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3]董玉飞之死的警示[/b] 武志红 (2008-10-12 10:53:22) 　　10月3日，5·12大地震后的第144天，在伤亡最惨重的北川县安昌镇的一个简陋的办公室中，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身亡。 　　作为大地震后第一位自杀的公务员，董玉飞之死令人扼腕，他年仅40岁，身高180厘米，相貌堂堂，前途无量，为什么会走上绝路呢？ 　　对此，他的好友、绵阳市农业局局长、原北川县县长陈明世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在接受采访时，他感慨说：“他的能力、人品、长相，都是一流的，他是个汉子，也是个好干部，怎么可能这样做？” 　　任何事情都有其道理在，本文试图去揭示这一悲剧背后的道理，也希望借此能得到一些警示。 　　一个月前，我先后上了一个家庭系统排列的工作坊和课程，老师是来自香港的郑立峰。 　　在授课时，郑立峰一直强调两个观点： 　　1．家庭系统排列治疗不问性格等因素，而只关心重大事件，如自杀和亲人的意外死亡等。 　　2．家庭系统排列治疗认为，一切行为都是对家人的爱的表达。 　　在这十余天的课程中，这两个观点也一再得到验证。例如，一个男子对他的岳母很暴躁，每次岳母想接近他妻子，他会想办法阻拦她。这看起来很是不近人情，因他岳母只有一个女儿。然而，家庭系统排列治疗中展示，他的岳母有严重的自杀倾向，而他的妻子内心深处想替妈妈去死，希望以此阻止妈妈自杀。 　　所以，岳母想接近女儿，是爱，女儿想替妈妈去死，也是爱，而这个男子阻拦岳母接近妻子，一样是爱。 　　并且，岳母想自杀同样是爱的表达。原来，她的家族中，有太多人在意外中死去，她想追随这些亲人而去。这不难理解，难道爱不是要同甘共苦吗？难道爱不是要一起厮守吗？那么多亲人在苦难中离世，我怎可以享受幸福生活？我宁愿跟随他们而去，以此表达对他们的爱与忠诚，而不愿独活在这世上。 　　在治疗中，我们会发现，这种同甘共苦的渴望是盲目的爱，是幼稚的爱，因离世的亲人并不希望我们追随他们，而是衷心地希望我们能幸福快乐地生活，甚至还要把他们失去的那一份幸福加倍活出来。 　　但是，当我们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中时，就会陷入到这种盲目的爱里，而难以做到从离世亲人的角度上看自己，便可能会一味地想去追随他们的脚步。 　　这，可能便是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走上自杀的深层心理因素。 [b]主因或是痛失爱子[/b] 　　董玉飞自杀后，他的遗书被警方存留，而他的死因也成了谜，比较集中的说法有两个： 　　第一，工作压力太大。作为农办主任，董玉飞负责的重建工作或许是难度最大的。他负责的重建房工程本来任务就很艰巨，9月24日发生的特大暴雨更是雪上加霜，不仅将以前的工作摧毁，还冲毁了许多其他农房，严重加大了他的工作难度。 　　地震后一直在绵阳做心理援助的复旦大学心理学教授申荷永说，9月24日的特大暴雨很罕见，闪电和暴雷持续了18个小时，80％的北川县城被淹没，灾情达20年一遇，部分地区是50年一遇，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超越了地震，这令农民们很生气，觉得原有的努力“白干了”。这种情况下，作为负责农业重建的主要官员，董玉飞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抑郁情绪，是很容易理解的。 　　此外，作为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北川县的公务员们普遍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这会使得他们紧绷的精神无法得到放松和缓解。 　　第二，一直没有走出失去儿子的悲痛。他的好友陈明世说，董玉飞的儿子董壮才12岁就已有178厘米，高大帅气，并且“成绩好也很听话，董玉飞非常喜欢他”。不幸的是，如此优秀的儿子在地震中遇难，当5月14日从儿子所在学校的废墟中挖出儿子的尸体后，董玉飞痛哭失声，还一直自责说对不起儿子。 　　5月18日～24日，我曾随同一个心理志愿者团队赴地震灾区，发现内疚是幸存者最为普遍的一种心理。内疚，可以理解为愤怒指向自己，当内疚积压太久且不能化解时，它就可能会转化为抑郁，转化为自杀的冲动。 　　董玉飞的一些同事不认为董玉飞自杀主因是痛失爱子，他们说，一开始看得出来董玉飞确实很想儿子，但8月份后他的情绪好了很多。 　　同样是董玉飞的那些同事，他们一样也佐证了爱子对董玉飞的重要性。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董玉飞8月后情绪好了一些，同时，他还戒酒了，这位本来酒量很大的羌族汉子突然变得“滴酒不沾”，一次同事聚会，当别人劝酒时，董玉飞的一位下属解围说，董主任生了宝宝就会喝了，对此，董玉飞会意地笑了一笑，表示默认。从此，董玉飞还想要一个孩子的计划便成了公开的秘密。 　　这个重要的细节或许显示，为了化解痛失爱子的悲痛，董玉飞找到了一个办法——再生一个孩子。 　　这是很多人化解这种悲痛的常见办法，在家庭系统排列的工作坊中，这种故事屡见不鲜。 [url=http://blog.photo.sina.com.cn/showpic.html#blogid=547645590100besu&url=http://static1.photo.sina.com.cn/orignal/54764559g6f4d59d61a10] [img]http://static1.photo.sina.com.cn/bmiddle/54764559g6f4d59d61a10[/img] [/url] [b]如果丧子之痛能化解，9·24日的暴雨对董玉飞或许就只是一个挑战。[/b] [b]前列腺炎令他梦想破灭？[/b] 　　然而，9月中旬的一次体检发现，董玉飞身体出现了状况，最后入院治疗了十余天，而病情则是前列腺炎。前列腺炎的程度目前尚不得而知，但董玉飞看来对此讳莫如深，他在住院期间拒绝同事的探望，称自己病情并无大碍，只是后来有知情人传出，他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炎，且可能对生育有一定影响。 　　如若这一传言是真，那就意味着，董玉飞用来化解痛失爱子的办法遇到了麻烦，甚至有可能，这条路已不通。这时，他的这种悲痛和内疚就可能会一并化为抑郁，而产生深深的自杀的倾向。 　　即便他的前列腺炎没有不治那么严重，这也会对一个心思敏感的人造成很大的冲击。因为，本来这一办法就有问题，假若真的生一个孩子是为了弥补失去另一个孩子的痛苦，那么这个新生儿就会一出生就被当成另外一个人养，而不能做自己，这是对他的不公正，势必会导致他产生种种心理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办法还意味着对逝者的背叛，毕竟，爱怎么可以转移和替代呢？如若我们是深爱着死去的人的话，我们的心中对这一点会心如明镜，将对逝者的爱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不过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已，它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化解悲痛的好办法。 　　所以，不管前列腺炎是否很严重，这都可能会对董玉飞造成很大的冲击。 　　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9·24暴雨”来袭，它持续十几个小时的闪电和暴雷以及造成的巨大损失，可能会像5·12地震一样，严重冲击董玉飞的心理承受能力。 　　就好像是，被查出前列腺炎主要冲击了董玉飞的私人领域的内心深处，而大暴雨则冲击了他在社会领域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令他的内心世界遭受了难以承受的冲击。 　　在遗书中，据悉，董玉飞第一句话是“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而接下来的一句是“我已年过40”。这第二句话耐人寻味，既好像是在说，我已活到40岁了，前途什么的并不重要了，也仿佛是在说，我已活得足够了，对于未来没有什么新的指望了。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他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中写到，女主人公直子一直觉得，她的自杀的男友木月好像一直在对她说，我们可是在一起的噢，你什么时候来陪我啊。结果，直子最后真的通过自杀去了木月那里。 　　在学习家庭系统排列时，我也屡屡看到这种动力，有的来访者哭喊着说“我想活下去，我想活下去”，但她传递的信息其实是“我想追随你而去”。但随着治疗的进行，来访者会明白，这种追随逝者的渴望是盲目的爱的表现，而更深沉更成熟的爱是更积极地追求幸福和快乐，这才是逝者的心愿，这才是对逝者的忠诚。 [size=3][b]心理援助或需要职业化[/b][/size] 　　四川大地震造成了8万多人遇难，这意味着数万家庭和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幸存者会遭受类似董玉飞这样的内心的煎熬，而要化解这种痛苦，无论是家庭系统排列还是其他心理治疗办法都会走同一条路——帮助个案承认并接受痛失亲人的事实。 　　这会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在传统上，当父母自然离世后，我们的文化都讲究守孝三年，而要化解一个挚爱的亲人的意外离世，如董玉飞的痛失爱子，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 　　并且，无论如何，逝去的亲人都不可能再回来了，我们终其一生都要和这一事实共处。 　　小说《挪威的森林》中，渡边先失去好友木月而后又失去女友直子，这被怀疑是作者村上春树的真实经历。如若是，那么村上春树是用了一生在怀念他的这对挚爱的人，他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是写青春期的爱情故事的。但这种怀念不再只是悲悲戚戚的，而是深具创造力的怀念，最终，“木月”和“直子”不仅是一直活在村上春树心中，也活在无数读者的心中，他们看似是死了，但却获得了永生，直子最重要的愿望——“请你永远记得我”——得到了实现。这是更深沉的爱。 　　重要的亲人离世后，我们会有奇特的感觉，他们形体上走了，但我们好像又与他们分不开。这两者都是事实，他们的形体是死去了，但他们却会一直活在我们心中。从这一点看，他们永远未死去，或者说，他们永远未消失，正如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所说：    死并不是生的对立面。 　　从另一个角度说，村上春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死与生是并存的”，如若我们接受一个亲人从形体上离开了我们，我们就可以在心灵上与他们并存。 　　或许，这是心理治疗的意义所在，幸存者接受了逝者的死，但当真做到这一点后却发现，他们从此后就可以活在我们心中。有些人可以独自做到这一点，但这个过程太痛苦，如果有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帮助，这相对可能会容易很多。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心理危机干预成了一个流行词汇，众多的心理专家和心理志愿者奔赴灾区，为受灾同胞提供心理援助。 　　不过，从整体上看，这次心理危机干预的走向和心理援助的需要，是并不匹配的。申荷永说，地震刚发生后的几个星期时间里，最重要的是物理意义上的救灾，而灾难发生后的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里，则是心理援助最为关键的时候，因历史上的重大灾难显示，这一阶段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大范围爆发期。在物理意义上的救灾期，很多幸存者的注意力会集中在工作上，这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内心的悲伤，但随着救灾工作的稳定，很多幸存者发现，不管救灾工作如何，自己还是要去面对内心的悲伤，这时问题就会集中爆发。 　　然而，这次灾后心理干预的走向是，地震刚发生的几个星期里，心理救援队伍纷纷密集地奔赴灾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救援队伍已大部分撤出了地震灾区。据申荷永估计，现在尚在灾区提供心理救援服务的，可能连高峰期的10％都不到。 　　申荷永早就意识到了这一走向，所以一直和同为心理学教授的妻子高岚带领一个心理救援队伍驻留在地震灾区。现在，除了北川中学外，他们还设了4个“心灵花园工作站”，每个点同时会保持至少3～4个人的专业队伍，并且是主动去找需要帮助的对象。至今，他们的队伍已有200多人次奔赴灾区，而处理过的有自杀倾向的个案已有数十个。 　　这个团队发生过很多感人的故事。一个来灾区的志愿者被这个团队感动，留下了10万元人民币表示支持，一个在外企工作的女孩则买了8节列车车皮的物资，通过这个团队将这些物资发放下去。 　　据我了解，像申荷永和高岚夫妇团队一直驻扎在灾区的做法即便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也是相当罕见的。 　　此前，我跟随一个心理救助团队去了四川，团队的组织者是广州向日葵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胡慎之，为了组织这个团队，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后来，他又数次奔赴灾区，但他承认，他难以在长时间内保持这种纯粹付出状态，他认为比较合理的方式是，最好能找到一个愿意提供经济资助的基金或公司，他和其他咨询师在灾区提供心理援助的时候，不是付出，而是一种工作，毕竟，作为一名普通的咨询师，大家还有自己的生活压力，短时间的公益活动可以做到，而长时间的公益就很难承受。 　　这一点，四川的心理咨询师也有体会。成都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卢勤老师说，现在四川能够长时间投入到无偿的心理救助中的咨询师是少数。卢勤说，现在申请一些资金并不难，但这些资金的提供者，无论是政府、私人机构还是基金会，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假定：这些资金只能用来培训，而接受了培训的咨询师就当付出无偿的劳动。就好像是，国内的这些机构都有一个无形的假定：心理救助就该是一个无偿的付出。相比之下，来自欧美的一些基金会的做法就非常成熟。例如，来自法国的一个基金会不仅派了几批专家先后奔赴灾区，还和四川当地的优秀的心理医生达成了合作协议，心理医生付出他们的劳动，而基金会为这些心理医生提供工资和很好的生活保障。 　　参与这一计划的咨询师熊伟说，法国基金会的考虑非常周全，为他们在绵阳租了很好的房间，还有数名司机，每天早上送他们去需要工作的地方，晚上再接他们回来，每个月的工资则达七八千元人民币。此外，基金会非常注意安全，要求咨询师们不能过度疲劳，每周工作时间为5天，还限定了司机的工作时间。这种谨慎的做法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前就有心理咨询师因疲劳驾驶而遭遇车祸遇难。 　　在我看来，咨询师无偿的付出是一种爱，以工作的方式做心理援助也是爱，而且是更成熟的表达方式，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在大范围内提供持久的心理援助。 　　这也正如董玉飞的故事，在我看来，他的自杀是在表达对儿子的爱，但假若这一悲剧没有发生，他或许能找到更成熟的爱的方式。[/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