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玲

　　二月河以他深厚的艺术功力创作了《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长篇历史小说，艺术地塑造了清朝鼎盛时期的三个帝王形象，其中雍正形象塑造得尤为成功。在塑造雍正形象时，作者强调入物命运同社会现实的冲突．重现形象个体的人格构成(包括心理素质、防感意向、行为规范)与特定社会文化基因的相融与渗透，突出表现了人物活动的历史合理性、必然性及其与个人的欲望、性格间形成的悲剧冲突。在这种悲剧冲突中，雍正这个人
物显示出强烈的生命力、人格价值和崇高的悲剧美。性格悲剧
二月河塑造雍正形象时，抓住人物身上既温和仁慈又刻薄冷酷的善恶交织的双重性格，突出表现了这两种对立的性格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人物在这种性格幻．争。首先．雍正的双重性格是残酷的储伍斗争造成的。康熙虽然立了太子，但他并没有改变皇于颁政的清朝传统政策。太子从政；植成党羽．又让皇子预政，给他们规肋储位的机会，于是出现了太子与皇帝、太子与兄弟间的双重矛盾，造成了残酷的皇室内部斗争。因此，生为皇于的雍正降临人世就拥有继承最高校力的幸运．同时也决定了他一生都要在骨肉相残和多疑防范中度过。雍正性格中温和仁慈的一面正是在这种残酷复杂的皇室权力斗争中渐渐被扭曲，最终被专断多疑、刻薄冷酷所埋没、掩盖。当然他本性中的温情并未丧失。如他对狗儿、坎儿的同情，对小禄和引锑的爱伶．对甩样的呵护及胜似同胞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及他为天下所有贱民脱除贱籍，放超过二十五岁的宫女出宫等等，都反映了他性格中的温和与慈善。在雍正内心，这两种对立性格的矛盾和冲突是激烈的，现实不允许他安于仁慈温 ‘和，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他只能奋起抗争。其次，雍正要在颓废腐朽的政治集团内保持人格思想上的独立，做到执法不问私情，也
必须坚持“刻薄”。雍正在多次奉旨办差过程中对吏治的败坏深有感触。文恬武嬉，康熙末年社会已经积弊很多。雍正敏锐地认识到清朝统治的危机，从国家全局着眼，清理亏空，打击腐败，毫不留情。他的对手实际上是整个腐朽的官僚阶层，不做“孤臣”，守不住“刻薄”，势必会劳而无功。再次，在他登基以后，要坚定地执行改革措施，也有赖于独断专行的刻薄作风。面对康熙末年政事宽疏留下的“人心玩帽己久，百弊丛生”的局面，改革势在必行。但祖宗成法惧在，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冲破祖制的束缚和守旧势力的阻挠，不能不“刻薄”。“悲剧人物的性格同他的愿望或理想的冲突”①往往是构成他们自身悲剧的直接原因。雍正为自己的理想，坚守独立人格和刻薄作风，坦然承受攻击和诬蔑、诽谤和中伤、冷漠和讥嘲。他不屈的抗争性格使他超越了这些痛苦，感到了一种孤独的自豪。“悲剧的美更多地显示为主体的意志、情欲以及在抗争或超越中表现出的情感力度之中”。①正是这种悲剧性的超越中，雍正显示出巨大的人格力量和九死不悔的抗争精神，震感了读者的灵魂。政治悲剧雍正具有抗争精神的性格直接影响到他的政治道路。雍正置身封建社会晚期，封建官僚机器的腐败已到了难以改变的地步。他却在封建社会晚期所允许的范围内，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力图实现他扭转乾坤的政治抱负。革注定是一条艰苦的道路。因为改革实际上就是对旧有的不合理制度的超越。而超越本质上就是对外界现实的突破、破坏。就外在秩序的破坏而言，这种超越往往是对其他利益的侵犯或对其他现存权威的触动，因此超越行为常被现存秩序视为恶。而“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种祟古文化，即缺乏超越意识的文化”⑦，以农业文化心理结构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心理，必然对改革产生消极影响。二月河突出表现了雍正的政治改革同这种民族文化思想的冲突，以及雍正在这种冲突中的矛盾心理和情感挣扎。雍正励精图治，勤于政务，不奢靡，不好色，甚至连戏都不看，把“耐烦不怕琐碎”的行事风格逐步发展到极致，每天批几千上万字，对陛见述职官员都恨不得能够逐个召见。真正是
宵衣吁食，呕心沥血，其政务之累与忙，甚至饿昏了堂堂宰相!但他的改革措施，相当多的只能起到治标的作用。如整伤吏治，不拘资历用人，压抑科甲出身的官僚，都有良好的效果，但封建的官僚制度和科举制度不变，终不能治本。雍正重用的官员与被打击的因循守旧和贪赃枉法的官吏，属于同一种教养、同一种思想体系、同一个来源，没有本质差别，不法妄行、营私舞弊、墨守成规的官员难免一茬接着一茬。当然，雍正并未因此而放弃改革，正像希腊神
话中推石头的故事一样，石头一次次从山顶滚落下来，他再一次次从山底把石头推上去。正是雍正这种决绝的抗争精神给了我们一种悲剧的祟高感。所以当他的改革遭到恶意攻击时，我们能深刻体会到雍正那种不被理解的痛苦和孤独。雍正的政治悲剧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的改革同传统文化思想形成了尖锐的冲突。自儒道以后，中国历史上就再没有超出它们或能与之分庭抗礼的思想了。满人人关后，基本上吸收了汉人的儒道文化思想o这种文化思想反对改变祖制，宣扬道德的自律作用，提倡忍让、节制，主张中庸。制止剑拔弯张，追求闲适、平和。在这种文化思想形成的大一统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中，在封建官僚政体为基础的专制集权统治下，任何个人的反抗都是同家庭、家族和全社会的对抗。雍正的政治改革同传统文化思想的冲突，是彼此否定的悲剧性冲突，没有任何中庸的调和的解决办法。雍正的政治生涯只能在他的自我主体意识超越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中形成悲剧。雍正的政治悲剧实质上是文化悲剧。

 家庭悲剧
　　雍正的性格使他在人群中傲然独立，他为政治理想而实行的改革措施更使他处于与传统文化思想对抗的孤独境地。而作为一个人，本性中都有认同、友爱、合作和交往的需要和潜能，这种客观的必要性内化为心理上的需要9即理解与被理解、同情与被同情、爱与被爱的需要。雍正的帝王身份使他不仅得不到人世间真正的理解、同情和爱，反而招致更多的嫉妒和仇恨。二月河笔下的雍正皇帝，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可以说已经是最大限度地超越了自
身的狭隘性，创造了不朽的功业。但因为他是一个帝王，他的孤傲、怀疑和不宽容却严重妨碍了他去获得爱。二月河在塑造雍正形象时，充分表现了雍正的帝王身份与普通人情感需要之间的冲突；
生长在皇室中，雍正与亲人的关系不可能像平常百姓那样亲密。清朝皇室为了防止后纪拥于争夺皇权，规定皇于不能与生母在一起生活，雍正与生母德纪的感情是较淡薄的，母爱疏淡。雍正和父亲康熙的关系较复杂，是父子更是君臣，父爱更多的不是体现为亲情，而 是表现为优良严格的皇家教育和富足的生活环境。而且，皇帝是没有小家庭的，只有“天下”这个大家庭。这就注定了雍正无法享受平民百姓的“天伦之乐”，雍正对父母的感情是敬远远多于爱。而雍正与兄弟的感情甚至与儿子的感情，在皇室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被严重扭曲，亲情甚至变成仇恨。作为一个帝王，雍正可以为成就自己的事业勇敢地孤军奋战，并在这种孤独中享受一种祟高和自豪；但作为一个人，他却不能忍受心灵的漂泊无依。雍正一直没有放弃对爱的追求，当他在亲情之爱上饱尝痛苦之后，他就把自己心灵的归依完全寄托在爱情上。二月河饱含感情地描写了雍正对爱情的追求。雍正一直无法忘记少年时和小禄的爱情，当长相酷似小禄的引娩出现时，雍正不惜冒天下之大不短，强抢弟媳，把 对小禄的爱和歉疚都投注到引梯身上。实际上引梯成了雍正孤寂心灵的慰籍和精神依托 ；但最终却出现了情人成了女儿这样残酷的现实。在这种主体动机与结果完全悖反的悲剧事实面前9雍正彻底崩溃了o这个貌似强大、颇有作为的皇帝在被命运捉弄的骇然中孤独地死；了窿胃 ，雍正是一个帝王，注定要承受没有真爱的孤独和悲哀。无论雍正怎样抗争9只要他的身份还是帝王，他就无法摆脱自己命运的安排。他的家庭悲剧实质上是命运悲剧。叔本华认为这样一种悲剧最好而且最可伯：“它可能仅仅是由于‘剧中人互相所处的地位’，于是在一般的生活环境中，既没有哪个人物特别坏，也没有什么错误或意外的事件9却不能出现一种情形，在其中具有一般道德水平的人物不得不‘清清醒醒地睁着眼睛互相残‘ 害，却没有哪一个完全不对“，Q；雍正正是这类悲剧中的主人公形象。雍正一生时时处于温和与刻薄、理想与现实、常人的七情六欲与帝王的功业心、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等各种不可调和的悲剧性矛盾之中。这些悲剧性矛盾以及它的各个对立因素之间的激化形式也就构成悲剧性冲突。在悲剧冲突中，雍正表现出一种英勇抗争、坚韧不拔的意志，一种悲壮的激情，一种忧伤的理性。他清醒地认识到了悲剧的必然性，但却没有逃避这种苦难，而是坚持自己的道路，坦然承担其胜利、失败、光荣和耻辱。他的悲剧性抗争或超越，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甚至改变了历史，我们从这个人物的悲剧中可以感受到深刻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恩格斯说：“伟大人物悲剧性的价值正在于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从历史潮流中得来的，而不是少个人的琐碎的愿望出发’，因此，他们的悲剧性具有高出一般人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二月河笔下的悲剧帝王雍正也可以作如是观。

[注释] …
①曾庆元《悲剧论》，华岳文艺出版社19g年版，173页。
②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g0年版，贸页。
③王江松＜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4年版，26页。
④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期年二版，185页。
⑤转引自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历页。
． 参考文献
1．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如年版
2．满学研究会编＜清代帝王后纪传》(上)，中国华侨出版社，19船年版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4．曾庆元《悲剧论》 ‘—
5‘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 ，
6。王江松《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