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5月1日，记者陪着阿军奔波在烈日下，头天凌晨拨打“生命热线”的湖南打工仔张再明听了阿军的安慰之后，猝然跪下。 |
 |
| 阿军的小屋只有1.7米高，不过身高体胖的他早已习惯。 | |
上接A1版
使 命
“我有1000多个弟弟妹妹，他们回头，将来要给这个社会创造多少东西？一想到这个我太自豪了。”
在志愿者队伍中的阿军，每天奇装异服分外“另类”。但他很快发觉这也许是自己的“优势”，于是主动请缨帮助游走在社会边缘的“后进孩子”。这个与时间竞赛、与危险势力“抢”人的工作，让他在广州数十万志愿者队伍中显得与众不同。
阿军曾接到一个电话，一位单亲母亲得知自己患肝癌将不久于人世，好想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后进儿子”走回正道。阿军找到这个孩子，假扮被他抢钱小孩的“大佬”，要这孩子跟着他“混”。原来，孩子知道自己妈妈有重病，为了不让妈妈继续工作受累，孩子想尽办法找钱，甚至私下打三份工。孩子还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想法——通过做坏事来引起妈妈重视，多点时间陪在自己身边。
阿军为这个孩子的心思震动。他跟妈妈聊了很久，并策划一个场合——双方用两天两夜的时间，什么也不做，好好沟通一次。
一星期后，当阿军再来到这个家时，怎么也没想到是那样一幕场景——在足足一周168个小时里，除了困极打个盹以外，母子双方谁都不愿意陷入沉睡。妈妈说：“我怕一闭上眼，将永远无法睁开眼睛再看儿子一次。”儿子说：“我很困，但我怕在睡梦中失去亲爱的妈妈。妈妈我错了，我一定会努力补回落下的功课，我要妈妈陪我上大学。”
直到第八天，母亲终于支持不住，晕倒了。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儿子扑到阿军怀里大哭，“我醒得太迟……”这个孩子谢绝一切资助，执意孤身到外地半工半读。由于走得匆忙，他至今不知道阿军这个“大佬”的真实身份。
这是埋在阿军心中一个最悲伤的故事，他每每说起来都忍不住落泪。
“我太理解这些孩子了。”一提到游走在边缘的孩子，阿军便压抑不住内心的冲动。做过“古惑仔”的他觉得没人比自己更适合做“后进少年”的挽救工作，而一次接一次的成功使阿军最初对认同的渴望，逐渐演化成一种使命。
“每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想得到认可。可如果从小学习不好不听话，主流社会就会‘不跟他们玩’，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边缘化’。这些孩子会有种被社会抛弃、误解的感觉，时间长了，就可能自暴自弃，越走越远。”阿军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
“这些孩子都有着许多不足为外人知道的故事，阿军觉得，自己走近这些“后进孩子”，是让曾经关上的那扇心灵之窗重新洒进阳光，告诉他们还有重新得到社会接受的希望和路径。
“我从不说教，只有做他们的亲人才知道怎样引导他们，这是治标又治本的方法。我有时想，走近他们真有那么难吗，又不是上战场去打仗，但是有多少人真正肯走近他们？”
对这些孩子，聪明的阿军有着一肚子的“创意”——他最爱装扮成江湖上的“大佬”，利用自己过去在江湖上“漂”的经验来吸引孩子们，“拉帮结派”后孩子们才发现这个“门派”从不干坏事，“大佬”只带他们到处去玩，和他们聊天……阿军也爱三更半夜去网上的游戏社区闲逛，寻找那些内心空虚而依恋网络游戏的少年，主动找他们聊天，邀请他们参加同龄人的活动。少女小雪就是这样摆脱了网瘾，去年考上了广东教育学院。
每个个案都是难啃的骨头，做成功一个动辄要花几个月时间，借钱和被人打是常事，还需要有常人难有的耐心。“也许我真是偏执，我觉得自己天生就有帮这些孩子发出声音的使命，替他们争取社会认同。每当看到他们转变，找到自己的轨道，我感到自己像一个使者。”说到这里，阿军忍不住带点自嘲地笑笑。
“你能想象那种自豪感吗？如果说目的，这就是我的目的。你想，我有1000多个弟弟妹妹，他们回头，将来要给这个社会创造多少东西？一想到这个，我太自豪了。”今天的阿军，早已剪去怪异头发。“匪气”全无了，但他却发现自己越来越有人格魅力，那些弟弟妹妹全愿意听他的。
阿军曾说过，等他改造成功的收下1000个干弟弟或干妹妹后，就离开志愿者事业；但现在已超过900多个干妹妹、300多个干弟弟，他却改了想法——“我变贪心了，1万个更好，弟妹越多意味着志愿者队伍越壮大。”而做志愿者，也确实成为了阿军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水和空气，每天都不能分离。
源 泉
“有人说我比傻瓜还要傻，现在就缺我这种傻瓜啊。”
做志愿者的工作从来就不是轰轰烈烈的。相反，很多时候，其琐
碎和狼狈让人感叹。这其中的支柱就不仅仅是瞬间的自豪感了。为了省钱和避免打瞌睡坐过站，他有不坐公交车的“怪癖”。他习惯走路——脚上的廉价皮鞋甩得劈啪作响，鞋底穿一段时间就被120公斤的体重磨出一个大洞。阿军妈妈刘克玲在床下随手一翻，便翻出数双千疮百孔的鞋子来。
阿军有最“耗鞋”的一次。他有时候脑筋似乎“死”得很彻底——竟用脚丈量从东莞到广州数十公里的距离。为了救助东莞一个打工妹，他接到求救电话后飞奔过去，钱包却在路上被偷走了。
等做通了这位打工妹的工作，已是夜里11时了。阿军说他决不会向一个可怜的女孩子，哪怕只借个回家的钱。他不愿意惊扰可能已经熟睡的妈妈，怕她担心，唯一的办法只能步行。那个黑夜，一个硕大的身影一直沿着公路走，累了就停一停，然后再接着走。直到第二天，他才走回广州，一双皮鞋被磨得底都掉了。
今年五四青年节前，阿军要给青年朋友们作报告，上个月底被团市委安排至白云山上“封闭”准备讲稿。三天里他一直坐立不安，每天嚷着要下山。
恰巧此时，家住海珠区前进路的李婆婆终于忍不住找到残联投诉：“为什么这个月你们没有给我送来慰问金？”残联的工作人员一下子蒙了：“我们根本就没送过钱呀！”
李婆婆这才知道，每个月200元的“慰问金”都是阿军自己出的——自从5年前通过一份残疾人调查报告找到李婆婆后，每个月他都“代表”残联来看望老人。
婆婆一家七口20多年来一直挤在18平方米的小屋里。大女儿阿英是聋哑人，因常年被丈夫虐待而重病缠身。4月26日，苦命的阿英猝然撒手人寰——那是阿军“上山”的第一天。就是这个消息让阿军牵肠挂肚，作完报告，临近月尾身无分文的他偷偷把妈妈拉到一边，妈妈给他塞了几百元。
从白云山上下来，阿军第一件事就是赶到李家。他把口袋里的钱翻出200元，想想又加了100元，低头一把塞到李婆婆手里。明白真相的李婆婆这次怎么都不肯收下。阿军急得额头一片汗，俯在婆婆耳边细语，“出了事，家里要用钱的”，一溜烟跑了。婆婆看着这个儿子一般的孩子，摇头呢喃：“肥仔啊，好仔一个……”
“有人说我比傻瓜还要傻，说到我的心坎上了。现在就缺我这种傻瓜啊。”阿军说过，帮助别人会有种被需要感，这让他幸福。
“再傻也要傻下去。”这种幸福的强烈程度甚至让阿军觉得，值得用自己的一生来坚持。他内心深处充满对受助者的感恩——绝症病人的渴望和斗志，特困老人的乐观和坚韧，边缘孩子身上隐藏的善意和仗义……被人需要的成就感和从中得到的人生体验，是阿军的幸福源泉，也日复一日地洗涤着纯净着他的心灵。
成 长
“我那是我人生最激动的一次，我骄傲得马上回家告诉妈妈。”
2002年，赵广军因为挽救后进少年的工作初见成效，被任命为广州志愿者协会外展队队长，这个认可对他来说十分重要。他分明看到这个生他养他的城市，正在为他开启一个事业的舞台。
阿军诚恳地说，他10年里做了很多蠢事。譬如，主动要求领导给他颁奖。2002年，看着自己身边的一些志愿者获了奖，阿军很着急。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到领导面前申请一个“奖”给自己。
“都不知道怎么开得了口”，说起当年，阿军忍不住憨笑。“想给妈妈一个交代，她老问我在干什么，想着有个组织发的证书，她就明白了。”
妈妈刘克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操碎了心，“那段时间阿军总是一个人早出晚归，老往外面跑，问他也是吞吞吐吐。”后来担心变成了害怕。阿军在外“争夺”那些孩子，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一次他裤子烂了好几个地方，身上擦伤了一大片，说是坐摩托跌伤。晚上妈妈听他躲在自己房里打电话，“今天为了那个孩子，被人打了”。
母亲的心实在很痛，她哭着反对儿子做这个志愿者。说不过，便激他：“你说你做志愿者，人家做半年就有奖了，你做几年都拿不到，到底是不是在做？”
为了向母亲证明，憨厚的儿子想不出别的方法。“一拿到我就后悔了。现在奖越来越多，我才明白奖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别人以为我做那么多只是为了拿奖，多冤枉。”
来自四周的注意和肯定，是阿军成长肥沃的土壤。1999年，他做志愿者不过两年，就被工作单位任命为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年轻的阿军激动得当场洒泪，“那是我人生中最激动的一次，我从来没有得到过，骄傲得马上回家告诉妈妈！”
此后是外展组组长、外展队队长，“在志愿者协会里担任‘中层’领导”，随后是残联和全国颁发的各种奖项。他的进步，街道党工委也看在眼里——就在今年初，赵广军光荣地被江南中街党工委批准为中共党员。如今他成了公众人物，向他学习的志愿爱心行动蔓延到社区的每个角落。
“领导认可我，老人们夸我，那么多人需要我，我感到自己很重要，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社会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认同，这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成长中的阿军深刻地感受到，得到认同的幸福无与伦比。
当然，成长的代价也如影相随。2005年，未婚妻的离去是阿军至今不可触碰的痛。
女孩和阿军是一起做志愿者时认识的，两个人在非典横行时还一起到病房去开导非典患者。“做志愿者给我带来了缘分，也正是做志愿者让我失去了她。”
关于那一刻，阿军不愿说太多。我们只知道，女孩不能忍受阿军对“生命热线”的过于投入，每天凌晨三四时才回家，一有电话就要出门；也不能忍受阿军平时除了带她去看望孤寡老人就没别的事；还有阿军的钱都花去帮助别人，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打算。
阿军内心的痛苦绵延至今。他无处诉说，一度以暴吃来排解。加上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在两年里迅速增重30公斤。从照片上看，沐浴在爱河中的阿军比现在足足瘦上一圈。
“我不希望别人像我这样，为做这件事失去所爱的人，失去金钱、健康。”每当说到未来，阿军脸上的表情就会分外复杂，他不敢憧憬太多。“我渴望有人也来为我和我的家人做做志愿者，那样我会更幸福。”
阿军说他有一次不争气，团市委的领导看他平时太节省，专门带他去买了几件衣服，他当场就感动得痛哭流涕。这名播撒爱心的使者内心深处对关爱的渴望，让人感叹，但他在成长中为自己逐步找到解脱。
愧 疚
“我不是一个好仔。好仔都会为父母多尽点孝道，我没有。”
走近阿军的父母和家庭，走近他成长的这个城市，我们会找到阿军心里最有力的支撑。
“我不是一个好仔。好仔都会为父母多尽点孝道，我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对不住的是父母。”阿军停住话头，他的眼睛红了。
几天前，赵广军搭乘的一辆“的士”的司机认出了他，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你根本不是正常人，你做这些事是为名为利，但有没有替你父母想过，他们都一把年纪了，还要陪着你疯？”阿军一句也没有反驳。妈妈也在车上，轻声替阿军解释。到了下车的时候，司机留了一句话，“赵广军，你还是我最敬佩的人，但你不能这么傻，要留点钱给父母啊……”
阿军把自己关在房里痛哭了一场。“妈妈老帮我说话，其实她多么想哭……”
开通“生命热线”后阿军每个月有惊人的话费，妈妈有一次帮他交费，单子一打2000多元。人家都以为这么多话费机主一定是个大老板，事实上阿军10年来没给过家里一分钱。一家人至今挤在晓园东一个面积仅4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阿军现住的房间是由阳台改建的不到5平方米的小房间；在姐姐出嫁前，他只能蜷缩在房间顶部一个高仅1米的小阁楼里，硕大的身躯每天要“钻”进去才能睡觉。
2000年，阿军的父母相继下岗。妈妈刘克玲身体不好，一双腿早年下乡时落下病根，先后两次濒临瘫痪，如今大热天也要穿两条长裤。下岗后她急坏了，到处托人“打广告”找工作——到菜市为人看过档口，返聘到原单位饭堂工作，每天像陀螺般。
有这个特殊的儿子，一家人10年来节省至极。刘克玲半个月前滑倒在地，一直舍不得去医院疗伤，脸上豆大的红疤至今未褪。父亲赵伯好不容易找到一份通宵值班的保卫工作，每天清晨熬完夜回到家除了一碗清汤面什么都不肯吃。为省水电，家里的洗衣机基本不开，老人每天用手洗衣。
可是即使这样家里也攒不下来钱，“说出去不怕笑话，贼来都不怕，要有什么急事要我拿5000元，还真拿不出。”刘姨说。
如此俭朴的老人，对儿子却有求必应。阿军每到月底总要偷偷找妈妈几次，他不直接拿，说要“换碎纸”。心里明白的妈妈几百元直接塞给他，从来不“换”。
阿军向妈妈拿的最大一笔钱，是一位残疾人心脏病发的手术费，他回家要2000元。妈妈心里明白，用这笔钱的人一般来说肯定还不起，但是她什么都没说，回头就凑给儿子。“很多人都跟我说这是个无底洞，但钱是挣来花的，儿子选好了路，我们就要尽力帮他到干不动为止。”
赵伯说老伴当着儿子的面总是乐呵呵的，背后偷偷抹泪。这10年是母亲最欣慰满足的10年，也是最担惊受怕的10年。她的生活状态伴随着儿子发生急剧的变化。“以前每天晚上七八点就能睡觉，现在不行，老失眠。每天听不到儿子的呼噜声响起来，我就睡不着，她说。”
母亲做的，儿子从小就看在眼里。老夫妇是楼里公认的热心人，记者和刘姨聊天的时候，住楼上的赖姨特意进门来夸这一家人。“我们这座楼平时谁有点麻烦，肥仔都包了。水压不够我们楼上老没有水，赵伯刘姨招呼我们来家里随便洗澡洗衣服。”刘姨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个迷路的外地军嫂，腿脚不好的她一口气把人从海珠区送到芳村白鹤洞。
“我们常跟儿子说，帮人家，百年归老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够了。我们不想出名，报不报道我们都一直这样做。如果为名为利，几年前就坚持不住了。”刘姨一直为报告团在白云山上的住所感到不安，“房费很贵啊，疗养？不用了。我们这么平凡，付出不算多，不应该得到这么多啊。”
出生在广州杨巷的阿军是个地道的“西关仔”。妈妈即使在他做“古惑仔”时都坚信，孩子的本性不坏。在赵家那个小小的客厅里，一幅赵爸爸亲手做的剪纸特别引人注目，白色衬底上是鲜红而工整的三个大字：“爱与善”。这三个大字，伴随广军从童年走到而立之年。
2000年可算是这家人的“倒霉年”，一家四口三个下岗，剩下阿军一个不眠不休地做他那个志愿者，一家人的生存压力可想而知。现在回头想来，刘姨和赵伯没有什么埋怨，却对帮助他们的“贵人”感激不已。“帮我们找工作的朋友，帮我女儿找工作的街坊，还有支持阿军的好心人，我们都牢牢地记在心里。”在这片土地上，夫妇俩身上打着广州人务实善良的烙印，知恩感恩的朴实情义从小植入儿女的心底。
责 任
“我最怕的不是病痛，是手机丢了，生命热线打不通。”
“做得越多，社会责任就越重。我必须坚持下去，不能让我和我的同伴的行为受到任何质疑。”对这份事业、这个城市给自己提供的舞台，阿军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不知不觉中，这个典型的“广州仔”把志愿者服务当成无法割舍的责任。找到更多和他一样热爱这份事业的同路人，是他对今后人生的最大期望。
打到“生命热线”的电话，最多时一天有160多个。4月28日在白云山上，阿军妈妈为了让阿军专心准备作报告，执意“没收”了他的手机。凌晨零时后，趁着妈妈熟睡，他取回手机接听电话，电话一直打到4时。
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这是阿军的常态。他对接电话有着近乎执著的狂热，人们不理解是因为不知道他心底有一道深深的伤痕。
几年前，阿军在外地做志愿服务，手机不在服务区。回到广州时看到一条短信：“你看到短信时，我已在天堂笑你了。生命热线，有名无实！”阿军疯狂拨打多次后终于接通了这个电话，听筒那边是一个苍老悲痛的母亲声音，女儿已经离世了。阿军受到巨大的打击，至今自责。
面对沉重的责任，阿军常觉得喘不过气来。现在跟着他的四个主力人员都是当初从边缘少年转变而来的志愿者，来自香港的小冼为了跟着他做个案，连外婆去世都没赶上看最后一眼。这让阿军痛苦异常，“他们为了这个事业也为了我这个大哥在撑。”
“我们不是神，只有更多人来参与才能缓解这种压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让阿军最伤心的是“生命热线”资源被滥用——“有人绕来绕去说很久，最后才说只是打来试一试而已。有家长说自己三岁的孩子不知道该怎么教，才三岁你都不愿意付出耐心去教？有时我们在做小孩子的工作，有的家长竟说，‘如果我的孩子出了问题，你要负责任！’”
阿军在精神上是富足的，但他的身体备受摧残。由于长期的体力透支，他严重虚胖；最近这几年每年都要跟死神斗一把——2003年疑似中风；2004年做志愿服务时感染病毒得了急性蜂窝炎；2005年12月期间他的血压舒张压和收缩压分别高达140和超过200！他就像一个随时可能被引爆的“火药桶”，只要情绪激动或动作猛烈都有爆血管的危险。2006年，通过药物治疗阿军的血压稍微降了一点，但是疼痛难耐的腰肌劳损随即袭来，让他夜不成眠。
最近团市委为阿军特别安排了一次体检，在报告上他身体的问题写满了半页纸——严重高血压、糖尿病、心肌炎、心血管问题……他的血压重新“冲”了上去——这次舒张压和收缩压分别是135和180，再次达到了成人高血压分期的最严重等级，随时有中风和心肌梗死的危险。今天上午，阿军被“强制”安排进入医院治疗，昨天下午记者跟他通电话的时候，他带点无奈地表示已经做好住院准备。
然而阿军心底并不怕病痛，“我最怕的事是手机丢了，热线电话打不通。只要我人在，‘生命热线’就在。”这个骨子里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人盼望轰轰烈烈，所以他并不讳言自己也许有一天会倒在志愿者的岗位上，“只有真正倒下那一天，才能好好休息一下。”
“但我想我不会错，我深信这个时代需要一个这样的人先去做，这个城市会爱惜这样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不做呢？”在说这句话时，阿军又傻傻地笑了。
当初如“伯乐”般接纳和培养赵广军的团市委正在策划一系列把“赵氏”志愿服务推广为长效机制的活动——今年4月份专门成立“赵广军志愿者服务队”，由华师、华农等高校学习心理专业的大学生组成一支20人的队伍，每日上午8时至晚上零时负责接听长期开通的“赵广军生命热线”，求助者只要拨打“114”就可直接转到这条热线。团市委副书记、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理事长折志凌表示，这个队伍将逐渐壮大，将来发展到200人甚至更大的规模。同时，团市委正与司法局探讨在广州市少管所建立“赵广军志愿帮教室”。目前，团市委已组建赵广军先进事迹报告团，向全市发出向赵广军学习的通知号召。
记者手记：朴素的真谛
刚结束的五一长假，我们没有休息。陪着赵广军奔波在广州的烈日下，看着他宽阔的背影，却追不上他匆匆的脚步。晚上回到家抚着自己快散架的躯体，我们控制不住脑海里的翻腾：所谓幸福，到底是什么？
肥仔阿军的成长之路，几乎和这个社会上所有的成功者都不相同。他平凡、普通，甚至有着并不是太光彩的过去，正在做着的事情琐碎而艰辛。但他分明是幸福的，我们在与他相处的这些日子里，体味得细微而真切。
阿军喜欢与人探讨关于幸福的定义。他觉得幸福别人给不了，必须从自己内心长出来。
现代社会张扬个性，每个人都需要幸福感和成就感。一身英雄主义色彩的阿军说他尤其需要，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最特殊的道路——彻底忘掉自我来满足他人。正因为这条路太特殊，他的背影常常是孤独的，但他不断得到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认同，那种外人难以企及的巅峰体验让他欲罢不能。
我想，在世人公认的种种成功之外，阿军在为人们提供心灵获得幸福的另一种可能——那也许是最朴素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