尊重生命的角度出发。假如滥吃野生动物不会危及人类的健康，假如动物福利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人类是否就不必考虑动物保护的问题？ 

　　我们要明白的是这样一个道理：保护动物真正意在结束人类以自己为中心的物种偏见。揭露和批判这种物种意识形态的偏见之所以极为重要，因为只要存在这种偏见，地球上就总有一部分生命被认为无价值而被抛弃、被压迫。不要以为只有动物才会成为这种偏见的受害者，人同样有此遭遇。事实上，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中的不平等和歧视无不来自这种偏见，比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儿童歧视。当人肉炸弹事件屡屡发生的时候，人类当知道，人类的流血与动物的流血两者绝不是没有关系的。 

　　现代社会追求平等与自由权利，如何能实现？如果人类不能从生命的角度承认任何生物的存在意义（而非可量化的价值），如果人类不是从内心上真正承认物种的平等，如果人类在意识的深处依旧有物我高下的分别，平等观念就无法真正确立起来，就有在不平等之下的生命——包括人——被认为“不配”享受生命的自由与权利。比如，“低智能”人、“小贡献”人，会被认为“不配”享受那么多自由与权利，践踏他们的权利就有了合理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动物的解放就是人类的解放。 

　　如果我们仅仅因为要注意健康，要保护生态平衡，或者为了出口更顺利，才去保护动物，那仅仅是关心我们自己，对动物的歧视态度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以保护人类健康的名义，难道不可以屠杀所谓“有害”的动物？ 

　　从维护人类利益的角度去提倡动物保护的观点，其实隐藏了真正的偏见。 

　　当然，一切关怀动物的主张都会归宿于人类自身，但这种回归应作为一种自然结果，而不应是行为的出发点。人类应该有更高的出发点，如果取法于中，只能得乎其下。正如彼得·辛格所说： 

　　无须仰仗对动物残忍还会导致对人类的残忍此事实，径自认定对动物残忍本身即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