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3]仗义岂能无反顾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31日 2  经济观察报 　　易中天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yi-zhongtian@163.com 　　滥杀无辜是“不仁”，该杀不杀是“不义” 　　问：以“亲亲之爱”为基础，“忠恕之道”为方法，“恻隐之心”为底线，儒家的“仁学体系”，恐怕是相当完整、完善了吧？ 　　答：仁学体系是完整了，道德体系却还不够完善。因为单讲仁，单讲爱，不全面，也不能解决问题。没错，让世界充满爱，这个理想很好。可惜，我们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爱，同时还有恨；也并非只有生，同时还有杀。孟子就说，当时各国的君主，几乎没有一个是不喜欢杀人的（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而且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个时候，还一个劲地讲什么爱呀爱的，你不觉得滑稽吗？虽然孟子也说“仁者无敌”，但这玩意真管用吗？ 　　问：那又怎么办，难道讲恨不成？ 　　答：当然不能讲恨，更不能提倡杀戮。问题是我们又不能不面对现实，那就是事实上杀戮不可避免。这就产生了两对矛盾，一是爱与恨，二是生与杀。这两种关系如何处理，是儒家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是孟子。 　　问：孟子怎么解决？ 　　答：区别对待。首先，不可大开杀戒，滥杀无辜；其次，实在不得不杀，也要有“恻隐之心”；第三，只有当真“罪该万死”，才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杀。 　　问：不滥杀，不虐杀，只杀该杀？ 　　答：是。这里的关键，是“该不该”。这就需要一个标准。于是，在孔子大讲其“仁”之后，孟子便大讲其“义”。 　　问：仁义并举，以义补仁？ 　　答：对！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讲“要不要”（爱、生），义讲“该不该”（恨、杀）。 　　问：为什么“义”就是标准呢？ 　　答：因为“义”这个字，原本就有“该杀”之意。 　　问：有这意思吗？ 　　答：有啊！义，最基本的意思有两个，一是威仪的仪，二是适宜的宜。威仪的仪，本字就是义，单人旁是后加的。它的字形，是一个人，头上有羊角，手中有武器。这个形象，可谓“威风八面”。所以许慎的《说文解字》，就说“义”是“己之威仪”。同时，它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应该去战斗”。 　　问：适宜的宜呢？ 　　答：适宜的宜，字形是一块肉放在砧板上。一块肉，为什么会放在砧板上呢？当然是可以杀，应该杀。因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唐兰先生，文化学家庞朴先生，都认为“宜”有“该杀”之意。只不过后来杀气没有了，就变成了“适宜”。 　　问：一个威仪，一个适宜，背后都是杀？ 　　答：不，是“该杀”。所以，义与仁，可谓大相径庭。仁主生，义主杀；仁讲爱，义讲恨。其实我们去看那些与“义”有关的词，比如大义灭亲，见义勇为，义无反顾，舍生取义，其中的“义”，都不能替换为“仁”。所以，孟子讲义，就解决了“仁学”无法回答的问题，即那些该死的怎么办？孟子的观点很明确——该杀就杀，不该杀就绝不能杀。“杀一无罪非仁也”，滥杀无辜就是“不仁”。 　　问：明白了。该杀不杀，则是“不义”？ 　　答：正确。这就解决了爱与恨、生与杀的矛盾，也赋予道德以批判性（当然这也带来了问题，我们以后再说）。所以我们读书，得读全了，不能只读一半。实际上，先哲们说一件事，往往会把正反两个方面都说到。比如孔子说，知道“不可与言”，却“与之言”，就叫做“失言”。那么，如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呢？孔子说那就叫做“失人”。失人和失言都是不对的（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同样，不仁和不义，也都是不对的。 　　问：那么，仁与义，哪个更重要呢？ 　　答：都重要。孟子说，仁，是一个人心灵最安稳的住所（仁，人之安宅也）；义，是一个人行为最正确的路径（义，人之正路也）。做人要做好人，这就是仁。走道要走正道，这就是义。仁与义，一个都不能少。 　　问：有没有偏重呢？ 　　答：孔子偏重仁，孟子偏重义；孔子推崇“仁人”，孟子推崇“义士”。孔子说，只有那些“仁人”，才真正能够做到爱憎分明，叫做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孟子则认为，爱那些应该爱的，就是仁；恨那些应该恨的，就是义。爱憎仁义，都要看该不该。 　　问：孔子讲“能爱能憎”；孟子讲“该爱该憎”？ 　　答：对！孔子的关键词是“能”，孟子的关键词是“该”。能不能，有思想问题，有境界问题，有水平问题，有能力问题。所以孔子一方面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另方面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该不该，就没有这些问题，是人人都要遵守的。 　　问：仁是追求，义是原则？ 　　答：没错。仁是境界的追求，义是行为的准则。这也是“以义补仁”的意义之一。只不过这样一来，孟子解决了老问题，却也造成了新麻烦。 　　义是一柄双刃剑，必须反思、清理和界定 　　问：以义补仁，又会有什么麻烦呢？ 　　答：麻烦就在于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或者说什么叫“应该”，什么叫“不该”，往往说不清楚。 　　问：为什么说不清楚？ 　　答：因为“义”的概念太含糊，种类又太多。比方说，有道义，有仁义，有忠义，有正义，有情义，有侠义。这么多“义”搁在一块，有时候会闹矛盾。 　　问：会闹矛盾吗？ 　　答：会，孟子自己就讲过这样的故事。这故事说，有一次，郑国和卫国发生战争，两国各有一个顶尖级的射手出场。然而，当他们在战场上相遇时，卫国的射手却发现郑国的射手一动不动。卫国的射手就问，先生为什么不拿起弓来？郑国的射手说，我今天病了，拿不动。这下卫国的射手为难了，因为他是郑国射手学生的学生。用 “太老师”教的武艺，去杀不能战斗的“太老师”，显然不义。放弃战斗，背叛国家，同样不义。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卫国的射手抽出箭来，在车轮子上把箭头敲掉，胡乱射了几箭走人。 　　问：这不就解决了吗？ 　　答：表面上看是，其实没那么乐观。卫国那个射手的做法可行，是因为“春秋无义战”（孟子语）。战争本身既然无义可言，不战而退也就没什么关系。但如果卫国正义呢？ 　　问：那射手恐怕只能自己一头撞死。比如春秋时晋国有个力士，被暴君晋灵公派去刺杀大臣赵盾，结果发现赵盾是忠臣。那刺客说，谋杀国家栋梁是不忠，不能完成任务是不信，两者都是“不义”，便一头撞在槐树上自杀了。 　　答：我看卫国那个射手自己撞死都不行。撞死就不算背义、不算叛国了？ 　　问：先杀了“师爷爷”，自己再自杀，行吗？ 　　答：问题更大。杀了老师的老师，这是 “欺师灭祖”；杀了本国的战士（他自己），这是“叛国资敌”；杀一个没有还手能力的老人，这是“乘人之危”；犯了错误又自杀，这是“逃避责任”。请大家想想，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岂非“左右不是人”？ 　　问：呀，真没有想到，义，会有这样大的杀伤力。 　　答：其实应该想得到，因为“义”的本义是 “该杀”。这就难免杀戮之气，就像刀剑。 　　问：义是刀剑？ 　　答：是啊！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恻隐，就是悲痛、哀伤、同情、怜悯，这就怎么着也伤不了人。羞恶却不一样。羞，是自己羞愧；恶，是憎恶别人。为什么羞愧？为什么憎恶？当然是自己或者别人做了 “不义”的事情，这才引起了对自己或者对别人的反感。而且，这种反感还往往会表现出来，比方说，义形于色。 　　问：那又怎么样？ 　　答：反感的结果是痛恨，痛恨的结果是痛斥，甚至痛打。因为一个讲“义”的人，尤其是一个自以为“正义在手”的人，绝不能容忍“不义”的存在。这就要出手，由“义愤”而“义行”。比方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拔出的多半是“舆论的刀子”或“批判的武器”。这就是“羞恶”。羞，刺向自己；恶，杀向别人。 　　问：这有什么不好呢？该出手时就出手嘛！ 　　答：问题就在于什么是“该”，什么是“不该”，说不清楚。该出手时没出手，会放纵坏人，助长邪恶；不该出手乱出手，则会冤枉好人，伤及无辜。这可真是难办。 　　问：没那么难吧？从古到今，难道就没有对“义”的统一认识？ 　　答：也有也没有。比方说，损人利己，以权谋私，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那里，都是“不义”。相反，助人为乐，克己奉公，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那里，都是“美德”。这些认识是统一的。但也有一些情况，不太好讲。比如“叛变投敌”和“弃暗投明”，“阴险狡猾”和 “兵不厌诈”，就会因为立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判断。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问：说明什么呢？ 　　答：第一，“义”这个概念，看似简单，其实复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都会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内涵。因此，第二，不要以为一个人或者一件事贴上了 “义字号”的标签，就一定很好，一定很对。要知道，就连威虎山上的土匪“坐山雕”等等，也讲“江湖中义字当先”，难道也该肯定？不能够吧！ 　　问：没错。李逵劫法场滥杀无辜，宋江害得秦明等人家破人亡，便都被说成是 “义气深重”。后来一起去投降，也被说成是“忠义之举”。还有那些恐怖分子，在做“人肉炸弹”的时候，恐怕也都 “大义凛然”、“义无反顾”。 　　答：所以我认为，孔子的仁，可以大讲特讲，怎么讲都不过分。讲到义，就要格外小心，慎之又慎。强调过分，是很恐怖的。毕竟，义，是一把刀剑，而且是双刃剑。对别人，也对自己；杀坏人，也可能伤好人。比如祥林嫂，就被所谓的“道德”所杀。这样看来，以义补仁，岂非添了麻烦？行侠仗义，又岂能真无“反顾”？ 　　问：义有反顾？ 　　答：对！这里说的“反顾”，就是理性的反思、清理和界定。 　　只有立足人性，才能高举义旗 　　问：那么请问，怎样反思，怎样清理，怎样界定？ 　　答：首先，必须把“义”这个概念，锁定在“正义”的范畴。实际上，孟子讲的，就是“正义”（义，人之正路也）。我们要抽象继承的，也是“正义”。其他某些“义”，尤其是忠义和侠义，最好不提倡。 　　问：忠义和侠义，为什么就提倡不得？ 　　答：讲“忠义”，往往不问是非；讲 “侠义”，往往不守法制。所谓“侠”，就是不把“王法”放在眼里，组织和使用“非政府武装力量”，“法外施法”甚至“以暴易暴”么！ 　　问：但他们是在主持正义呀！ 　　答：不能一概而论吧！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基本上是。武二哥“血溅鸳鸯楼”，就不全是。等到他们“全伙受招安”时，大体上就只有“忠”，没有“义”，或者那“义”已经变成“忠”了。后来的征方腊、讨田庆，则更无正义可言，不过是朝廷鹰犬。或如鲁迅先生所说，“终于是奴才”。这就是讲“忠义”的结果。 　　问：讲“正义”，就不用“反顾”了吧？ 　　答：也要。第一，我们得确定，自己坚持的，确实是正义。要知道，正义，虽然是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的共识，但何为正义，实际上理解不同。某些历来被说成“天经地义”的观念，其实十分可疑，比如“三纲五常”。你要是还主张这一套，还自以为“正义在手”，或者得意洋洋，或者坚持不懈，岂不是犯浑？ 　　问：请问怎样才能确定？ 　　答：与时俱进，理性分析。比如“忠君爱国”，在过去是“正义”。现在看来，只有“爱国”应该肯定，“忠君”就不必了吧！ 　　问：时代总在发展，怎么才能跟上趟呢？ 　　答：很简单，以人为本。具体地说，就是不妨看看你所主张的这个 “义”，是不是符合人性。因为人类之所以要有道德，要有正义，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幸福，而且是每个人、所有人、一切人的幸福。幸福，就一定符合人性。违反人性，就肯定不会让人幸福。因此，但凡违反人性的，便一定都是 “伪道德”，比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反，自由、平等、公正等等，由于符合人性，就一定是永恒的正义。这是最简单同时也最根本的办法。 　　问：只有立足人性，才能高举义旗？ 　　答：对！但必须把握一点，就是不要以为自己“正义”，别人就一定“不义”。正义有如真理，并不一定就掌握在谁手里，任何人都没有“专利权”和“独占权”。这就完全可能出现所谓“善的冲突”，即我们掌握了真理的某一部分，人家掌握了另一部分；我们看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人家看到了另一方面。结果，我们和人家的观点、结论不同。 　　问：这时又该如何呢？ 　　答：多想想人家的道理。至少，也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有道理、有正义，就轻率地认定别人没道理、不正义。真理与真理，正义与正义，有时候也是会冲突的。因此，不要动不动就义愤填膺，就义形于色，就扬言出手，还不容别人分辩。这就走向主持正义的反面了。因为自由、平等、公正，才是永恒的正义。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点。 　　问：如果对方确实不义呢？比方说，恃强凌弱，横行霸道，仗势欺人。 　　答：当然“该出手时就出手”，见义勇为么！但请在法律的框架内，尽可能通过正当合法的方式去进行。无论路见不平，还是自我防卫，都不能“过当”。像古代的侠客那样，夜入其宅，取人首级，就不必吧！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三点。 　　问：看来，还真是“义有反顾”啊！ 　　答：是的。事实上，无论孔子的“仁爱”，还是孟子的“正义”，都只能抽象继承，也都要理性地反思、清理和界定。 　　问：对“仁爱”也要？ 　　答：也要。比如孔子的“仁学体系”中，有一个重要主张，叫“亲亲相隐”。 　　问：就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吧？ 　　答：正是。 　　问：这个可以有吗？ 　　答：当然可以有。体现在现代法律，就是“免证特权”，即近亲属可以“知情不报”。在法庭上，他们面对犯罪嫌疑人，也有权利提供有利证据，没有义务提供不利证据，甚至可以不出庭。这个相当人性、人道的主张，已为许多现代国家的法律所采纳。 　　问：这不就行了吗？怎么还有问题？ 　　答：问题就在于，现代社会的“免证特权”是公民权利，孔老夫子的“亲亲相隐”是亲属义务。作为权利，当事人有行使和不行使的自由。比方说，近亲属可以“知情不报”，也可以“大义灭亲”。但如果“亲亲相隐”是义务，就没有这个自由了。实际上，儒家学说的问题之一，就是把“爱”由权利变成了义务。这就违背了“自由”这个正义原则。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人强烈地反对孔子的“仁”，甚至主张不要什么“爱”。 　　问：谁？ 　　答：庄子。 [/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