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3]“国学热”与当代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1） 陈卫平 2009年03月16日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一 　　从体制上完全排斥了传统的书院制度，是当代学校不能很好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原因。 　　从唐末到清末，书院是人们传授和研究所谓国学即传统文化的主要教育机关。诚如胡适所说：“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①由于书院和科举相关联，在晚清废科举、开学堂的改革潮流里，废除了书院。此后建立起来的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中，书院已不复存在。然而随着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人们意识到了认知、研究民族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必需的。在紧接着“五四”猛烈批孔非儒之后的上世纪20年代，兴起了关于“国故”的讨论，就反映了这一点。在讨论中，一些学者开始看到：在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统文化研究人才的培养方面，现代学校有其短而传统书院有其长。1923年底，正热衷于整理国故、为《国学季刊》刚写了发刊宣言的胡适，作了《书院制史略》的演讲，推崇“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并对书院退出历史舞台深表遗憾：“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希望以“书院精神”改造现代学校。②在“国故”讨论中曾和胡适争论应该给青年开什么样“国学书目”最合适的梁启超，亦提出新式学堂应“参采前代讲学之遗意而变通之。使学校、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皆为人的关系，而非物的关系”。③他在戊戌维新时期曾力主改书院为学堂，现在则追怀已逝去的书院。本来就反对废书院改学堂的章太炎、马一浮等，更坚持只有书院才能有效传授国学、培养研究国学人才。于是，章太炎创办国学讲习会，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后者的《复性书院简章》称：“书院之设，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不隶属于现行学制系统之内。”④ 　　事实上，“五四”以后在国学传授和研究上取得突出成就的机构，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香港新亚书院，都程度不同地采纳了书院制度。清华研究院的章程指出：“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院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时期中，与国学根柢及研究方法，均能确有收获。”⑤据说这样的设计出自胡适。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原名国学专修馆，以书院制度为楷模的意图十分明显，这与创办者唐文治出身于江阴南菁书院自然有很大关系。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其招生简章上说：“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⑦实践证明，借鉴书院制度对于传授传统文化、培养传统文化的研究人才有着特别明显的效果。 　　何以会如此呢？简单地说，是由于书院的体制有着与传授传统文化、培养传统文化研究人才相适应的三个“打成一片”：把现代学校中分科的知识打成一片；把为学与为人打成一片；把教师与学生打成一片。传统国学的知识内容是综合性的，涉及到的学科有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甚至还有自然科学，因而将其放到现代学校的学科分类中去传授，只能获得零碎的知识片断。书院的教学不以学科区分，形成与国学内容相一致的知识体系。国学以儒家为主导，主张仁知统一、知行合一，即学问与道德的统一；书院教育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一面求知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⑧求知的过程也是道德修养的过程，教师对于学生来说，不仅是学业上的向导，也是人格上的榜样。现代学校主要以知识教育为主，即使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也是将它作为外在的知识予以传授，接受者很难体察到其学学问与道德统一的内涵。所以马一浮告诫“欲治国学”的弟子：“此学不是凭借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⑨传统国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不同学派的创立而获得发展的，唐宋以来的学派基本上都是由书院为中心而形成的。之所以如此，是与书院的师生关系融洽分不开的。书院的师生，互相问难，讲学切磋；老师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学生主动研究，贵在自得。这样一方面学生在和老师零距离的接触中，体会、领悟到了那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真谛，另一方面学生的自得继承发挥了老师的思想，于是师生相承，衍化为某个学派。现代学校的师生，除了课堂听讲，交谈的机会绝少。特别是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老师的讲台搬到了网络上、电视上，学生所见到的老师只是屏幕上的声和影。 　　认识到书院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统文化人才的培养具有独特的魅力，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要废弃学校而重建书院；而是说当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统文化人才的培养再次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必须借鉴传统书院的经验。目前不少大学已经建立了国学院或其他名称的类似机构，但是似乎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size]

[size=3]二 　　教材无疑是当代学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最主要的载体。缺乏良好的教材是当代学校不能有效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又一重要原因。 　　这里以历史教材为例。因为在目前的课程设置中，最成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就是历史课了，从小学直至高中，进了大学还有必修的公共课中的中国革命史或中国近现代史。无论是《百家论坛》得以走红的讲史还是畅销的通俗历史读物，其吸引大众的秘诀之一，是采取了“说书”的形式，即语言鲜活、故事生动、声情并茂、有点哲理，而且每个“说书者”个性独特。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说书的弊端，即为吸引听众而产生的随意性，由此造成所谓的“硬伤”。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学校的历史课本能否既有“说书”式的魅力，又有胜于“说书”的严谨。然而，历史教材的现状恰恰与此相去甚远。顾颉刚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对众多中国通史著述的观感是：“所有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录》或《纲鉴易知录》，极为枯燥”；上世纪60年代后，一位史家就此说道：“顾先生的这些点评，对今日大多数教材还基本适用，最多增加了变相的《通典》。”⑩这样的教材对中小学生自然没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因而不能有效地担负起普及中国历史知识的使命。 　　曾被熊十力誉为“融哲史两方面”奇才的张荫麟，在上世纪30年代就指出了这一点：“学生们国史知识之低，良好的国史课本之缺乏要负很大的责任。光拿中学来说罢，要使全国的中学都得到理想的历史教师，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无论教育进步到什么程度；但创造一部近于理想的历史课本，供全国的中学采用却比较容易。而且有了引人入胜的课本，即使没有很好的教师，大部分学生也容易得益。”对于如何创造近于理想的历史教材，除了正确完备的资料之外，他特别提出了几点：首先，编写组需要邀集一些专家参加，大纲要征求编写组以外的史家的意见，“但最初的草稿，和最后的定稿却不可不由一人负责”；其次，编写组中应“有一两位有历史兴趣的散文作家”和愿意做“文章技术上的试验”的史家；最后，编写组中应“有一些史家比较喜欢作广阔的、鸟瞰的反省”。{11}这里的第一点是为了使教材能够有一以贯之的个性气质，改变千篇一律、程式固定的体裁纲目；第二点是为了使教材有故事性、可读性，改变烦冗无味、干瘪枯燥的叙述风格；第三点是为了使教材具有洞察中国历史独有的神韵气数的史识，改变条列史实、缺乏见解的思想苍白。 　　张荫麟将自己的上述设想贯彻于实践。1935年他受教育部聘请，主持编写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虽英年早逝，未能全部完成，只写到东汉建立为止。但这部他为之鞠躬尽瘁的教材，确是近于其理想的。这不仅在当时获得很高声誉，直至今日，仍有史家发出这样的评价：就体裁而言，张荫麟在《自序二》中表示不愿重蹈旧径，极想“开出一种人人能读，读而有所得的新体裁，……《史纲》体裁的创制是极其成功的”。就叙事风格而言，“读过《东汉前中国史纲》的，多会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全书没有累赘冗烦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道来，如行云流水，可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就史识而言，他原本的思索，“不少地方带有形上的色彩，超凡脱俗，沉潜睿永，……然而，这些高深的议论在《史纲》中竟消失已尽。他自己苦心‘玩索’所得的体验，都化为了‘以说故事的方式’淡淡托出”，但却饱含着“不同于众、至今还光彩依旧的许多历史洞见”。{12}这样的教材既有说书式讲史的长处，又避免了其随意性的弊端，对于普及中国历史知识是颇为理想的。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印行后不久，又有翦伯赞的同名教材出版。这部教材也没完成，只出版了前两卷，即《先秦史》和《秦汉史》。侯外庐晚年回忆翦伯赞说：“抗战时代的进步青年，谁不以一睹《中国史纲》为快！不少人赞道：读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简直是一种享受’”。翦著的畅销，可以印证张荫麟关于写作理想的历史教材的几点要求是很正确的。翦伯赞认为集体著史，很容易成为“百纳被”。{13}他决心独自撰写八大卷《中国史纲》，意在使其成为个性化著作。事实上，所完成的前两卷，正如研究者所言，不仅与非唯物史观的，即使与同为唯物史观的通史著作相比，都是“有强烈个性特征的作品”。{14}他被戴逸称为“历史散文体裁的开创者”，他的历史文章，其文学意境可与余秋雨媲美，如在分析吐蕃保守者时说：“他们可以在铠甲上面留下两个小孔，让他们的眼睛能够看见邻人的财富，但决不肯在吐蕃的边境上打开一个窗户，让文明的光辉射入吐蕃”；其语言的鲜活胜过易中天，如说“和亲”政策是“把女人当作历史的弹簧”，评论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因为他把皇袍当作衬衣穿在里面，反而被人抹上了一脸白粉”。{15}同样，《中国史纲》如侯外庐所说：“寓科学性、党性于优美而流畅的诗一般的文字语言中。凡读过《中国史纲》的人，无不有感于他锤炼文字的功力”。{16}即使是描述冰河时代的中国，依然有着这样的文字和功力：“地球在转动，冰河在冲刷，海洋在隆起，陆地在沉沦，风雪在飘零，内河在荡漾，月桂树在摇曳，剑齿虎在咆哮，这就是开天辟地的景象。就在这宇宙洪荒的时代，在蒙古高原大内海的周围，出现了中国最初的人类”。{17}他和张荫麟一样，是有哲学头脑的史家，善于在将各种材料互相参证和发明的基础上提出论断，善于从社会各方面相互联系和影响的过程中揭示本质，因而《中国史纲》两卷有不少发前人之未发的识见。 　　从张荫麟到翦伯赞，前辈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但是，我们不仅没有在他们的基础上前进，反而与他们的成功经验背道而驰。不是吗？我们现在编写历史教材的办法正好与张荫麟要求的三点完全相反。更广义地讲，张荫麟和翦伯赞的经验对于编写其他传统文化的课本也是富有示范意义的。[/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