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认为消除压抑的根本目的与治疗的目的无关，同样也是错误的。正如我们业已承认，性格若不经过分析及改变，就不可能治愈症候并避免进一步形成症候；我们也必须承认，若不是追求人的彻底改变这一远为根本的目标，这种那种的神经症的性格特征也不可能改变。性格分析的结果有时会令人相当失望｛在《分析有无止境》（Analysis， Terminable or Interminable？）一书中，弗洛伊德对这一点直言不讳｝，正是因为治疗神经症性格的目的还不够彻底；要摆脱焦虑和不安全感，达到幸福和自由的状态，就只有超越这个有限的目的——也就是说，必须认识到，只要仍局限于治疗的目的而没有纳入更广泛的人道主义框架中，这种有限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也许，用有限的、费时不多的方法，可以达到这一有限的目的。而长期的分析过程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仅仅适用于根本“转变”的目的，而不适用于局部“改善”的目的。这一见解，由我们前面的一段论述而得到加强。人只要没有达到与世界的创造性的联系——开悟是其最高成就，那么他充其量只能以常规生活、偶像崇拜、破坏性，以及对财产名誉的贪婪追求来补偿内心中潜在的压抑。一旦这些补偿破灭，他的健全心灵就会受到威胁。治疗潜在的精神错乱，只有从对世界持分裂与异化的态度，改变为对它持创造性的、直接把握与回应的态度。如果精神分析可以在这一点上提供帮助，它就能促使患者达到真正的精神健康；若非如此，则只能改善一下补偿机制。换句话说，某人的病症也许会被“治愈”，但他的神经症性格却无法“治愈”。人不是物，不是一个“病例”，分析者若将人视作一个物体，他就谁也治愈不了。何况，分析者只能在与患者的互相了解过程中，帮助他觉醒，这意味着体验他们的一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