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思维方式之三：思维灵方类比法（原创）
●白毛道人
综合领悟式思维以类比为主导的推理形式。类比把各种各样的对象和联系加以对比，一方面可能激发灵感，产生逻辑推理难以达到的效果；一方面则可能造成纯粹的外在化与简单化、庸俗化。
在很早以前的文学创作中，我们的祖先就采用了赋、比、兴的方法，并逐步使之发展为系统理论。赋、比、兴可以说是以类比为中心的方式，赋和兴都含有“比”的因素。《诗经》第一首《关睢》：“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小鸟求偶啾呜引出男女爱情，这是典型的“兴”的方法，但其中也有“比”的因素是显然的。
孩子们在小时候读《西游记》，看到菩提祖师“咄的一声，跳下高台，手持戒尺，指定悟空道：‘你这猢狲，这般不学，那般不学，却待怎么？’走上前，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了。”在人人惊惧之际，孙悟空却从类比中领悟出是叫他夜里三更从后门进去传他道法。中国孩子从小受这类类比启示太多，因而养成聪颖的直觉领悟力；同时也养成不注意具体分析事物并加以科学抽象使之普遍化的弱点。
不善于分析、抽象的中国人，语言中抽象词不多。类比首先就从自己的身体开始。如：“头头是道”，“头重脚轻”，“燃眉之急”，“目光远大”，“目空一切”，“眼高手低”，“眼中刺、目中钉”，“耳边风”，“耳目一新”，“掩耳盗铃”，“苦口婆心”，“口若悬河”，“一个鼻孔出气”，“拾人牙慧”，“口密腹剑”，“唇亡齿寒”，“不为人齿”，“没齿难忘”，“满面春风”，“胸有成竹”，“腹背受敌”，“五内若焚”，“肝肠寸断”，“手足之情”，“一失足成千古恨”，“捷足先登”，“手足失措”，“心腹之患”，“血肉相连”，“血口喷人”……这些都是中国的中小学生熟知的。
数千年历史，留传下无数的历史典故，这是一部很大的辞典。中国人的历史成语，天下无双，全有类比的意义。
类比在教育中有着极大意义，能用好的譬喻成为作教师的基本条件。教育要用启发式，其中重要一条就是用类比启发。孔子把“举一反三”作为教育的基本要求。他本人对一些最重要的概念都避免作严格定义，而是用类比作启示。
春秋战国时代的论辩，很多都依靠类比。孟子与梁惠王的谈话，就有大量类比的运用，其他理论家与论辨家也一样。“唇亡齿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亡羊补牢”、“危如垒卵”……等等在论辩中起了重要作用………
《战国策》中，江乙对荆宣王的一段话是类比的通俗代表：
荆宣王对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如何？”群臣莫对。
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天帝使我
长百兽，今子食我，是违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帮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
这就是有名的狐假虎威的故事。这样一个简单易懂的比喻，把需要仔细分析的复杂问题用生动类比深刻地解释了。
中国传统伦理和政治学说的建立，几乎全是从类比而来。这就必须说到《易经》。《易》是类比思维的范式化经典。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的卦象和爻的地位变化，都代表宇宙和人生的某种状态、规律或关联。这是一个高度灵活的、包罗万象的巨大类比网络，充满着带有神秘性的智慧。黑格称说《易经》包含：“ ……所有中国人的智慧的原则，也是一切中国学问的基础。”
这话很有道理。因为从《易》类比引伸出各种道理，正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易》对中国文化而言，是一种“公理集合”，它包含了天上人间一切道理的根本。
《易》的基本范畴是阴、阳。“阳”的特点是刚强，“阴”的特点是柔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对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这里说得很清楚，“各从其类”。从“阳”类比出天、马、君、父、夫、吉……从“阴”类比出地、牛、臣、妻、子、凶……。再从各种卦象和卦爻变化类比出各种复杂的事物转化与关联……这当中蕴有黑格尔看到的中国智慧。例如乾卦有六个阳爻，阳的代表数字是九，从最下面的阳爻初九到九二、九三、九四逐极上升，到九五算是“飞龙在天”，“九五之尊”成为皇帝的代号。按一般道理说，九六在最上面，应该比九五更高贵，可《易》认为九六下一步将转到下位，前途不妙：“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事物不能走到极端，否则就会转到反面。“九五”虽然不在最上面，却兼有最上与发展的势头，因此是最好的态势。这个深刻的道理不但对人生有价值，对社会政治也有价值，对市场经济一样有价值（一种商品，发展到最旺销后，就可能走向衰退；只有旺销又保有向上升势头的才是最有前途的）充分表明了中国智慧的力量。类比推理方法在一定范围内有巨大价值是无可置疑的。
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建立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时，绝不像希腊哲学家那样走逻辑分析之路，而是依靠直接从《易经》天、地、阴、阳范畴进行类比推理：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
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
一代宗师，以这样简单的立论来建立最基本的伦理学基础，当令世界上逻辑思维发达的民族惊异；初看来未免觉得中国智慧的贫弱。其实这所以可能，是因为阴阳五行思维范式已经深入人心，《易经》的思维方式已经被广大人群－－从最有智慧的人到最普通的文盲－－所接受。类比推理为许多方面的重要理论提供了方法论。
类比的巧妙运用对中国人是特别有趣的。唐代韩愈的高徒李翱向唯俨大师请教佛学精微，大师手指上、下问懂否？答曰不懂，大师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欣然瓴悟，作诗一首：“练得身形似鹤形，千秋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从唯俨以青天、云和瓶、水的类比启示中，悟出顺其自然乃是大师学说的精华所在。另一个故事说有人向马祖问道。马祖在地上划了一个圈子，他在圈中，马祖用棒打他；他跑出圈子，马祖又打他……这个聪明的人终于悟出圈内圈外都有是非，圈内外都是一种执着，要摆脱一切执着就能得道。这种类比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中有很高的地位。
南朝齐梁时的范缜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他主张“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他用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一个类比：刀刃是锋利的物质基础，没有刀刃，就没有锋利；由此类比推论精神依赖物质的存在，曾使众多佛教大师哑口无言。许久以后，一位佛学大师提出“燃灯论”，说火可以借不同的物质传递，人的精神也可以借肉体传递。这一著名类比又说服了众多的智者。这两个著名类比说明了这种推理方法的巨大作用。出色的类比运用反映了中国人特殊的智慧。
另一方面，类比又常常造成大量似是而非的推论。中国士大夫奉若神明的“八莫”：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难说是一种有内在联系的理论。“八莫”既不是八种因果范畴，也不是必然有内在关联的范畴。这有些神秘，要靠领悟。能格物致知的人不一定能正心诚意；能修身齐家的人不一定能治国；可是，这些又都与治国、平天下有某种联系。这就是中国思维的弱点，把类比和因果关联混在一起综合领悟，无法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著名的科学家沈括把“虹”和龙对比，说“虹”如龙一样能向溪中饮水，这类思维也广泛存在。至于民间，就有更多“坏类比”。许多有一定神秘色彩的类比对中国人影响极大。例如十二生肖，本来把人的生日排成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并无什么意义，可中国民间对此却有大量非科学的类比。如在挑选配偶时就强调属狗的与属羊的不能结合，猪和羊则很合适。属羊的逢狗年要小心，容易惹灾闯祸等等。至今，许多有知识、有教养的中国人，仍然在般家时避开“太岁（木星）当头”，在子女结婚时避开虎年……足见十二生肖类比影响之大。中医把人分为各种形态，金、木、水、火、土，木形人不能吃燥热的食物，因为木怕火。至于各种动物的相关器官能补养人的同类器官更是中国人共知的“常识”……
在当代中国，在逻辑思维迅速进入人们思想的同时，类比推理仍然在广大范围有重大影响。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了解中国。这种现象彼彼皆是。例如大规模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学雷锋运动，学铵钢、学张家港、学孔繁森……用典型人和典型事－－样榜来推动工作成了基本工作方法。这种习惯有好坏两方面。好的一面是经验容易迅速为广大文化不高的人群接受，迅速推广；具体的典型不只有“理”也有“情”，能同时达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效果；但坏处也很明显，往往对典型的抽象分析太弱，众多的干部和领导把精力放在组织参观上，而不是放在分析典型的内涵上。学大寨，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和金钱，但却没有关于大寨经验的高水平著作，没有真正科学的对大寨经验的理论分析（事实上大寨经验是经不住推鼓的）。这和西方的思维大不相同，在西方，如果要宣传、推广一个经验，你必须先对这个经验进行认真的理论分析论证，论证后加以理论抽象阐明有充分说服力的内涵，然后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让别人反驳、争论，等到大家公认后，自然会去仿效，根本用不着兴师动众去参观学习。我们大喊大叫学雷锋许多年了，有谁认真对雷锋形象作过哲学分析吗？这种类比式的思维与工作方法，容易造成盲目性，既浪费人力物力又产生形式主义。我们并不在原则上反对用榜样推动工作的方法，只是想强调：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人们的文化水平已经大提高，在运用榜样时，应该花更大精力于分析、研究榜样，使榜样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明确其规律性内涵，而不应该再过多地组织不必要的参观学习。
事物都有一个过程。当我们的法制不健全时，人们的法制素质不高时，法律法规不够明确时，司法审判曾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案例”，“案例”曾经是司法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但这毕竟是落后的方式。类比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起太多的作用。要改革思维方法，更多依靠抽象的法律而不是具体的案例类比。
中国人重视类比而不重视抽象分析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这不能一概否定。类比常常能做到通情达理，富于启发性；也不会产生西方式的对抽象条文的咬文嚼字偏颇。应该在肯定上述优点时更多注意引导人们发展逻辑思维；特别是接受历史教训，不让“坏类比”支配人的思维，因为“坏类比”对我们的危害实在太大了。鲁迅曾尖锐嘲讽过这种“坏类比”：“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①
以建设为例，我们曾经有过大量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建设格局。一个省建立了自行车厂，别的省也竞相仿效；一个地方有了电视机厂，其他地方也绝不会“坐视”……结果，每一个省都有几乎同样的钢铁厂、机床厂、水泥厂、造纸厂、自行车厂、汽车厂、缝纫机厂、手表厂、电视机厂、电冰箱厂、烟厂……在卖方市场条件下，这种建设格局的弊端看不出来，可是，当市场经济发展后，买方市场形成，大多数企业便生存不下去。很明显，各地有各地的自然特点、环境特点与人才优势，建设只能走发挥自己优势的道路。“大而全”、“小而全”是坏类比的突出表现。“坏类比”本身既是创造性低落的产物又反过来进一步扼杀创造性。
坏类比在国家和事业机构设置方面造成的恶果甚至更严重。中国现在从中央到县的机构设置基本是同一的，连军事、外交都不例外；县以上政府都设有地方武装部门和外事部门。一个小县（在中国边疆地区，一个县有时只有三、四万人口）也拥有包括许多脱产人员的“人大”、“政协”、“政府”、“党委”等庞大系统。政府有公安、司法、法院、检察院、武警、人事、民政、计委、经委、财政、税务、工商、教育、文化、体育、计划生育、科委、宗教、华侨事务、外事、旅游、人事、物价、交通、电讯、邮电、水利、农业、乡镇企业、武装、办公厅……就以办公部门而言，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常常达到十人以上还忙不过来，一个省的办公厅要十几个处。就教育部门说，一个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有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电化教育、高等教育、民族教育、思想品德教育等“专门”部门，还有人事、财务、纪检、审计、法规、教研、教育报、科技、党委、督导、调研、教育电视、仪器供应、语言文字、统计计划……上述部门一旦开展工作，都要求“下边有脚”，要求对口，结果是每一个小县都有了许多机构和部门。有的县的一个局，已经达到二、三十人的编制，还是不能应付上面的要求。有的县教育部门统计，每年上面通知开会可达几千人天，仅应付开会就要整整四五个编制才够……这还只是政府系统，党委、人大、政协系统的人员也是有增无减，规模庞大。
更令人奇怪的是事业机构的类比扩张。非法定的机构、半官方的机构多如牛毛，其中许多都有编制和经费列支。在国外，一个地方建立事业机构往往是因为有这方面的特殊能力，而且都没有国家经费支出，靠自己想法。我们则不论什么地方，不论有无条件，都一概类比地建立。各种各样的研究所、报刊社、学会、协会、委员会大都有一定的编制与从国家来的财政支持。以教育部门为例，各省、各地区、各县都有教学研究室，而且人数不少。真的需要那么多教研室吗？许多地方的教研室把精力放在编写补充教材上，争取本单位创收，造成学生负担过重。每当上面决定建立一个新单位，就会为一个新的“系统工程”或“网络工程”开了绿灯，各地的机构一旦建立，就要开展工作，要开会，要发文件，要办培训班，要办公室，要人员，要经费……这种事情绝不只是“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在中国是不胜枚举，令人眼花缭乱；只要全国一旦建立一个什么学会、协会、委员会或临时机构，下面就立即类比照此办理……这样做的后果，是机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人民不堪其负，有的县脱产人员竟达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全县财政收入还不够干部发工资，只能靠国家补贴。许多过多的、重复的、非必要的机构，不可避免成为民族躯体上寄生性的赘物，同时成为窒息民族创造性精神生活的毒瘤。
类比式建设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已经走到尽头，市场竞争象强大风暴横扫没有竞争与生存能力的重复建设项目，解放了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而在类比式机构设置方面，至今没有改变。解放后多次精简机构都以失败告终，不能不引人深思。脱产人员吃的不是“皇粮”，而是“纳税人”的血汗；再没有治本的改革，全民族将为庞大、冗肿的机构付出可怕的沉重代价。党的十五大和九届人大作出了机构改革的决定，人们都切望能取得成功。可应该看到，机构与编制的庄缩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事，它需要巨大的观念转变和最坚决的、顽强的态度，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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