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地理位置图，见 http://www.plapic.com.cn/lib/00008/200120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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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回　四渡赤水跳出“牛阵”　黔北道上二将骂娘

　　话说中央红军在川南古蔺山区隐蔽集结数天之后，眼看蒋介石在黔的主力纷纷北渡赤水，“牛鼻子”牵了过来，毛泽东抓住敌人“欲围未成”之机，出敌不意，挥师东进，四渡赤水。３月２２日，１军团在林滩，３军团在太平渡，９军团在二郎滩，军委纵队在九溪口，５军团为后卫，一天一夜之间，全部渡过了赤水河，再次进入黔北。
　　中央红军突然东渡，在重庆的陈诚倒是懵对了，“西窜多少，自然东窜多少了。”但在现场的薛岳、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等，却叫“朱、毛的古怪战术”弄懵了。他们都已发现“窜匪”东窜，军情要紧，也都上报了“渝辕”；但是，谁也不能明了“敌之回窜”，不敢回答“究竟回窜多少”。在金沙前敌指挥所，薛岳召集诸将领分析敌情，他发问说：“这朱、毛是怎么了，是在茅台喝酒喝疯了不成？他们怎么又回窜了……”吴奇伟说：“是啊，他们由遵义地区北进叙、古，意在寻路北渡长江，镇龙山一仗，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胜仗，是说不上受阻的，他们却又掉头东窜，实在令人费解。”周浑元说：“因此，窜匪究竟回窜多少，主力尚在何处，不可大意。”小诸葛孙渡也认为，“共匪素用曲线行动。此行东窜，是其主力东窜，抑以一部东窜，而主力仍西窜，实难料定。”薛岳问王家烈的看法，败军之将，神情惶然，无言以对。薛岳最后说：“各位言之有理，我薛兵团在江西是上过赣匪‘诱敌深入’的当的，贸然分兵东追，只怕是在两个方向上均遭不测。”前敌总指挥怕上当，２２日下午，他还是在敌情通报中作如下分析：“匪由茅台渡河后，分两路西窜，一路经大村、鱼岔河、镇龙山；一路经石宝寨、铁厂、锅厂坪。其大部尚在镇龙山、铁厂。”龙云根据他的通报，当天数电各路纵队，再次重申“聚歼该匪于叙、蔺以南，赤水河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直到２６日，当红军已经进入遵义、仁怀之间的地区，薛岳还在说：“窜匪西窜成份居多”，并令他的后方辎重物资继续源源北运，形成敌我相向对进的局面。
　　蒋介石是３月２４日飞抵贵阳的。随行的除夫人宋美龄、私人顾问端纳、侍从室主任宴道刚外，还有陈诚、何成浚、顾祝同、吴稚辉、陈布雷等一帮高级军政人物。蒋介石走下飞机，机场上冷冷清清，除薛岳驻贵阳司令部的一位副官处长前来领路外，不见一个当地官员。宋美龄脸有惊异：“大令，这是怎么回事咯？”蒋介石宽慰道：“剿共要紧，剿共要紧，想必他们都在前线忙着布兵堵截东窜之匪……”
　　两军相战，理解对方行动的企图是极要紧的。蒋介石住进薛岳驻贵阳司令部，得知各纵队都还在原地观望未动，好不气恼！第二天一觉醒来，便要陈诚亲自电话传他的命令：“各路纵队从速掉头尾追东窜之敌，不得有误”。谁知，哪一路也不痛快！薛岳在电话上说：“辞修兄，敌情不明呀，似不宜擅举！”孙渡根本就不想动，跟陈诚说：“我们才奔袭了５００里，粮草供应还没有跟上来。再说，我从这里回滇、黔边，不是还要近一点吗？”王家烈则干脆说：“我还回黔北去挨打吗？我得靠近薛兵团啊……”只有周浑元有些积极性，他在陈诚说话的口气里，得知他将取代薛岳代行２路军前敌总指挥，惊喜之下，当即表示“尽快掉头”。
　　“牛”大掉头难。黔北战场一时出现相对的平静。
　　毛泽东突然挥兵东进的“诡计”，敌人不理解，自己队伍中也有不理解的。在自己人中，不只是基层干部战士有不理解的，在高级指挥员中也有不理解的。作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们懂得运动战是怎么回事，却从来没有经历过“四渡赤水”这样大的运动；他们懂得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必须避强击弱，却难以接受眼前这样地在强敌丛中驰骋纵横；他们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对入黔以来一再放弃根据地的打算，如此毫不停顿地走下去，却又疑虑重重。因为不理解，也就有些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三渡以后便有了苗头。一渡好说，有个北渡长江同４方面军会合的前景在吸引着全军上下；二渡也值得，深入黔北打了个转移以来的大胜仗——遵义战役。三渡四渡是怎么回事？实在令人琢磨不透。
　　这一天，彭德怀和林彪走到一起了。近来，两个人的情绪都不高。林彪前些日子同聂荣臻提出打打鼓新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接着要他指挥鲁班场战斗，结果又没有打下来，心里早有几分抱怨。他满以为三渡赤水以后，在川南打上一两个漂亮仗，消消心里的怨气，谁知才踏上川南地界，又奉命掉头东进了，心里的怨气反倒增加了一分。彭德怀在遵义战役后，３军团伤亡最大，那时他就想，是不是还是黎平会议曾经议决过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他听说毛泽东正在同遵义上届革委会的委员们谈恢复遵义革委会的问题，心里很高兴，“很好，川北，黔北，湘鄂西，恰成三角态势；红军一当积蓄力量，便可问鼎中原！”谁知没听到什么结果，部队又出发了。三渡以后，没有什么名党，忽又掉头东进，东进不两天，又折转南下，他实在弄不明白是要往哪里去。心里正憋着，昨天晚上，遵义战役负伤留下的几个原３军团的战士，从白区冒着危险逃了出来找到他，一个个有的手断了，有的脚断了，伤口还血淋淋的，都哭脸抹泪的要跟部队走，说是“好多伤员没能活下来，把老百姓也连累得家破人亡！”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打过大枪的军团长，没有办法带上断手断脚的，也没有时间来安置他们。他心里该有多难过，多么焦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主力军团的军团长，便你一句我一句地牢骚起来了。
　　林彪说：“娘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老走弓背，不走弓弦？”
　　彭德怀说：“什么弓背弓弦呀，我看是麻花，走麻花！”
　　林彪说：“说得对，麻花，作到地图上就是麻花！”
　　彭德怀说：“林老弟，我看啦，凭地图打仗不行，在担架上打仗也未必行哩。秀才们放个屁，当兵的跑断腿。这样走下去何时是个头啊！”
　　林彪说：“本人有同感。就说１０天前吧，我说要打打鼓新场，他们不同意，说我和聂荣臻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硬要我去啃骨头，结果啃掉了几百人。”
　　彭德怀说：“要我说，打鼓新场不该打，鲁班场也未必该打。我就是希望能停下来，搞搞根据地再说。黎平会议说到黔北搞根据地，后来又说到川黔边搞根据地，光是屁响不闻屁臭。你晓得我们甩掉的那些伤员是怎么遭罪的，又是怎么害人的吗？”
　　林彪说：“是呀，没有根据地，傅连暲想摆摆摊摊都来不及。你为什么不提提这些事？”
　　彭德怀叹息一声说：“提？有什么用？还不也是‘只及一点，不及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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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骚，说重不重说轻不轻的牢骚。这个“牢骚事件”，连同后来发生的事情，虽说史不详载，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对某些人物的个人命运，是有过不小影响的。但在当时，并没有因此酿成党和军队内部的一场大的斗争，颇为费解，却也是万幸。
　　艰难的战争环境里，人的脑子往往聪明得多。
　　部队南下到仁怀以东的一个深山沟里，一天晚上，毛泽东突然请几个军司长“打牙祭”，参加作陪的有朱德、刘伯承。陈昌奉弄来的几只鸡还没有做好，毛泽东便同军团长们聊起天来，他说：“还是先说说话吧。要不哇，你们呷着什么都不香喽。”林彪和彭德怀一听，禁不住面面相觑。林彪在彭德怀的耳边说：“我们有好吃的了……”彭德怀小声回道：“管他的，能说说话也好，说话也是打牙祭哩。”毛泽东抿嘴一笑，没理茬儿，说：“本来早就想和大家说说话的，难得有会到一起的方便。你们在路上碰到一起是不是也聊聊天，嘀咕嘀咕呀？该聊聊，该嘀咕嘀咕，让你们走了这么远的路，连嘀咕嘀咕都不让，哪还行么？骂骂娘也是可以的嘛。从江西出发，我同王稼祥、张闻天走到一起的时候，没少嘀咕，有时也骂骂娘。只是，他们两个都是读大书的，我也上过几天洋学堂，骂起娘来水平都不怎么样，文骂而已矣。其实，骂娘大有好处，中国的郎中先生讲，人就讲个气通气顺，一气通气顺，身体就好了，是不是呀？”彭德怀和林彪都闷着不吭声，都在琢磨那骂娘的事怎么走漏了？毛泽东笑笑接着说：“可惜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来研究中医学，还是说说我们的三渡四渡吧。为什么要三渡？是不是因为鲁班场一仗没有打好，没法子了才三渡？非也。鲁班场一仗打好没打好，都是想到要三渡的。先打鲁班场，再渡赤水河。想想看，你不打鲁班场，薛岳、吴奇伟能从遵义周围拔出来么？你不前出到川南古蔺地区，他能跟着你西渡赤水河么？人家不西渡赤水河，你能跳出他的圈圈么？三渡者，牵‘牛鼻子’也。善战者，不光要能指挥自己，还要能指挥敌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嘛，我们过去常讲诱敌深入，诱敌深入不就是牵‘牛鼻子’嘛。三渡如此，四渡就更好说了。本来就是因为要四渡才三渡的。这一点，我想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宜宾左右的长江，我们是过不去的，没有那个本事。既然没有‘八仙过海’的本事，就只好学齐天大圣了。你以为我在那，我却到这了。也许有的同志哥要问了，你怎么把‘牛’往北牵，而不往东牵，往南牵？东边怎么行啊，刘建绪、李云杰、李韫珩不早就在那里摆好了么，他们就是要死守湘黔边，不让我去湘鄂西，再往那边把黔敌牵过去，岂不是两个‘牛群’大会合，怎么跳得出来呀？往南牵，一则有桂军廖磊部在南，二则可能堵了自己的路。所以，只有往北牵，才能把敌人甩得远远的。还有嘛，嘿，我们同蒋介石先生江西一别，山水远隔，牵挂在胸，现在人家到贵阳了，还不该靠上去亲热亲热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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