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异化
女性异化，这是人世间无可避讳，也无可遮掩的严酷现实。
这自然是女性的悲哀，但又何尝是男性的乐事？在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这种人生的悲哀及其意义，似乎早已超越了特定时空的限制。
苍凉而复苍白，安命而又怨命的女性悲运，在张爱玲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艺术呈示，并且总以纤毫必露的显微效果，把女性异化的真相展示了出来，给人以“凉入骨髓”般的审美感受。如果要问张爱玲小说艺术的重心在哪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在于她对时代生活的整体反映，不在于她对人性的一般描绘，也不在于对男性心理世界的挖掘或纯形式上的追求，而在于她对“闺阁”有着过人的“写实的功夫”，其中最为重要也最能见出其功力的是对女性异化的深湛而又独到的刻画。
在女性经由世界性的败北而不得不进入被异化的轨道之后，女性即在男性压迫与自我压迫中，陷入万劫不复的悲剧命运而无法自拔。在中国，时至20世纪，虽然几经文化的或政治的运动，“女性解放”仍然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因为女性事实上仍然处在或基本处在男权中心社会之中。而通观人类男权中心时代女性异化的主要形态，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即奴化，物化与兽化。
这三种类型在张爱玲小说中都有相当充分的体现。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张爱玲对女性异化作了全面的描写。或易言之，爱玲对女性异化所作的深刻而全面的刻画，确证了她那杰出的艺术才华。
一
张爱玲在《说女人》一文中指出：“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服在男人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在涉论历史或性文化史这类命题方面，张爱玲抑或没有学者或思想家的精到，但她却擅长以生命的直觉，艺术的笔触头透入人生与历史的底蕴，以自己的方式展示出“人的自我异化”的世俗真相。其中对女性的“被奴化”与“自奴化”的“妾妇之道”，有着极为细腻而真实的描绘。早在张爱玲未上大学而尚为女校学生的时候，她就写有《牛》（1936年）。《霸王别姬》（1937年）等短篇小说，以现代女性为根基，着重传达出女性对生活的痛苦而趋于绝望的真实感受。《牛》中禄兴娘子，是位“吃辛吃苦为人家把握家产”却终至失去一切的农妇，她在空无所恃的恐惧中，感到自己“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这篇小说在艺术上虽较幼稚，但在创作的兴奋点及内在精神上，却与此后的一系列小说保持着深刻的相关性。这就是对女性的“失去”（自我）与女性的“长夜”的审美注意，并出露了那种唱叹般的悲凉凄丽的审美情调。
从张爱玲正式投发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年），一直到她写于1957年的《五四遗事》，都没有放弃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注。特别是善于在多种多样的“性际关系”关系中揭示女性存在的附庸实质，及其广义上的“娼女”的真相。《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及其侄女葛薇龙，都在性际关系中产生了严重的倒错：她们都经不住贵族男性的种种引诱，都将青春甚至整个生命，心甘情愿地舍予自己不爱或不值得爱的男性。于是，自我生命就像“一炉香”，以“梁太太们”的方式，异化为灰烬。而她们在沦为高级“娼妓”之后的反诱与恣纵，则更加速了这一生命异化的过程。在《五四遗事》中，爱玲以自己的方式对“五四”做了反思式的回顾。透过表象，发现了“五四遗事”中隐含的“男权依旧”的真实。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好人”佟振保，作为典型的男人，他将事业，家庭和情人均纳入一个有序的结构中。女人（娇蕊，烟鹂）被赋予了两种基本角色：妻子与情人。但都隶属于男人，是男人采拮，把玩和利用的对象。在漫长的男权时代中积淀着关于女性原型的无意识及相应的府码，其中以“白玫瑰”象征圣洁的妻，以“红玫瑰”象征热烈的情妇，既是典型男权化的意象构成，表明着女性在男性眼里，不过是美丽的奴隶而已。《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阿小，作为耽于渔猎女性的男主人的“好的”女仆，但总觉得“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使她感到莫名的悲苦；《等》中的诸位等候诊治的太太们，大抵是“猫”一般的女人，莫不依附男人，忍耐着太多的失意；《鸿鸾禧》中的邱玉清，在父母包办下嫁给了爆发式的大公子，痛苦万端而又百般无奈；……女性在张爱玲的笔下，似乎总是身陷性压迫的窘境之中，在无论是姓“封”还是姓“资”抑或二者混合的男权文化氛围中，苟延残喘，咀嚼着人生的苦涩，体味着生命的苍凉。
张爱玲对女性命运的审美观照，也曾透出点亮色。这在她写于解放之初的《小艾》以及她第一部完篇的的长篇小说《十八春》中，都有所表现。然而，这种“解放”的乐观很快就为张氏所否定，并屡有删改。总之，诚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张爱玲成功地“在现代的屏幕上活现了一群女奴的群像”，她们限于主客观的条件，即或有所挣扎与反抗，但大抵也要陷入变态的迷狂中，很难找到真正的出路。
二
如果说女性的“奴化”主要是女性在“性政治”层面上的异化，是“男权”跋扈的结果，那么，女性的“物化”则主要是女性在“性经济”层面上的异化，是“金钱”跋扈的结果。——自然这两反面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当男权社会确立的时候，男权变牢牢地攫住了经济大权，并逐渐制造出一个新的“图腾”，即是“金钱”，以与其“利剑”紧密配合。于是在英雄或权利崇拜与金钱崇拜的双重魔圈中，女性失去了独立为“人的”价值。为了起码的生存，便很容易地被“金钱”锁住，从而导致了女性自我的严重异化。
金钱对女性的异化，最常见于“金钱婚姻”。这可以使女性彻底地物化，俗化和非人化。在张爱玲最享盛誉的中篇小说《金锁记》中，对此便有极为深刻而细致的描绘。正是由于金钱的魔力，使姜公馆的残废二爷“化丑为美”，可以轻而易举地将麻油店的曹大姑娘娶过门来，给她戴上坚硬的婚姻之枷，再锁上永固牌的“金锁”。于是，她那姣好而火热的青春被金钱的魔杖击成了碎片，她的天真，温情与梦想也都荡然无存，变得悭吝远胜葛朗台，阴毒更逾蛇蝎精。由原先被金钱异化的不幸者蜕变为害人也更害己的残忍者，由被“锁”变成了“锁”人，“曹七巧”变成了“曹七毒”。其心理变态已趋于极端，于是，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儿子女儿恨毒了她”，连曾与她言过情，道过爱的小叔子，也跟她“仇人似的”。亲情在沦丧，爱情也在沦丧，女性被异变为“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这就是张爱玲揭示的“金锁”效应。
在另一名作《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同样写出了金钱对女性生命存在的巨大侵蚀和危害。那位离婚后呆在娘家的穷遗老的女儿白流苏，因受不了娘家人对她的刻薄，急于再嫁。于是，对金钱的渴望使她在初识华侨富商之子范柳原是，几乎就下了再嫁的决心。但这并非是一见钟情，而是一见钟“钱”。所以在白，范的“倾城之恋”中，很难谈得上“爱情”与“幸福”，却不乏相互精明的“算计”与“引诱”。在白流苏将残剩的青春当作人生的最后赌注时，她也感到了沦为阔少玩物的危险与悲哀，但她却无力挣扎。后来，作为人性异化的另一极端形式——侵略战争给她提供了“成全”的机缘，使她获得了婚姻的“保障”。但可以断言，她所陷入的这种“生意经”式的婚姻，只能是她最后的坟墓。张爱玲对这种婚姻，的确熟悉，看得很透。她在《心经》中，就曾借了绫卿的口说：“女孩子们急于结婚，大半是因为家庭环境不好，愿意远走高飞。”但在急切之中，惟利是图，人（有钱者）皆可夫，又怎能谈得上真正的爱情和幸福呢？而没有爱的婚姻，对于女性则无异于一种慢性自杀。《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就是一未在无爱婚姻中压抑而亡的女性。虽然她的去世也许是对尴尬婚姻的解脱，但却给孩子留下了恒久的痛苦，使儿子成了“跑不了”的“精神残废者”。这种对女性的“墓后现象”的艺术观照，恰能表现张爱玲对残缺婚姻的透察入微。
金钱崇拜对女性生命的异化，使她们异变为商品，成了男性最乐于利用和消费的东西。虽然张爱玲对生活中的娼妓与文学中的娼妓都有不少了解，但她并不像《海上花》那样专注于妓女题材的文学。她也写那种纯粹的妓女（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也涉写那种出身于堂子的姨太太（如《小艾》中的三姨太太），但她写的最多的，则是那种“准型娼妓”，即披有婚姻外衣的而实为交易以出卖色相的女性。梁太太（《第一炉香》），敦凤（《留情》），霓喜（《连环套》）等，莫不如此。敦凤嫁给老迈的米先生，其心理逻辑是：“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带着这种清晰的“谋钱”或“谋生”动机的女性其感情世界怎能不“千疮百孔”呢？又怎能充分领略爱情的真味呢？罗素曾指出：“妇女所忍受的不情愿的性关系的总数，在婚姻中比在卖淫中恐怕要大得多。”这话决非无稽之谈。但在张爱玲看来，实有不少女人已从“不情愿”进到了“情愿”忍受无爱的性关系，浑然不觉有什么可耻或悲哀了。她曾带着无奈，调侃而又悲怆的语调说：“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张爱玲笔下那些归根结底为了“谋钱”或“谋生”而嫁的女人，在怨怼，愁苦，无奈或变态发泄中打熬着岁月，仿佛她们都接受过了“娼妓化”的洗礼。无论她们是处在怎样的性际关系中，或是一夫一妻，一夫多妻，或是高级调情，嫖卖结合，或是婚居同居姘居寡居胡乱居,也无论是身为妙龄少女还是半老徐娘,身处深闺还是浅闺,大抵都挡不住“物化”的诱惑和胁迫。这种情形显然不限于中国人，洋人或洋气十足者也不免如此。尽管如此，张爱玲从女性视角所揭示的“物化”女性，决不只存在于当年的沪港洋场，而是存在于整个男权世界之中的。否则，爱玲也就不会有那样浩淼天边的苍凉感，悲凉意了。
三
随着女性异化程度的加深，女性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远离“人道”而趋近“兽道”，其“兽化”的程度也就相应加深。女性的“兽化”不仅表现为几近疯狂的纵欲与凶残，而且也表现为“几近无事”的庸常生活中的“吃人”。
放纵恣肆，损人利自的生存状态，在男权社会里自然是以男性为代表的——这似乎也是一种权力。可悲的是，饱受种种欺凌侮辱玩弄的女性，在异化途中却习得或攫取了这种权力，也以类似男性的放纵与凶暴来对待情欲和弱者。张爱玲对此没有回避。她不是浅薄的女性同情者，赞美者或开脱者。她在《谈女人》一文中即坦然直陈：“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坏得更彻底”，“一个女人的恶毒就恶得无孔不入”。在她的小说中，对此便有很为“彻底”的描绘。譬如《金锁记》所写的七巧变态后的阴毒与泼悍，《十八春》所写的曼璐对亲妹妹的陷害与虚伪，《第一炉香》所写的林太太为满足私欲而牺牲青年女子的狡诈与卑鄙等等。真是用实际行为印证了“母老虎”，“蛇蝎精”，“狐媚子”这类传统语词并非毫无所据。《金锁记》中的七巧对儿媳，女儿的损害，《第一炉香》中林太太对侄女薇龙的毒化，都为人熟知，兹不累述。这里且以《十八春》中的曼璐之于妹妹曼桢为例，略予分析。这部长篇小说最揪人心的部分，是写曼璐这位妓女的变态心理及性残害行为所造成的恶果——对妹妹曼桢的严重损害。是她亲自设定计谋，使自己依赖的男人祝鸿才强奸了自己的妹妹，并将妹妹残酷地关押着，以此栓住祝鸿才的兽心，保住自己的“姘位”。这对曼桢的心灵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摧残，爱情也被断送，后来甚至违心地嫁给了那位人面兽心的“姐夫”。小说不仅写出了曼桢被损害的心灵痛苦，也很真实地写出了曼璐心灵“兽化”过程中的痛苦与异变。当她得知自己依附的祝鸿才对曼桢居心不良时，也曾心含恨怨。于是，长期以来的屈辱生活已剥蚀了她的正常人性，加之她对妹妹的变态嫉恨心理，遂使她难以驱逐心中出现的兽性魔影。显然，“野兽的黑影”一旦吞噬了曼璐的心灵，那么她就由娼妓之道踏上了害人之道，从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甚至陷入了性残害的泥淖中而无法自拔。
张爱玲在《心经》中还描写了另一种性残害的现象。即作为女儿的杜小寒居然与父亲发生了“父女恋”，甚至持续了好些年。小寒完全被“恋父情结”所左右了。为了维持自己这种隐秘的恋情，她逃避与其他男性的深入接触以及成婚的可能，而执着于让父亲“知道我的心”，并且认定，“我不放弃你，你是不会放弃我的！”但当她父亲找了貌似她的绫青以为外室的时候，小寒发疯似的要施加破坏，并当面哭着斥责父亲道：“你看不起我，因为我爱你！你哪里还有点人心哪——你是个禽兽！”着斥责也许真的有“道理”，但也适用于小寒自己。正是她离间了父母的情爱，使表面安稳的家中隐伏着危机，出现了乱伦之恋。等到她意识到自己犯了罪时则不免太迟了。自然这种恶果的酿成也与其父母自身的异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日常“几乎无事”的生活中，女性异化也常常带有“兽化”的“吃人”性质。爱玲承认自己“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但却着意从中开掘出具有深长的“苍凉”意味的生命悲剧内容。在种种畸形的性际关系中，有那样“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在《连环套》这部实可视为较好的中篇小说中，女主人公霓喜的悲剧命运已得到了较完整地刻画。从她被男人所买到被男人抛弃，连再次受“姘”的希望也已失去。她的生命就在男人与时间的播弄中消逝了。即使在“受姘”期间，“不过只是捡食人家的残羹冷炙。”在爱玲的笔下，也写出了生命的微温，但它却终必消逝，弥散于寒冷的冬夜中。人之“人文生态环境”对女性命运的异化效应，在张爱玲的笔下，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描写。《怨女》中的银娣，承受着类似《金锁记》那样的环境压迫，从“麻油西施”异变成了厉鬼般的“烟婆”，只能在烟灯前的幻觉中，忆着青春时节那火热的异性的调情。但幻觉一消失，“她引以自慰的一切突然都没有了，跟本没有这些事，她这辈子还没经过什么事。”在银娣的人生经历中，爱的萌芽被扼杀了，于是剩下了怨恨，放恣了恶毒。也像曹七巧一样由被异化者变成了异化者。由此很容易使人想到，张爱玲在小说中写了一个又一个“消解爱情”的故事，严酷的人文生态环境，将爱情化成了俗世的微尘，使人倍觉“此在”的“荒凉”。爱玲显然在破除爱情神话。不愿她不愿信仰，而是吃人的现实使她难以信仰。真正消魂而又永恒的爱情何处寻觅？《倾城之恋》剥去了通常披在“倾城之恋”这一人类绮梦上的轻纱，显示了名副其实的私情，伪情和矫情的真相；《多少恨》中的家庭女教师虞家茵，与主人倾心相爱，真情并未感动天地，却引起了解不开的矛盾和说不清的怨恨；《等》中那些在诊所中等候诊治的太太们的描写，实际构成了对女人“等待男人”的被动命运的象征，这是因为这些将生命“消磨在等待中”的女性，早被禁闭在“内囿”与“无常”的囚牢里，其生命意义永远操纵在他人手中；《第二炉香》与《第一炉香》一样，都写出了女性的异化及其对生命意义的消解，性放纵与性蒙昧都可以造成对人的深度伤害。“薇龙”型女性的堕落与“愫细”型女性的幼稚，对自对人往往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金锁记》，《怨女》，《琉璃瓦》，《殷宝滟送花楼会》等等，写女性陷身的婚姻，无论是“包办”，还是“自办”，却都不能摆脱悲剧的命运——尽管悲剧的形态各异；《封锁》，《年青的时候》，《色戒》以及《创世纪》等作品中的“爱情”，都是瞬间性的，短命的，甚至是危险的；……
爱情的消解，最足以体现出“爱玲”式的“苍凉”意味。但她显然并不局限于此。她也写出了亲情的消解，譬如《花凋》写妙龄少女郑川嫦生命垂危，母亲怕暴露“私房”，父亲宁愿养姨太太，不予全力救治。但在川嫦死后的墓碑上，却出现了许多“爱”字，道是“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其余“全然不是这回事”。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家庭”，“婚姻”，“爱情”抑或“友谊”中，张爱玲总是近于固执地从中发现人的比“动物”还令人恐怖的生命真相。这很能见出她的冷隽，或是一种艺术上的“偏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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