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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乃至中国西部面临新的生态危险



作者:不详    转贴自:凯迪网络|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9417


四川乃至中国西部面临新的生态危险
  
    四川西部的横断山区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林区之一,也是长江上游的天然屏障,但在20世纪曾遭受滥砍滥伐的毁灭性破坏,从而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灾难。1998年中国的大洪水终于使中国的政府和社会有了一次警醒的机会,天然林禁伐、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的实施,使长期以来急剧恶化的中国西部生态环境有了转机。然而,就在我们纠正滥伐森林错误的同时,西部水电大开发中不适当的开发目标和开发方式,却又使西部的生态环境正面临比以往的天然林滥伐更大的威胁。
  
    四川西部乃至中国西部,是我国水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有几个数字经常被人提及:四川水能资源占全国25%,水电开发蕴藏量1亿多千瓦,目前仅开发了10%;西部可开发水能资源约2.743亿千瓦,占全国的72%。目前开发程度还不到8%,低于全国平均水电开发程度(19%),更低于世界水能资源的平均开发程度(22%)。但当人们津津乐道中国西部水资源的能源价值时,却忽视了中国西部水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综合环境价值,更忽视了四川乃至中国西部也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生态敏感区。在单一经济价值取向的思维方式下,只盯着水力能源开发带来的局部的经济利益,而对不适当的开发带来的环境效益损失和长期的社会、经济效益损失却没有引起真正的重视。
  
    近年来,一场西部地区各流域水电开发权的争夺战在各大电力、投资等利益集团之间愈演愈烈,被称为“跑马圈水”运动。在水电资源不可再生,开发一个少一个,如果不搭上这趟车,以后就永远没有机会的心理驱使下,对中国西部各流域水力资源的抢占瓜分已到了被称为“最后一公里”的境地。在这样一种强势的利益驱动下,当一个个水电项目要论证、要上马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原始森林和濒危生物保存栖息地等等,都要被迫作出让步,此时,一切关于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话题都显得那样软弱和苍白无力,国家关于自然保护区、生物物种资源和风景名胜区保护的法律法规,也失掉了它应有的严肃性。
  
    四川和中国西部的水能资源主要集中在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主要位于著名的横断山区。这些地区有以下共同特点:该区地处新构造运动强烈、地质环境极不稳定的高山峡谷区,其表现为强烈地震活动带和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高发区;该区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天然原始林分布区和生物多样性表现最突出的地区,是许多国家保护的珍稀和濒危生物物种的存留地;该区是我国自然景观资源最为丰富和最集中的区域,是中国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基地,包括许多国家风景名胜区和世界遗产地,例如最近被联合国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三江并流区;该区既是长江以及澜沧江、怒江流域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生态功能区,也是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极易受破坏、一旦受损很难恢复的生态敏感区。因此,在这一区域进行水电开发建设,进行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综合评估与论证,就显得特别重要,而且,这一区域并不是具备水能资源开发潜力的所有地段都应该进行水电项目建设。
  
    然而,目前的在建项目和规划项目以及所反映的整个开发建设思路,采取的基本上都是一种竭泽而渔、釜底抽薪、全流域无节制地进行梯级开发的方式,世界遗产地、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生态功能区等国家明令保护的区域不断遭到蚕食和侵占。例如,金沙江上就已规划了十四座巨型水电站,装机都在百万千瓦以上,其中“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中最著名的虎跳峡景观区将要建成特大型控制水库;怒江规划了十一级梯级开发;澜沧江规划了十四级梯级开发。在对能源基地、水电大省的宏伟目标津津乐道的同时,对水电开发对生态系统和综合环境可能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却完全未被提及。这不禁使人想起当年对天然林的滥砍滥伐,也曾因“木头财政”造成了地方经济的一时繁荣,然而短暂的、局部的经济利益,带来的却是对长期的、整体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损害,国家不得不拿出比当年砍伐森林所获价值多得多的钱,来进行天然林的保护与恢复。而实际情况是,经过人工努力,植被和森林的覆盖率可以恢复提高,但被破坏的原始的森林生态系统却很难再造,它所带来的综合性损害是不可逆转的。不适当的水电建设对西部环境的破坏,不亚于甚至超过对天然林的滥伐,而且这种破坏一旦形成将更难以恢复。
  
    西部地区的水电建设产生的负面效应主要有以下方面:
  
    由于西部地区特殊的地质地貌环境,水坝的建设以及一些配套建设项目(例如大型料场的开山取石、引水涵洞及大型基坑的开挖以及弃渣的堆放等)的实施,将造成更严重的地质灾害隐患。例如,在紫坪铺水利工程施工区内的都江堰麻溪,在进行213国道改线和紫坪铺水利工程排砂洞施工时,由于对边坡进行削坡,致使斜坡上部的崩塌堆积体的自然休止角发生改变,前缘出现高陡临空面,加上连续降雨,结果在2001年7月10日和19日两次发生大规模滑坡和坡面泥石流,滑坡体积分别达到10多万立方米和50多万立方米,造成213国道中断以及其它灾害损失;另外,横断山区多数都是地震高烈度区,水坝的危险系数较大。即使水坝本身、坝基和坝址考虑了抗震烈度和相应的安全标准,一旦库区或上游发生大规模的滑坡、崩塌和泥石流(这是横断山区最常见的自然灾害,大规模工程建设和水库蓄水一般会加剧和诱发此类灾害),也会因水库溢水造成巨大灾难;
  
    水库蓄水淹没原始森林、涵洞引水使河床干涸、大规模工程建设对地表植被的破坏、和水电建设配套的新建城镇和道路系统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分割与侵占,都将改变和影响西部地区已日益缩小的原始生态区和原始生态系统,威胁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和野生生物物种的生存,加剧生物物种的灭绝。例如:主干河流上密集的梯级水坝,将完全阻断大量珍稀鱼类的和水生生物的生活走廊,破坏其生境;贡嘎山南坡水坝的修建,将使牛羚、马鹿等珍稀动物的高山湖滨栖息活动地丧失以及大面积珍稀树种原始林的淹毁等等。如果从上、下游以及全流域考虑,一系列梯级大坝对整个河流生态系统的严重影响还很难估计;
  
    大坝的修建、人工湖泊的形成、大量工程建筑设施的出现,将淹没或损毁作为西部地区优势旅游资源的众多的自然奇观和人文珍迹,例如上文提到的许多事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为了节省投资并取得事半功倍的工程效果,现在许多水电工程的设计者和建设者都把目标瞄向了西部地区众多的风光优美的天然高山湖泊,它们要利用天然湖泊已经形成的蓄水,在湖泊前端加筑水坝提高水位,并开凿引水隧道,使这些湖泊变成调节水库,正如上面提到的贡嘎山区的人中海和木格措,而毫不顾惜不可再生的本应造福当代后世的宝贵风景资源毁于一旦。这不禁使人们深感忧虑,不知横断山区众多的天然湖泊景观资源将在何时被斩尽杀绝;
  
    受自然条件约束,主要河流的河谷地带都是西部地区尤其是横断山区的村镇、人口、耕地的集中区和最富庶的农业区,也是少数民族文化景观资源的富集地带。水电建设中大量高水坝的兴建,将造成大量的村镇、耕地淹没和移民。仅以正在修建的瀑布沟电站为例,库区淹没涉及四川雅安汉源、石棉和凉山州甘洛三个县,共21个乡(镇),包括汉源附近大渡河河谷地带最富庶的农业区,动态移民约10至15万,如果这些移民就地后靠安置,将给库区的生态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和严重后果。云南澜沧江上的漫湾电站,就因淹没大量农田,移民上靠安置,造成库区毁林开荒,加剧了生态破坏;
  
    由于长期以来的森林砍伐,加上河流谷坡陡峭以及干旱河谷气候造成的地表大量碎屑物质移动,已使横断山区的不少区域成为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的地区,也使区内主干河流中的泥砂含量大增,并使一系列规划的大型水库使用年限面临严峻挑战。例如:岷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已经占流域面积的44%,上游出口处的输沙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大规模的泥石流滑坡多达100余处。岷江干支流平均含沙量增加了1到3倍;50年代大渡河水土流失面积为12096平方公里,到1992年增加到19846公里,年均输沙量达5000万吨,约占长江上游输沙量的10%.这5000万吨泥沙,乃是指最后带入干流的泥沙,而大渡河的实际侵蚀量每年超过1亿吨;甘孜州水土流失面积达5.4万平方公里,居四川全省各地、市、州之冠。每年土壤侵蚀量多达7亿吨,对中下游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云南东川地区的小江是金沙江的一级支流,只有短短132公里,却是世界闻名的“泥石流博物馆”。50年代时,这里有泥石流沟50条,现在则是107条。小江每年土壤侵蚀量高达4000万吨,其中600万吨最终进入了金沙江;金沙江年输沙量高达5亿吨。泥石流加之流域内广泛存在的滑坡和崩岸,使金沙江成为长江上游输沙量最大的河流,金沙江流域已成为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根据水土保持部门测算,流域内两省43个县市水土流失总面积达48877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56.7%.全长2308公里的金沙江,两岸的泥石流竟有1100多条。
  
    在如此背景下,大型电站水库的快速淤积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国内已有许多前车之鉴:黄河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蓄水,1966年库内已淤积了34亿立方米的泥沙,达到库容的40%以上,水库末端的泥沙堆积更使河床升高4.5米,直接威胁渭河航运。结果耗费大量资金对三门峡水库进行大规模改建,为了减少泥砂淤积,修复生态环境,水库的功能调整为“蓄清排浑”和“畅泄拉沙”,其防洪、发电、供水等功能已几尽放弃;大渡河上的龚嘴电站水库在建成后十年内便让泥沙吃掉了超过40%的库容,仅仅20年,50多米深的水库,淤得只剩下20米,库容从3.2亿立方米下降到0.85亿立方米,累计淤积泥沙占库容的2/3,从10年前开始,龚嘴水库只能勉强进行径流发电,完全失去了调节能力;黄河的青铜峡电站水库更是在五年内便淤损了86.9%的库容;建成不久的小浪底水库,为确保黄河不断流,以及满足下游用水、冲淤平衡、水质达标、维持河流水生生物生态系统等多项功能的需要,已多次弃电放水。2000年枯水期,弃电放水12.2亿立方米,付出了日损失发电效益90万元的代价。2001年,6台机组又一度全停,发电功能已基本让位于生态功能;贵州乌江渡水电站,原设计100年淤满60米死库容,结果仅仅10年就淤了70米!四川省建国以来已修建各类水利工程76万处,其中大中小水库9270座。根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研究,由于严重水土流失造成的水库淤积,四川省平均每年损失水库库容1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报废一座大型水库;据世界水坝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Dams)提出的研究报告,世界范围内水库的泥砂淤积十分严重,现在每年约有1%的水库淤满报废。因此,即使不考虑大规模水电建设的环境、社会的负面效应,在目前西部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仅就水电建设最主要的经济功效来看,也需要非常慎重地加以评估。
  
    问题的分析与总结
  
    尽管我国政府在西部开发的战略目标中强调必须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尽管四川省政府在西部开发的战略目标中,也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提出要建立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尽管不少有识之士一再呼吁,西部大开发不能再走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但不适当的水电建设,已给四川乃至中国西部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造成了不容视的隐患和危险。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
  
    ①长期以来对西部水能资源开发的目标制定和建设规划,主要是从单一的水能能源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忽视水资源的综合价值和科学利用,因而片面重视修堤、筑坝、建库、挖洞、开渠等工程建设,从而导致水资源的过度开发、低效利用,并破坏了生态环境;
  
    ②部门的、地方的短期经济利益仍然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在这种利益驱动下,上新项目,特别是上开发性的大型工程项目,仍然是普遍追求并优先考虑的目标,因此这些项目的经济效益往往被夸大,而环境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常常被掩盖;
  
    ③在工程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尽管国家已规定要经过环境影响评价的程序,但这种科学公正的评价程序和体系并未真正建立。实际上很多情况都是先定项目后作评价,先决策后研究,因此这种评价都是为了工程项目的实施而进行,而不是在决策前进行科学、客观的可行性研究;
  
    ④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往往是由开发项目的业主、项目建设单位或主管部门委托本系统的有关机构进行,而不是由政府委托独立的科学机构进行,因此这种评价主要是为工程项目的实施服务,而不可能真正为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决策服务;
  
    ⑤在人类不断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的今天,一些曾给我们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观念和理念,仍然根深蒂固并具有很大影响,生态道德的缺乏仍然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人定胜天”、“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定势,仍然在导致对自然进行掠夺式开发和无限制索取。不仅人有生命,河流也有生命,整个生态系统也都有生命,他们与人在生态道德上是平等的,遵从自然规律,以敬重和呵护之心对待自然是生态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正如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曲格平先生所说:“从一个号令自然的主人,到一个善待自然的朋友,是一次人类意识的深刻觉醒,也是一次人类角色的深刻转换”。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实现这种真正的觉醒和转变;
  
    仍然有许多人认为,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地区,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严格的环境保护是发达国家才能享有的奢侈品。而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地区的环境保护更为重要,环境的破坏对它们的影响更为严重,它不但毁掉了赖以发展的基础,而且造成环境破坏与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环境的恢复与治理也更为困难;
  
    仍然有许多人简单地认为,水电是清洁廉价的能源,应最大限度地加以开发利用,不应让河水白白地流掉。而实际上,由于水电开发造成的对原生生态环境和水环境难以恢复的破坏,它已很难被称为是“清洁”的了。另外,水也并不是“白白地”在河里流,它是生态资源存在的一种形式,当我们仅仅从单一的经济利益出发,对河流水能进行进行“吸干榨尽”式的开发时,当一道道大坝下出现一段段干涸的河床时,它已破坏了维持河流生命和生态系统的合理资源储存,而这最终将导致大自然无情的报复。
  
    1962年,在环境污染威胁生态系统的全球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美国海洋生物学家RachelCarson写出了《寂静的春天》,成为人类环境意识觉醒的先声,并最终导致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环保行动在全球的发展。
  
    1996年,在世界上大型水坝越来越多,它对经济、生态、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的背景下,Patrick McCully 出版了《无声的河流(Silenced Rivers ——The Ecology and Politicsof Large Dams )》,全面分析和深刻反思了大坝对于河流生态、人类生活等的负面效应,代表了人类的环境意识在水资源方面的深化,并提出了“没有健康的流域,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社会”这一名言。
  
    人类要延续文明,要求得持续的发展,必须终止对自然的破坏行为,并进行深刻的反思。在生态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人类未来的前途取决于我们对传统发展模式反省与改变的程度。
  
    我们的建议
  
    ①真正把加强西部地区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根本点和切入点,切实贯彻中央提出的实施西部大开发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先的基本原则。
  
    ②对严重破坏和影响生态环境以及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风景名胜区和世界遗产的水电建设项目,如贡嘎山人中海、康定木格措、大渡河大峡谷主景区、都江堰鱼嘴等,应尽快重新进行评估和审查,并停止在贡嘎山南坡的人中海和巴王海作进一步的项目实施。
  
    ③我国的能源仍然十分短缺,对我国西部丰富的水能资源仍然要积极地加以开发,但这种开发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整体的长远的经济、社会利益为代价,这种开发应当在充分考虑水资源的生态功能、环境功能和景观功能的综合开发模式下进行,彻底改变传统的“技术经济最优”的水利工程目标。水电工程项目的选择、建设和运营都要与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相适应,真正体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筹兼顾。
  
    ④应当由国家组织对四川和中国西部水电开发的规划,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效益统筹、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重新进行可行性研究和修订,并应按“大水利”的思路制定中国西部及西部各省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总体规划。在不宜进行水电项目建设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世界遗产区、国家生态功能区以及其它需要进行保护的区域内,划定保护河段和保护流域区,禁止进行水电工程建设和其它大型工程建设。
  
    ⑤在经过评价和论证可以进行水电建设的地段,也应制定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将工程建设对环境的破坏减少到最小,同时应鼓励和促进水电开发商进行配套的生态经济和生态旅游项目开发。
  
    ⑥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实施办法和细则,真正做到在重大工程项目确定之前,由国家环保主管部门委托独立于开发业主和项目建设单位之外的权威机构,进行可行性研究与评价,这种评价应有各行业和各专业的专家以及公众参与,而且这种评价结论应对项目决策有决定性作用。
  
    专家署名:
  
    (以姓氏拼音为序)
  
    艾南山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曹昌楷四川省林勘院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陈国阶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
  
    陈国先西华大学区域经济所所长、教授
  
    陈隆志四川省旅游局、高级规划师
  
    陈茂勋四川现代旅游工程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陈乾康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
  
    范晓四川省地质公园与地质遗迹调查评价中心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傅广海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郭建强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生态环境旅游资源调查所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辜寄蓉四川师范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博士
  
    李晓琴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院、博士
  
    李钟武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
  
    刘炳翰西南农业大学成都教学中心校长、教授
  
    刘开榜西南民族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骆耀南四川省地矿局原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赖绍民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钱振越四川省建设厅、高级规划师
  
    孙传敏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唐邦兴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
  
    汪贵生四川省对外友协原副会长、高级经济师
  
    王军四川省遥感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王挺之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
  
    杨振之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
  
    叶红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殷继成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印开蒲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研究员
  
    游勇四川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高级规划师
  
    于代松西华大学区域经济所副所长、副教授
  
    张林源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朱创业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朱小南四川省文物局、副研究员

作者: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