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3]普通法西斯
作者：guangli203

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啊？600万鲜活的生命，被“按计划、有秩序”地屠杀了，这滔天的罪行就发生在60年以前，发生在歌德、席勒、贝多芬和黑格的国度里，这怎么可能？怎么让人相信？但这一切实实在在地发生了！那些惊心动魄的文献资料，那些残酷得无以复加的图片，我都很熟悉了，但仍忍不住经常翻阅，今天再看，突然有个发现：那呼啦啦举起的手臂，那把犹太人送入焚尸炉时旁边站立的持枪士兵，那枪毙、吊死犹太人的狰狞的刽子手，他们都是谁？是谁在毫无顾忌地做着这些惨无人道伤天害理的事情?

学者们经过深入地分析纳粹大屠杀的社会基础，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许多纳粹分子原来只是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再普通不过的人组成的，就在不长时间以前，他们还是店员、医生、大学生、工程技术人员或汽车的司机，是人们生活中的好伙伴、好邻居。但在法西斯主义的宣传鼓动下，在四周杀气腾腾的狂热氛围中，他们很快就失去了判断力的自控力，身不由己地被“卷”了进去，成为纳粹的帮凶、“自愿的行刑者”。苏联联著名电影大师和电影教育家导演米哈伊尔伊里奇·罗姆（1901--1971）曾根据一些记录影片的资料（包括纳粹留下的资料），剪辑了一部叫做《普通法西斯》的影片，这是“人类必看的一部电影”，可惜一直无缘观看，于是上网搜集了一些关于这部影片的资料救急。罗姆曾说，他要探讨的是人类社会为什么在20世纪中期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为什么一些平时看起来很普通很善良的人突然会变成“普通的法西斯主义者”，它的历史根源和政治根源是什么？罗姆赋予这部影片罕见的思考力度和至痛的语言表达，朴素而深遂的哲理贯穿全片，解说词表现得近乎完美，全片有着异乎寻常的震撼力，令人信服地阐释了那些可怕的和可憎的法西斯是如何从平凡的人群中走出来的。

纳粹战犯艾克曼在接受审判时为自己辩解说，他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他个人是无罪的。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一书中分析其罪行的来源时，将其表述为一种“平庸无奇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她指出：艾克曼曾经亲手签发了处死上万名犹太人的命令，但他看上去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邪恶无比的魔鬼，而是一个平淡无奇、近乎乏味的普通人。他的“个人素质极其肤浅”，他所犯下的罪行并不出于什么深刻的邪恶动机，而在于他是一个根本拒绝思考的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根本未予思考，也没有外在的声音能唤醒他的良知。对经手的事情，他这个人根本不过脑子，也不具备任何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能力。甚至即使纳粹垮台，这样的人也会不假思索地接受新政权所加诸的各种规则，照样当他的“好公务员”。阿伦特认为这种没有思考的人生宛如行尸走肉。“邪恶是那拿不定主意为善为恶的人做出来的。” 鲍曼也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对这种现象的解读是：“行为没有了内在的道德价值”，“道德评价完全外在于行动本身”。他说，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不是虐待狂或精神病人，而是普通的“正常人”。但正是这些“道德冷漠的社会”所造就的“正常人”，在虐杀风暴到来的时候很快就失去了一切道德的判断力，也正是由于千千万万的失去自己头脑的、平庸的“普通法西斯”的参与，才可能使“奥斯维辛”式的灾难真实地发生，它所造成的浩劫要比所有邪恶本能汇聚起来所产生的灾难还要可怕，这就是阿伦特从耶路撒冷审判中获得的启示。

这种 “平庸之罪”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存在普通人的心灵之中，只要有适当的机会和条件就会突然喷涌而出，发生质变。当善良的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灾难发生了，一切都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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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过了20年，同样的人类大悲剧在中国重演，这次发生在我们中国人身上的离奇的灾难，又出现了多少“普通法西斯”呢？姚蜀平女士在《儿女祭》一文中写道：“20年前，1966年8月的北京，安定门外地兴居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家属宿舍里，在那腥风血雨中，在毁灭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带钉子的厚木板毒打以后，在残忍地被砍断喉咙之后，我的66岁高龄母亲穿着一身被打烂的旧衣服，光着一双青紫的脚，带着浑身伤痕，顶着被零乱剪到发根的灰白头发的阴阳头，怀着无穷恐惧，满腔悲愤、疑惑和对五个子女命运的牵挂与无穷的思念与留恋，死不瞑目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生在贫儿教养院、小学、妇联托儿所做教师的母亲，活活地在一个晚上被打死在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的手下……没有半句遗言、没有一件完整的遗物 ──能打碎的红卫兵都打碎了，能撕烂的都撕烂了，能抢走的都抢走了……”

贺定华，1900年生，女，1966年时是退休小学教员，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地兴居40号，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院宿舍，北楼二楼。1966年8月27日被附近外馆中学的红卫兵学生打死。

在北京第六医院停尸房，当工人们把母亲尸体抬出来时，姚蜀平“清晰地看见，母亲穿的是一身破旧的陪伴她数十年的香云纱衣裤，黑色已洗成黄色了，膝盖处还打着补丁，赤着脚，手臂和两腿上都看得出明显的伤痕。头发更是剪得不成样子，有的地方齐发根没有了，有的地方留下几绺长发，都让血迹连在一起。而她的头，却是偏在一边……”。“当她被扔上卡车后，我蹬上踏板，伸头向卡车里探望，想最后看一眼我的慈祥、和蔼、欢乐的母亲的脸，当我从上往下看时，母亲的脸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底下……离我不到两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的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可是女红卫兵却说我母亲的死因是“高血压”。当时胸前还挂着一个“反革命分子”纸牌子的姚监复（姚蜀平的哥哥）追问那位抄家的负责人、外馆中学的女红卫兵：“我母亲贺定华是怎么死的？我们要去派出所销户口，要报告死因。”她没有也不敢如实回答，而是轻声地理不直气不壮又装作满不在乎地说：“高血压”。姚监复说：“母亲可一生从来没有高血压。此时此刻，勇气、尊严、真理、正义、事实，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这故事太悲惨了，我看不出红卫兵制造的罪恶比起纳粹的罪恶来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看不出红卫兵、造反派跟当年的冲锋队、党卫军有什么区别。那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标的女红卫兵，昨天还是寻常百姓家的好姑娘，今天却成了杀害无辜的帮凶，仿佛是同一部戏剧的中国演出本。

姚监复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从莫斯科回北京的火车上，有一位北欧国家驻华大使的夫人拿着一本英文的讲述“文革””的书，询问他和同行的两个人——一位苏联工程师和一位蒙古副博士：“你们的的家庭是否出现过类似的不幸？”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她睁大眼睛，以充满同情和疑惑不解的目光盯着对方问道：“为什么你们自己这么残忍地打死自己人？而且事实证明死者是善良的好人？”这位大使夫人一连问了三个为什么：“Why？Why？Why？”显然，夫人在这时候已经相当愤怒了。她对面的三个不同国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说什么呢？有什么好说的？只能报以“沉默不语”。

是啊，这究竟是“为什么？”谁知道答案？请告诉我们答案！

崔卫平先生说：“不假思索地跟着别人去做，回避思考——既不想思考又没有能力去思考，正是刚刚走过的二十世纪一些重大灾难的社会根源。”中国人本来是个会思考也善于思考的民族，这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与同时代的古希腊文明并立于世界的东、西两端就可以看出来，但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停止了思考，“不假思索地跟着别人去做”？由于“停止思考”，我们承受了文革的巨大灾难，使本来就“停止思考”、“拒绝思考”的人们彻底彻底丧失了一切人类的道德良知，并给今天的中国人留下难以愈合的后遗症。30年过去了，我们明白了这场灾难是由于整个民族“停止思考”、“拒绝思考”所造成的教训了吗？那些直接间接参与杀人、逼死人的红卫兵、造反派，他们现在该进入老年了，难道他们今天还在拒绝思考、拒绝忏悔吗？他们的良心竟然还是那么平静吗？我们在鹦鹉学舌地重复“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的经典语录的时候，在一遍遍地教训外国人要“以史为鉴”、防止历史重演的时候，我们曾经深刻地剖析了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出现的连续10年的封建法西斯肆虐的根源了吗？我们思考过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竟然出现那样一场古今中外罕见的数亿人自相残杀的“革命”的原因了吗？我们深刻反思了这一切了吗？

约里奥·居里在斯大林逝世五年后问爱伦堡：“您一切都明白吗？我想过很多，但最后还是不明白。”的确，在提出那么多问题后，我感觉距离回答那位大使夫人的三个“Why？Why？Why？”仍然遥远，还是“不明白”，所以问题还得继续问下去，问我周围的人，因为我发现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这样的问题，除了吃饭、穿衣，他们拒绝思考，同时也在教育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也要求他们“停止思考”、“拒绝思考”。二战后，物理学家朗之万曾说过：“过去的一切是惨无人道的，但最惨无人道的可能还在未来。” 如果我们不能从思想上真正认识、摆脱封建专制和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不承认思考不仅是痛苦的也是必需的，不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具有独立思考、怀疑精神的现代人，那么又有谁能保证类似的人间悲剧不在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上重演呢？

当有人在宣扬逆历史进步方向的专制思想时，他们会告诉你说：“这是真理”；当有人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制造社会混乱时，他们会告诉你说：“这是正确无误的”；当报纸、电台充斥着专制者的疯狂叫嚣，当非理智的激情涌动时，当这一切真的发生时，你，还有我——我们所有的普通人都得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我们能对这一切产生怀疑吗？能脱离狂热和残暴安静下来思索吗？能不依赖别人、不相信“主流媒体”、独立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吗？能拒绝我们身边的一切引诱和压力吗？能勇敢地站出来大声说“不”吗？

能，还是不能？我们必须明确回答！因为，我们不希望有那么一天早上醒来，街上站满了由自己的街坊邻居组成的冲锋队，或者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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