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3]武志红在灾区心理援助的日记 出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76455901009svn.html 5月22日成都·惨烈的抉择 　　每个人都容易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别人，这时，世界就是一座巴别塔，人们各说各话，并以为自己唯一正确，于是怨气不断弥散，而理解成为奢望。 　　今天，我留在了成都写稿件，但晚上听志愿者讲他们给驻扎在绵阳市永和镇115名广东边防总队官兵做辅导所听到的故事时，我想到了这句话。 　　此前，我们在一些学校了解到，当展开救援行动时，武警士兵们要求已在现场的家长和老师离开现场。对此，家长和老师们不理解，我听到后也觉得有些不理解，为什么非得这样做呢，老师们是对学校最了解的，他们留下来不是可以帮助救援行动吗？ 　　但今天，我多少理解了这样的做法。 　　广东边防总队中有40名官兵是第一时间赶向地震中心的，他们回忆说，当时境况极其惨烈，他们是踩着尸体前进的。 　　抵达目的地后，他们才明白，踩着尸体前进只是开始，他们在救援行动中所经历的一切才是最惨烈的事情。 　　例如，看着一个人好好的，他们伸手去拉他，但却拉掉了一只胳膊，原来这个人早已死去，而且遗体已严重腐烂。 　　又如，看着一具完整的遗体，几个战士去抬他，但刚将他抬起，他那被暴雨淋过和又被太阳暴晒过的身体就爆裂了，带着浓烈气味的体液喷在战士们的身上。 　　再如，在一个不到一平方米的小空间里，却有7个人挤着死在一起，将一具又一具的遗体从同一个空间里抬出，战士们都有崩溃的感觉。 　　因为整天看见血肉模糊的场景，战士们已不能闻肉味，闻到了会忍不住要呕吐，但前线很辛苦，有肉吃的时候一定还要坚持吃下去，所以战士们就先吃一口菜再喝一口二锅头，用酒味将肉味压下去。 　　然而，上述情境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烈的是抉择。 　　他们抵达一个救灾现场的第一天，就看到了一个被夹在缝隙中的小男孩，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把他救出，但那样一来，其他待拯救人员就会死去。所以，他们只好选择让最多的人最少受伤的办法，最终到第三天才把小男孩救出，那时他的腿已坏死，必须截肢了。这种抉择令许多战士不能释怀，他们觉得自己应该为小男孩的残疾负责。要命的是，他们在救援行动中，常要做类似的选择，而且要当机立断。    二战期间，纳粹让一个妈妈在她的儿子和女儿之间做一个选择，她只能带一个孩子活着离开，另一个必须死去，这个妈妈先是求纳粹不要让她做这么残酷的选择，但纳粹不为所动，她最终选择了带走儿子，而女儿被纳粹杀死，后来她一辈子都生活在内疚当中，她认为是自己杀死了女儿。 　　展开救援行动时，要是家长们在场，他们能承受这个选择的难题吗？老师们能承受这个难题吗？ 　　所以，我第一次理解了不让老师和家长们待在救援现场的做法，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了这115名广东子弟兵们心中的难过。 　　那么，有没有可能，让家长和救援人员之间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呢？那样一来，救援人员或政府机构就会更好地理解家长们的感受，而家长也会更好地理解救援人员的貌似强硬的做法。 　　“我们在一起”，我喜欢这句话，但要实现这句话，彼此的理解是必须的。 5月23日德阳·“今天不是5·12” 　　今天，我们由19人组成的心理救援分队去了德阳市绵竹中学。 　　昨天，这所当地最好的高中900多名高三学生刚经受了一次惊吓。当时正值上课，一名学生突然冲出三楼一间教室，随即全班学生也跟着涌出去，接着是整个教学楼的学生都冲了出去，有数名学生在拥挤中还受了轻伤。 　　校领导开始以为是这个学生反应过敏，但后来了解到当时的确发生了一次余震，这个学生只是最早感觉到而已。但不管怎样，学生们的心理状况令人担忧，刚结束的一次模拟考也显示，这些毕业班的学生们成绩显著下滑，所以当地教育部门请我们给这间学校的学生做一次心理辅导。 　　到了学校后，我们19名志愿者分成了几个小组，我和我的搭档、同样来自广州的咨询师晏嫣去了最边上的一个教室。 　　教室里约有50多名学生，我们先把他们每两人分成一组，然后要他们彼此用尽可能最快的语速向对方提问：你怕什么？你担心什么？你想要什么？之所以要快速，是为了不给对方理性思考的时间，那样就可以让他们用感觉来说话。问话结束后，我们让一个学生上来分享一下问话结果：他的伙伴怕什么、担心什么、要什么。 　　第一个上来的是一个男孩，他详细地说了他的伙伴的回答，其中一点吸引了我的注意——“他怕余震不震，他怕高考推迟。”再问，发现这种心理非常普遍。余震不可怕，更可怕的是余震不震，为什么会这么想呢？他们的回答是，讨厌这种不确定感，这令他们很焦虑。 　　这不难理解。地震除了带来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还打破了我们对周围环境的掌控感，将我们抛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既然这种对不确定感的焦虑如此普遍，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帮助他们重新建立对目前生活的一些掌控感。 　　因而，我先讲解了一下地震对掌控感的破坏是他们焦虑的来源，然后在他们听得入神的时候，我突然停顿了一小会儿，随即用不大但很坚定的语言说： 　　“今天不是5·12！” 　　这句再简单不过的话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学生们的神情都有了明显变化。随即，我让他们跟着我一起说以下几句话： 　　“今天不是5·12！” 　　“今天是新的一天！” 　　“我要活在今天！” 　　“我不要活在5·12！” 　　接下来，我请他们好好想一下，在目前的处境下，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此后，我讲了一下关于高考的心理，这可以帮助毕业班学生增强自己的掌控感。 　　最后，晏嫣给孩子们做了一下催眠，目的也是帮助他们提升对高考的信心。 　　晏嫣做催眠的时候，我将一个很忧伤的女孩单独叫出教室，和她做了一对一的对话。我们刚在教室外的台阶上坐下，她就已泣不成声。原来，她的父母在地震中受伤，她的脚踝也被扭伤。她不顾伤势去成都看望住院的父母，却被歹徒抢了行李…… 　　她哭着将这些遭遇讲了出来。等她情绪平静下来以后，我问她，你刚才讲的都是消极的一面，那么，你有没有遇到一些积极的事情呢？她点了点头，列出了以下的积极点：父母只是受伤；同学、老师和邻居们给了她很大的支持；她感觉到了自己的成长，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 　　我和她的交谈结束时，晏嫣也恰好结束了她的催眠。带她回到教室后再看这50多名孩子的神情，我感觉他们从容多了。 　　我希望也相信他们能明白，地震是巨大的悲剧，但它已过去了，未来每一天都是新的不同的一天，如果我们能如实地活在当下每一天，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胜利。 5月24日广州·多难兴邦    今天，我们的心理救援组大部队按计划从成都返回广州，结束了为期一周的地震灾后心理干预工作，华南农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蔡瑾和其他3名志愿者继续留在成都5天，他们的任务是为在成都一家医院的伤员做心理辅导。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蔡瑾是我们47名志愿者中唯一一位没有到达灾区第一线的。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几乎所有志愿者都渴望去第一线，这种心理其实多是源自自己的心理需要——见证灾难。成都一名志愿者甚至对我说：“我把自己去第一线的机会让给了他们……”    所以，请为她的这种默默工作的精神致意。    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后，我发现与18日我们从广州来时所见到的情形已大不一样。18日时这里停满了形形色色的飞机，有民航飞机，有军机，还有几架飞机机身满是外文，而飞机总数绝对是我在一个机场上见到的最多的一次。但现在，机场基本恢复了以往的样子，和我以前数次经过时的情形已很像了。    在飞机上，我和华南师范大学的心理学博士范红霞老师坐在一起，在谈了对这一星期的心理救援的得与失之后，她给我讲了令她印象最深的一幕：    在都江堰聚源中学的废墟上，中间没有倒的一面墙上写着三个字“无所畏”，“畏”字的右边是一面国旗，左侧入门处的一棵树下凌乱地对着一些作业本、书籍和书包，一个作业本不知是人还是风翻开了一页，上面有几个字“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聚源中学是都江堰伤亡最惨烈的地方，当地人说，倒塌的教学楼中一共有18个班，除了3个班正在上体育课，其他15个班的学生都在教室中，所以伤亡很重。    对于她注意到的这一幕特殊的景象，范红霞说，就好像是遇难的孩子们在对我们所有人说，他们对死无所畏惧，他们坚信“风雨之后就是彩虹”，虽然他们的遇难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但他们的死会给这个国家以启迪和力量。    我愿意相信她的这一解读，我也认为，假若我们能直面这次灾难中的所有真相，能反思问题并去努力解决我们人力所能做到的事情，那么这次灾难会给我们民族以力量。    很巧的是，等晚上回到家中打开电脑后，第一时间打开新浪网的新闻网页，看到新闻称，温家宝总理23日在北川中学临时学校留字“多难兴邦”。    希望也相信总理的这一理念会实现，那样聚源中学和倒塌的数千所校舍中遇难的孩子们就不是白死了。    总理24日说，地震中的死难人数可能将超过七万、八万甚至更多。另一新闻则称，灾情最严重的北川县城将作为地震博物馆，博物馆中有一面哭墙，哭墙上会有所有的死难者的名字。    这两则消息显示，我们民族已有勇气直面这次灾难中的所有真相。如果我们能直面并反思了这次巨大之“难”中的所有真相，那么这次灾难一定会令我们民族迸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而“兴”自然会到来。[/size] ［此帖子已被 华灵子 在 2008-6-8 8:26:22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