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与矛盾的个体――读卢梭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复杂的、矛盾的，只不过我们的矛盾与复杂只是在一时一事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绝大多数人是不能够也不会以其矛盾的内心与思想去影响别人，更不会以面向众人刻意强调其内心世界的矛盾而影响他人，以及因此而改变他人的评价引起他人的喜爱。但是内心的复杂和矛盾性格的公开自我暴露已经形成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的表征，而这种表征可以说是从卢梭开始的。
    卢梭是一个复杂的人，是一个矛盾的人，而卢梭的矛盾性格则是由的他的个人经历和心理原因造成的。
    一、 自卑与孤傲相混杂的心理世界
    卢梭的童年无疑是不幸的，他的母亲在剩下他不久就死掉了，父亲是一个十分暴躁和不安分的人。在当时的日内瓦是由一些寡头家族主持社会的政治生活，虽然卢梭的父母都不是寡头家族，但是卢梭的父母两家都是享有完全表决权的家族，卢梭也很清楚自己的这权力所代表的优越身份。也正是因为幼年时期的这种身份的优越感使得卢梭医生实际上骨子里都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终身都鄙视没有表决权的民众，也是他内心世界里孤傲的一个重要源泉。
    另一方面由于在他不到十六岁时父亲和继母又先后死去，使得少年卢梭成了孤儿，他开始独立应对生活，可惜的是卢梭不能忍受成为一个雕刻匠的学徒生活，他逃走了，开始相当漫长的流浪生涯。在这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几乎是靠依赖女人的庇护过着十分可耻的寄生生活，他并不打算去工作和劳动谋生，一直到二十九岁因一篇《论艺术与科学》成名之后才算是有了一些生计上的着落，当然也可以说卢梭的一生都是在贵族的庇护下过着寄生的生活。也正是因为如此，造就了卢梭内心世界的极端的矛盾，一方面自认为自己有着超人的才华和天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过着靠人庇护甚至是女人庇护的寄生生活，这种心理上的不平衡的剪切感一生都在困扰着卢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卢梭的重要原因。
    卢梭是自负的，的确他的聪明才智是过人的，但是他就像所有的聪明人一样也是十分敏感的，加之少年时期的你不够明确的性倾向形成的内心女性化感觉，卢梭有着十分明显的顾影自怜的倾向。卢梭几乎在一生的文章中都在叫喊他遭到的迫害和痛苦，有时甚至无中生有讲述他的病痛，把一些很一般的病症描述成几乎快要了明的有不可忍受之苦重症（这一点十分像女人）。实际上卢梭一生唯一次可以说得上是被迫害的事情就是《艾弥尔》出版后法官对的他的指控和要逮捕他的行动，但是卢梭很轻松就逃脱了。卢梭就是这样在自负和自怜的矛盾中交替着出演了他一生的种种闹剧，所以我说实际上在这些方面露宿是个近乎荒唐的小丑。
    二、 矛盾冲突的时代造就的矛盾人物人物
    法国启蒙运动的事件结构是不够完整的，它缺少回应、吸收、整合底层民众在社会转型期产生的不满这样的环节，新兴阶级对低层社会阶层的价值取及利益向需求午所顾及与观照，没有尽到新兴阶级对于社会的情绪稳定应尽的兼收并顾义务。这样低层社会阶层方面的排斥就必然在对立一面要获取补偿，这种补偿可能仅仅是心理上的，但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需求是明确需要这个补偿的，因此底层社会把物质利益的受损转换为道德抗议，他们试图通过抢占道德制高点，一道德优势和道德控诉，控诉社会转型时期的世俗化潮流对古风美德的腐蚀。这种抗议与宗教饥渴症汇合，形成一股强大的民粹主义潮流，啸傲街头，呼风唤雨。也正是在民粹主义在激情的呼唤中，卢梭不期而遇，适逢其会，他的《论艺术与科学》恰恰是以迎合这种道德呼唤的主题应运而生，卢梭本人自然被哄抬为奇理斯玛式的道德英雄。这样，启蒙运动的温良性质本可为一场温和改革铺设前提，因为它排斥底层社会，反过来迅速被种种政治危机动员起来的底层社会所排斥，这样就为以后的法国大革命留下了深刻的伏笔。或者我们可以说以后的法国大革命正是这种底层阶层民众的被藐视，形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实质的社会基础。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见解，我并不认为卢梭对于法国大革命有多大的影响，后来的革命的冲动中卢梭不过是一个被假以名分行事的符号而已。而卢梭本人对于法国启蒙运动和后来的法国革命的贡献，远不如这两场运动尤其是法国革命运动对于卢梭的名声的贡献大得多。
    三、思想与理论的矛盾系列
    卢梭思想实际上是存在着很多的内在矛盾的。首先是感性与理性的冲突。感性与理性，矛盾冲突几乎贯穿了卢梭一生的思想过程中，但由于卢梭一直在努力缓解着这种冲突，因此，两者的冲突与整合往往交织在一起。这是卢梭思想最具有特色的方面。卢梭在《爱弥尔》中极力宣扬的就是自由主义的思想，该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教育的代表作，但是另一方面卢梭的“公意”思想无可避免的与极权主义形成了极强的联系。作为情感和心灵权利的倡导者的他，在其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却又无比激烈地否认情感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法律和政治制都是意志的产物，它们必须服从自身的法则，受制于独特的法规，因此，应该为法律和政治制度寻找一种理性的基础。如果国家有此根基，它就可以排除情感对公民的困扰，消解情感对政治共同体的渗透，进而争取意志的协调统一。只有在国家里真正实现了这种统一，使国家向个人发出的每个要求都被个人当作共同意志的表现接受下来，国家的意志才得以实现。
    一般认为，卢梭继承了中世纪的救赎传统，他的道德救世理想突出的被两个关键的理念所支撑：一是人们服从的中心应该从外在的行为转向内在的道德，即服从先验的个人良知--道德；二是人们服从的对象应该从个人君主转向社会公意，即服从集体的聚合良知--公意。显然，此时国家已成为意志与理性的统一体。而这种统一实际上来自于公意——一个被理性剔除了个别意志与一已私利的、理性与意志的完美结合。同样，这种冲突也表现在卢梭的著作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向整个社会宣战，向公众大声疾呼，他饱含激情地鞭鞑私有制，愤世嫉俗地发掘人类种种不幸的祸根，甚至将国家斥为富人诱骗穷人的阴谋。而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却启动了他的理性思考，蕲求为政治社会制订法律，这种法律以前所未有的严峻和强力，将个人用种种责任束缚在群体之中。恩斯特·卡西尔甚至说：“在卢梭的全部政治学著作及其草稿中，充满了对法律的热忱。”感性与理性再次交织在一起。
    其次，悲观主义与乐观理想的对立。卢梭对科学与艺术持悲观主义态度，因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只会导致道德的败坏与社会的腐败；卢梭对历史发展亦很悲观。实际上卢梭在某种意义上是极力否定人类文明的进步的，在他看来历史的变迁不会自然地产生社会进步与发展，甚至会走向反面，现代文明为人类带来的根本不是什么恩惠，它因此而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它的所得；卢梭对公民社会也持消极态度，平等与自由的自然人，由于社会制度尤其是财产私有制的建立，产生了对他人的依赖，进而产生依附，而这正是一切奴役与不平等的起点。公民社会如果建设不好，还不如非洲人与土著美洲人的原始社会。但卢梭笃信美德的作用，认为政治制度只要与美德结合起来，就能实现它的最终目的，斯巴达和罗马共和国是较好的模式，在这种小型的共同体中，公民受到良好的教育，能将社会利益置于个人私利之上。他也相信法律的积极作用，相信法律对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扶助，对宪政与民主的维系，对公民平等与利益的保障。另外，他还对教育的功能抱乐观态度，在《爱弥尔》中他表达了一种积极的政治理论。
    第三，在现代的向往和复古中徘徊。一方面，卢梭充分描绘了现代性的主要原则，即自由与平等，这在法国大革命中备受推崇。另一方面，他又抨击政治和经济进步这两个颇具现代精神的概念，藐视社会和文明的实际进步，将古代城邦作为美好政治社会的蓝图，甚至呼吁人们重返自然。卢梭始终认为走向公民社会是人类社会必然的历史进程，肯定社会进步为人类带来的福利，但他发现欧洲人所谓的“社会进步”是以社会不平等、暴力和道德败坏为基础，并以统治非洲和新大陆的土著居民为前提的。这一点是许多思想家看不到的。他要破这种“社会进步”，要立那种以自由与平等为旗帜的社会进步。他对自然简朴的原始状态的追求与向往，并非是主张退出文明，返回自然，而是表达了他对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对抗和异化的失望，对公民社会和法律制度流弊的批评。对于卢梭思想内在矛盾的渊源，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有不同结论，但是他的心理和思想的内在矛盾性是不可忽视的。

《爱弥尔》网上阅读 http://www.tianyabook.com/amer/ 看到评价： 在西方,真正发现儿童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卢梭于1762年出版的著名教育著作《爱弥尔》,堪称儿童的福音书。这部人类思想史上的划时代著作,为童年概念的革命。众所周知,康德书房挂着的唯一的画像就是卢梭的画像;康德在散步中唯一的一次不准时是因为他读卢梭的《爱弥尔》入了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