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现在对小孩的凶杀案频发？

楼主 华灵子 于 2010-05-24 17:16:13
为什么中国现在对小孩的凶杀案频发？
[size=3]病根就在“潜规则”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菲菲 发自北京 　　精神病人的大脑功能紊乱而突出表现为精神失常的病。症状多为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感情、行为等发生异常状态。俗称神经病。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这个定义，核心是“失常”二字。也就是说，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间有一条界线，一边有病，另一边没病。孙悟空的金筛棒划出一个闪亮的圆圈儿：在里面是安全的，出了圈儿可是妖怪的天下。但怎么知道自己在圈儿里呢？办法很简单，你出去试试。 　　但那个圈儿不是长在地上的，而是划出来的，所以随时都能重新划。比如在我们中国，同性恋曾被列入精神病，但现在不是了。天气热，北京街头的女孩争奇斗艳，在德黑兰你就没这个眼福，谁要是敢露大腿，立刻就会被警察叔叔带走。有病没病随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过去是病，现在可能不是病；今天有病，明天可能没病。在某个地方说你有病，换个地方你就不叫有病。在某个地方正常，换个地方也可能就不正常。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正派人心中的秘密最多。每个人身上都有天使和魔鬼，有杰基尔和海德，有美好的思想和黑暗的念头。后者被压抑得越深，危险性就越大。所以，没有绝对的正常和绝对的有病。每个人都正常，也都有病，关键在于从哪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正常人都有患病的潜质。事实上，鼓吹自己最正常、坚信自己最正常的人可能病得最重。因此应该以历史的、客观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不过，在一定时间内、一定地域内，病与正常的界限还是存在的，否则就乱了套。太乱对谁都没好处。 　　有没有病，关键在于界限，也就是规矩。中国人现在的病不在于没有规矩，而在于不守规矩，不怕规矩。更确切地说，我们怕的是不该怕的，应该怕的我们反而不怕。比如我们当前最怕的事情之一：小孩上学。小孩子，学校，这本来是离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最远的，最单纯宁静的，现在却落入血腥暴力的漩涡。又比如，吃东西。除了个别重点保护对象以外，普通人是万万想不到会被下毒的。但我们现在也不那么踏实了。还比如，路上明明有红绿灯，可大家就是不怕死，绿灯走，红灯也走。再比如，公职人员由纳税人给发工资，本来应该尊敬纳税人；可现在纳税人反而给他们下跪。 　　人总要怕点什么，怕与不怕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正因为我们不怕某些东西，所以我们才怕另一些东西。说白了，就是我们不怕规则，所以怕“潜规则”。潜规则已经弥漫到社会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这些潜规则看起来纷繁复杂，但实际再简单不过：权势为王，金钱至上。 　　这样的“潜规则”甚至还不如“丛林法则”。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狮子吃豹子，豹子吃羚羊，循环反复，比较稳定，绝对不会出现羚羊吃豹子甚至吃狮子的情况。但“潜规则”却蕴含着某种颠覆性，羚羊逼急了也会咬狮子几口，甚至蜂拥而上，把狮子吃了，导致天下大乱。在狮子看来，这样的羚羊显然患了“精神病”，早就该通通关进精神病院。 　　任何社会都需要规则。潜规则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从表面看是规则，实际却是一种颠覆。这种内在的不合理性决定它不可能长久，无论眼下多么盛行。实施潜规则的和“被潜规则”的都是这种不合理性的牺牲品。就像鲁迅说的，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既然承认可以做主人，当然也承认可以做奴隶。所以一旦没了威力，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前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的外貌、性格、职业、地位千差万别，但本质上是一样的。砍孩子的自己也曾经是天真的孩子，造假药的自己也免不了生病，山寨局长也有儿女情长，不能一条线就把他们统统划在对面。监狱和精神病院是必要的，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对付一种强大的病毒，消灭感染者的肉体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找到疫苗才是正道。 　　我们病态的根子就在潜规则上。潜规则维持的“正常”表面强大，实际异常脆弱，仿佛海啸来临前的度假胜地，地震发生前的宁静夜晚。 　　微博说：给残酷社会的12条短信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在某些地方，很实际很简单的愿望，在别的地方，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你看一群人怎么描述梦想的内容，就知道他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一度不喜欢过度地标榜梦想在人生中有多重要，后来经历了，也明白了，很多简单的愿望，就是这么遥远，远得像梦。——蔡康永 　　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才是主因，应该反思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掩盖不了各种相应的矛盾，所有人都应该想想，我们跑得太快，已遗失了灵魂。——鲁健 　　大家一起呼吁吧，乱世需用重典，对于一切杀孩子的人，立即千刀万剐。——赵丽华 　　发展的代价，中国和中国人，已经，渐渐付不起了……——新周刊 　　保卫孩子，就是保卫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未来。——董崇飞 　　假如一个国家的商学院要告诉学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学生不准强奸，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可怕的状况吗？但是非常不幸，我们的确正在面对道德最底线失守的危机。……它揭示的真相是：原来我们连站都还站不稳，居然就想飞了。——梁文道 　　悲怆无语。——杨锦麟 　　孩子的命比金融危机、房价和通胀重要一万倍。不，根本就不能比。——潘石屹 　　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茅于轼 　　孟建柱说，“要坚持严打严防,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我很感动。但我觉得关键还是防，因为那些杀童的王八蛋根本也不想活了，所以他们没啥敢不敢的问题。——程鹤麟 　　在我们这个信仰匮乏的国度里，家庭一直扮演着宗教的角色，而爱情几乎是个体生命唯一的心灵慰藉，家庭伦理的失范和爱情信仰的消解，必然导致这一代人的肆无忌惮和无所敬畏。无所敬畏的同时，伴生着无所皈依，无所依恋，已经无所依恋的人，往往容易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戕害他人，抑或自憎、自残。——情天大圣 　　中国人现在的确应该是互相都给对方留些余地的时候了，要不然，真的很麻烦了。——邱华栋 【嘉宾】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杜平，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 　　我们修了很多高楼大厦、高速铁路，但我们没有建好一个心灵的通道 　　当“坏消息”活跃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叹社会信息传播的透明，却又不免因此而惶惑：这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 　　没有敬畏的后果，就是老百姓做事会没有最后的底线 　　《国际先驱导报》：一个多月内，中国发生了多起杀童案。很多人在问，是不是说明中国病了？ 　　于建嵘：不能完全说现在是“病态”社会，我形容当下中国的情形为“溃散”。主要指人心，人们没有敬畏之心，只有恐惧。没有敬畏的后果是，老百姓做事会没有最后的底线。那么为什么没有敬畏之心呢？因为一个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他在打拼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是不会得到回报的。他在许多条件都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只剩下了恐惧，做事更加不计后果。 　　杜平：我们必须搞清楚为什么中国以前没有这么多恶性凶杀案，但现在凶杀案频发？这说明中国社会目前处于某种混乱的状态。过去30年，中国发展的主要是经济，是物质上的建设。以前我们讲理想，但现在讲的最多的是金钱、房子、股票。从政府到个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某一些特定的物质、金钱方面，对其他东西反而都忽略了。 　　从国家到社会、个人，我们搭建了一个空架子，但却缺乏灵魂。没有灵魂，就没有定力。可能单从物质上衡量，国家建设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是畸形的成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XQ：也就是说人们没有目标了，没有信仰了，继而迷失了。 　　于建嵘：“没有目标”发展到极端，底层民众会产生绝望的心态，这种绝望到最后就体现为报复社会。它就像病毒一样，而我们对待这个病毒缺乏一个抗体。从郑民生开始，这种行为出现后，我们没能根治它，让它具有传染性。 　　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历朝历代有那么多杀人案件，但真正以儿童为目标的、集中爆发的案件非常少。所以绝望的心态容易导致穷凶极恶。在社会进程中，有这么一批人对生活的意义、对将来有没有出头之日产生了绝望。从杀童案看，这批人以30多岁的中年男子居多。 　　杜平：过去30年，我们强调精神文明的建设太少了，或者多于口头强调，但不知道怎么做。现在我们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不知从哪里做起。从政府教育部门到个体家庭，都面临这个问题。也许家长想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但抵不过社会的力量。你讲道德，但在大家都不讲道德的环境中，你就会吃亏或者没有竞争力。 　　XQ：现在好像确实是一个道德观正发生急剧转变的时代。在相亲电视中，人们把“拜金”挂在口上；为了出名、走红，似乎拍艳照是一个能迅速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当事人也不以为耻。 　　于建嵘：但我觉得，拜金、功利并不一定是坏事。发达国家的民众也会拜金，也会功利。问题在于，有没有最后的社会规则的底线。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出现的“反社会人格”，与拜金主义有关，也和贫富差距有关，但拜金、穷困不一定导致反社会。 　　“反社会人格”背后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崩溃。我们修了很多高楼大厦、高速铁路，但我们没有建好一个心灵的通道。[/size] ［此帖子已被 华灵子 在 2010-5-25 12:06:47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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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华灵子 于 2010-05-24 17:31:40
[size=3]治理一个社会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它的经济如何发达 　　XQ：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国家的发展阶段也出现过吗？还是中国所独有的发展阶段？ 　　杜平：美国刚开始工业化，经济开始高速发展时，也有很多社会不公的现象发生，比如大股东欺负股民、大公司欺压百姓等。但当时有正义感的人在社会掀起了一个进步运动，他们表示“什么都需要进步”，用这样的口号来疏导矛盾，使大家对不公正有了抵御的向心力。此外，媒体当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披露信息，让社会知道丑恶的事件。 　　联系到中国，我想，就拿杀害儿童的案例来说，如果当地媒体能及时为受害的弱势群体提供发出诉求、寻求援助的渠道，那么，用类似极端手段来对另一个无辜的弱势群体进行报复的事情，就会得以避免。 　　XQ：我们现在还可以去做什么才能重建公平与正义？ 　　于建嵘：这关系到如何让每个人的努力都得到回报。我们说不确定性带来社会问题，但绝望的人有一点是确定的，这就是再如何奋斗也没有办法得到回报，所以治愈“溃散”一定要实现社会公平。 　　但中国社会现已产生了一个“排斥性结构”，越来越封闭，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很差。比如，上世纪80年代，卖茶叶蛋可能成为万元户，但现在不行，因为现在会有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迅速获得大量财富，或者功名。社会底层的民众便越来越感到受到排斥。 　　杜平：想报复社会的人会找到各种方法报复社会的。我们必须让处在萌芽状态的这些人看到希望、看到生路，那么他们就不会去模仿极端的杀人行为。我在新加坡生活了很长时间，我发现他们的基层组织在化解基层矛盾方面做得非常好，能够时时协调受害人和施害人的利益诉求，起到融化矛盾的作用。 　　治理一个社会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它的经济如何发达，而在于能让社会比较平稳、比较温和地发展，让社会心态正常地发展。我们过去一直都是上对下的施压状态，缺乏调解的手段[/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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