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3] 抗击气候变暖：为什么大家谈得多做得少？ 时间: 2009-12-12 来源: 广州日报           [img]http://gzdaily.dayoo.com/res/1/1/2009-12/12/B14/res09_attpic_brief.jpg[/img] 　　社科 　　气候变化的政治 　　（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 　　曹荣湘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12月 　　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决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重视。 　　□ 王尔德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管白天黑夜地开着SUV？因为这些车的驾驶者必定已知道，他们正在加深一场与世界气候有关的浩劫。粗略一想就知道，还有什么比他们正在为破坏人类文明的根基助纣为虐而更让人烦恼的呢？”这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的开篇提出的问题，也是吉登斯从事这项研究的契机。这本书也为正在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提供了有益的政治参考。 　　吉登斯提的这个问题，让人感同身受。气候变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谈，谈得兴高采烈，谈得一本正经，但谈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该买车时还是要买车，不会把自己的行为与气候变暖的问题联系起来，似乎气候变暖只是遥远的将来可能要发生的威胁，不太真实，与他的日常生活无关。当这种威胁真正来临时，一切都晚了。这种现象被《气候变化的政治》称之为“吉登斯悖论”，悲哀的是，我们就被这种悖论包围着。 　　“吉登斯悖论”阻碍着气候问题的治理。所以，吉登斯呼吁各国政府应该克服微观的个人和企业在这一问题的短视，将之纳入注重更具长远眼光的政治议题，构建一种新的政治文明。传统的气候变化的政治话语主要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环保运动，但这一运动的许多价值理念，如回归自然和对政府的不信任等，很难在传统的政治格局中发挥作用；某些进入主流政治话语的理念，如“可持续发展”由于过于抽象和模糊，很难发挥实际作用，其结果就是国家在应对环境变化时能动性不够。 　　为此，吉登斯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主要由两个概念构成：“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前者是说气候变化政策应当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和其他价值观、政治目标重叠在一起。例如，减轻对汽车（所有的汽车）的依赖，发展公共交通，提升建筑环境的质量，所有这些都和减少碳排放的目标敛合到了一起；后者关注的是为抗击全球变暖而推进的经济和技术创新，同时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采用这些创新的人打造竞争的优势。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从而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 　　在吉登斯看来，这种新的政治框架的实现依赖于国家的更为积极的参与：“只要气候变化受到关切，国家必须像一种催化剂、一名协调员那样行动起来——它必须鼓励和支持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推动政策向前走。但是，它不能仅仅当一名协调员，因为它还必须保障实现确切的结果——最主要的是不断减少碳排放。保障型国家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有能力产生出确切的结果，这一结果不仅它自己的国民可以信赖，而且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同样可以信赖。”吉登斯将这种更为积极国家称为“保障型国家（ensuring state）”。 　　这意味着现实政治哲学的转变，必须改变之前的“去监管化”的态度，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某种实质性的国家调节，甚至是国家计划。吉登斯强调，即便对正统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计划未必就是坏的，就像市场未必永远是好的一样。这种计划并非针对GDP的计划，而必须放眼整个人类文明的存亡。 　　在这本书里，吉登斯特别提到了中国，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决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重视。[/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