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认为消除压抑的根本目的与治疗的目的无关,同样也是错误的。正如我们业已承认,性格若不经过分析及改变,就不可能治愈症候并避免进一步形成症候;我们也必须承认,若不是追求人的彻底改变这一远为根本的目标,这种那种的神经症的性格特征也不可能改变。性格分析的结果有时会令人相当失望{在《分析有无止境》(Analysis, Terminable or Interminable?)一书中,弗洛伊德对这一点直言不讳},正是因为治疗神经症性格的目的还不够彻底;要摆脱焦虑和不安全感,达到幸福和自由的状态,就只有超越这个有限的目的——也就是说,必须认识到,只要仍局限于治疗的目的而没有纳入更广泛的人道主义框架中,这种有限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也许,用有限的、费时不多的方法,可以达到这一有限的目的。而长期的分析过程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仅仅适用于根本“转变”的目的,而不适用于局部“改善”的目的。这一见解,由我们前面的一段论述而得到加强。人只要没有达到与世界的创造性的联系——开悟是其最高成就,那么他充其量只能以常规生活、偶像崇拜、破坏性,以及对财产名誉的贪婪追求来补偿内心中潜在的压抑。一旦这些补偿破灭,他的健全心灵就会受到威胁。治疗潜在的精神错乱,只有从对世界持分裂与异化的态度,改变为对它持创造性的、直接把握与回应的态度。如果精神分析可以在这一点上提供帮助,它就能促使患者达到真正的精神健康;若非如此,则只能改善一下补偿机制。换句话说,某人的病症也许会被“治愈”,但他的神经症性格却无法“治愈”。人不是物,不是一个“病例”,分析者若将人视作一个物体,他就谁也治愈不了。何况,分析者只能在与患者的互相了解过程中,帮助他觉醒,这意味着体验他们的一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