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俄罗斯的良心” [url=http://www.dayoo.com/]大洋新闻[/url] 2007年07月08日 来源： [url=http://gzdaily.dayoo.com/]广州日报[/url] 作者：党建军 [img]http://gzdaily.dayoo.com/images/2007-07/08/11838313072810708B2001_b.jpg[/img]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癌症楼》。 [img]http://gzdaily.dayoo.com/images/2007-07/08/11838313072810708B2002_b.jpg[/img] 6月12日是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登门探望了索尔仁尼琴，并为他颁发了俄罗斯国家奖，以表彰他“在人文领域的功绩”。 [img]http://gzdaily.dayoo.com/images/2007-07/08/11838313072810708B2003_b.jpg[/img] [img]http://gzdaily.dayoo.com/images/2007-07/08/11838313072810708B2004_b.jpg[/img] 　　前苏联政府无法让索尔仁尼琴沉默，也无法长期囚禁这个已经蜚声国际的诺贝尔奖得主，别无选择之下，只有将他送出境外。 　　图为索尔仁尼琴1974年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　　索尔仁尼琴 　　“俄罗斯的良心” 　　文/党建军 　　他曾经入狱8年，流放3年，流亡国外20载； 　　他两次身患癌症，却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他的小说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以及诺贝尔奖，使他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以及“文化的主教”； 　　他的小说也为他带来了克格勃的监视，以至他最终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境； 　　他再次回国时，昔日庞大的前苏联帝国已经解体，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走向衰落的俄罗斯； 　　他，是俄罗斯唯一在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 　　6月12日，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登门探望了索尔仁尼琴，并为他颁发了俄罗斯国家奖，以表彰他“在人文领域的功绩”，这位年近90高龄的老人终于等到了一份迟到多年的荣誉。 　　果不是在二战末期被捕入狱，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番样子。 　　1918年12月11日，索尔仁尼琴出生于北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市的一个哥萨克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沙俄军队的炮兵军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索尔仁尼琴出生的前6个月战死前线，当中学老师的母亲一手将他拉扯大。 　　突然被捕 　　1936年，索尔仁尼琴考入罗斯托夫大学数学专业，1941年大学毕业。索尔仁尼琴曾回忆说，克格勃曾到他所在的学校招人，他没有被克格勃选中纯属偶然。“我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克格勃人选。”他曾写道，“如果我当初被选入克格勃培训学校，或许我早就很老练，足以在克格勃前头目贝利亚手下当差了。” 　　不过，和父亲一样，索尔仁尼琴也赶上了一场世界大战。大学一毕业，他没有当成克格勃，而是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没多久，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炮兵，走上了二战前线。他曾在三条前线作战，因为作战英勇数次受到嘉奖，并被提拔为炮兵连长，上尉军衔。 　　1945年2月，就在红军向柏林推进的途中，正在东普鲁士前线作战的索尔仁尼琴突然被捕。逮捕他的军警摘下了他的上尉军衔和军功章，收走了他的枪，随后将他押送回莫斯科的卢比杨卡监狱。 　　索尔仁尼琴上尉被捕的原因是，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批评了前苏联领袖斯大林，他被判处8年劳役。 　　索尔仁尼琴将这次被捕视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从此他的人生之路开始了一个大拐弯：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开始以另一种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或许可以说，从被捕那一刻开始，俄罗斯损失了一个战斗英雄，同时，也诞生了一个伟大的作家。 　　两次患癌 　　尽管上大学学的是数学专业，但索尔仁尼琴9岁时就对文学创作发生兴趣，梦想自己能像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那样写出宏篇巨著。为了这个文学梦想，他在上大学期间还曾考入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 　　不过，索尔仁尼琴真正的文学创作却是在劳改营里开始的。1945年被捕后，他被送往西伯利亚劳改营，在严寒和劳苦中度过了8年铁窗岁月；走出劳改营后，他又被当局下令送到哈萨克斯坦的偏远山村流放3年；11年的劳改和流放结束之后，他仍被禁止成为莫斯科市的市民。 　　在劳改营中，他将自己创作的诗歌、小说写一段记一段后再销毁手稿。1952年，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医院做了淋巴癌切除手术。1953年，在流放哈萨克斯坦期间，他谋得一个中学教师的职位，在此期间他用笔记录下自己记忆中的作品。 　　这年秋天，他被确诊为胃癌，他以为自己时日无多，便夜以继日地记录自己的作品，将稿纸塞进玻璃瓶埋入地下。1954年初，他在医院接受X光照射疗法，数月后，他奇迹般地再次康复。1954年春，索尔仁尼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劳动共和国》。 　　1956年2月，索尔仁尼琴结束了11年的劳改流放，回到俄罗斯，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一圈》以及短篇小说《854号囚犯》和几个剧本。 　　1961 年，索尔仁尼琴将《854号囚犯》手稿托朋友转交给《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是第一部描述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的著作。特瓦尔多夫斯基读后惊叹不已，并建议将小说改名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此后，他又征求了许多知名作家的意见，但却不敢擅自刊登这部首次揭露劳改营残酷生活的作品。1962年，他托人辗转将手稿连同收集到的评价文字呈递给了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下令出版该书。1962年，《新世界》杂志第11期刊登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时距离索尔仁尼琴投稿已经有一年时间。这期杂志立即被抢购一空，紧接着印了两版单行版，读者的好评如潮，名家们也推崇备至。这部小说为索尔仁尼琴带来了巨大声誉，不仅在前苏联国内，而且在西方世界。这一年，索尔仁尼琴44岁。 　　获得诺贝尔奖 　　无论有没有赫鲁晓夫的帮助，索尔仁尼琴都会写出他的小说，但有了赫鲁晓夫的帮助，他的小说才得以在前苏联境内正式出版，他本人也才得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政治处境。因此，随着赫鲁晓夫在1964年下台，索尔仁尼琴的“好日子”也走到头了，1965年，曾为索尔仁尼琴带来国际声誉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始受到公开批判。 　　索尔仁尼琴似乎忘记了20年前因为批评斯大林而遭遇厄运的“沉痛教训”。面对越来越严厉的批判，他选择的不是退缩，而是反抗。与此同时，索尔仁尼琴在国内已经无法发表新作，他的作品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秘密流传。索尔仁尼琴开始将他的作品秘密送往西方国家，于1968年在国外出版了《癌症楼》和《第一圈》，继续着他对政府的挑战。 　　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前苏联作协。当时，在前苏联作协的6790名作家中，只有8名作家抗议他被开除，其中两人很快也被开除出作协。 　　不过，也有好消息。就在他被开除出作协的第二年，1970年12月10日，“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是《癌症楼》。 　　精神死刑 　　索尔仁尼琴曾想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接受颁奖，但最终却放弃了。他担心，他会因此被剥夺前苏联国籍，而且，一旦出国，可能就再也回不了国。当时，他正在创作几部新的小说；他的第二任妻子也即将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无法想象自己离开祖国会有什么后果。索尔仁尼琴为了继续留在国内，宣布“出于个人原因放弃诺贝尔奖”。 　　但前苏联当局已经“容不下”这个“无法无天”的作家。1973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巴黎出版，这部著作以更犀利的文笔和翔实的细节，揭露了前苏联劳改营的真相。《古拉格群岛》的出版，彻底地激怒了前苏联当局。 　　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的家中被警察带走，罪名是“叛国罪”，他被关进监狱，换上囚服。第二天下午1时，他被命令穿回自己的衣服，随后他被送到机场，上了飞机。当飞机在德国波恩着陆时，索尔仁尼琴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了祖国。 　　在很多人看来，对索尔仁尼琴来说，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国并非最坏的结局，因为，他一再激怒前苏联政府，却没有因此被长期囚禁。但索尔仁尼琴却说过，对一个前苏联作家来说，被驱逐出境等同于被判处了精神死刑。这种死刑持续了20年。 　　对前苏联政府来说，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眼中钉，政府无法容忍他的“叛逆”观点和小说，但也无法让他沉默，无法长期囚禁这个已经蜚声国际的诺贝尔奖得主，别无选择之下，只有将他送出境外。 　　持前苏联护照流亡二十年 　　1974年2月，不想流亡国外的索尔仁尼琴还是成了一个流亡者。就在他乘坐的飞机抵达波恩机场时，大批媒体和民众前往机场迎接他的到来。 　　索尔仁尼琴接受记者拍照，甚至在记者塞到他手上的一本《古拉格群岛》上签名。不过，他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他用德语说：“够了，够了。”然后用俄语说：“我在我的祖国已经说得够多，我在那里说话，在这里将保持沉默。” 　　很快，索尔仁尼琴的妻子儿女获准和他团聚。在经济上，他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因为他在国外出版的多部著作销量很高，使他获得了200万～600万美元的版税，就存在瑞士银行里。后来，索尔仁尼琴用他的版税设立了索尔仁尼琴基金会，给科学和艺术界人士发放奖金。 　　在西方国家，他无需担心克格勃的监视，不过却有了新的麻烦：媒体和各种访客不断登门。在前联邦德国和瑞士流亡两年后，索尔仁尼琴一家来到了美国，在佛蒙特州的一个小村里安顿下来，一住就是18年。他在这里全神贯注、近乎狂热地创作他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著。 　　拒绝学习英文 　　从1974年2月被驱逐出国开始，索尔仁尼琴度过了20年的流亡生涯。直到1994年，应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邀请，才重新踏上俄罗斯的土地。流亡西方20年，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却似乎一直没有离开俄罗斯。 　　即使在流亡西方期间，索尔仁尼琴与西方世界仍保持着距离。1978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他抨击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引起轩然大波。 　　1981年9月，日本学者学木村浩到索尔仁尼琴的住所访问，看着窗外茂密的森林问索尔仁尼琴：“到了冬天，这一带是否会下大雪？” 　　索尔仁尼琴说：“虽然每年不尽相同，可是雪相当大，你知道，没有雪，俄国人是活不下去的。”他接着说道：“被放逐的时候，我总认为两三年后就能回去的。谁知道一眨眼已经7年过去了。不过，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坚信我一定能够回去的。” 　　在流亡西方的20年里，索尔仁尼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隐居写作，写的都是与前苏联有关的话题。他拒绝学习英文，流亡美国近20年，等到回国前在机场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还要他已加入美国国籍的儿子做翻译。 　　在离开美国登机前，他穿着那套为世人所熟悉的粗布猎衣，在机场对记者兴奋地说：“过去20年在西方流亡期间，我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但我没有加入任何国家的国籍，我至今还持着俄国护照。”一边说，他一边拿出了他的前苏联护照，翻了翻说：“遗憾的是，它是20年前的，上面盖着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印章。但无论如何，它仍是一本俄国护照。” 　　不过，在他重返俄罗斯之前，他的作品已经提前“回家”。1989年，《新世界》在前苏联率先刊出了《古格拉群岛》部分章节，次年又连载了《癌症楼》和《第一圈》。随后其他主要刊物也连篇累牍地登载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从而掀起了一场“索尔仁尼琴热”，1990年甚至变成了“索尔仁尼琴年”。 　　喜欢普京不喜欢叶利钦 　　前苏联解体后，不少俄罗斯民众盼望索尔仁尼琴回国出任政治领袖。1993年，圣彼得堡市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48％的市民支持索尔仁尼琴出任俄罗斯下届总统。但索尔仁尼琴在回国之际接受采访时却说：“我回国后不会谋求任何官方职务。不过，对于使俄罗斯人民从过去沉重的状况中解脱出来，恢复健康的精神生活，我将发挥影响力。” 　　回国后，索尔仁尼琴仍像过去一样“浑身是刺”。对于邀请他回国的叶利钦，他毫无好感，曾经拒绝了叶利钦为他颁发安德烈·佩尔沃兹瓦内勋章；即使被邀请到俄罗斯国会演讲，他仍然率直地批评政府官僚机构膨胀、贪污舞弊盛行。 　　但在冷对叶利钦的同时，索尔仁尼琴毫不掩饰自己对克格勃出身的总统普京的好感，公开赞赏普京为俄罗斯的复兴作出的努力。 　　他曾驳斥西方对普京“专制”的指责，称西方民主正处在严重危机状态，俄罗斯不应草率效仿。他曾说道：“俄罗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我们的生命、精神等，必须植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 　　像间谍一样与克格勃捉迷藏 　　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时，索尔仁尼琴在国内已经成为政府的眼中钉。他被开除出作协，被禁止出版和发表任何作品，克格勃则对他严密监视。然而，就是在这种监视之下，索尔仁尼琴仍不断地将他的声音送出国外。在和克格勃的捉迷藏游戏中，他的表现就像是一个老练的间谍。 　　在胶卷里送出诺贝尔奖感言 　　获得诺贝尔奖后，为了避免被迫流亡，索尔仁尼琴选择了放弃领奖。但在一段时间内，瑞典方面提议在莫斯科瑞典大使馆为他举行秘密颁奖仪式，不举行公开仪式；不邀请索尔仁尼琴的朋友和贵宾；索尔仁尼琴不发表公开演讲。对此，索尔仁尼琴表示，这种颁奖方式是对诺贝尔奖本身的一种侮辱。 　　1972年初，瑞典学院提出了新的建议：在索尔仁尼琴妻子莫斯科的家中举行仪式，由瑞典学院秘书长卡尔·拉格纳·吉耶罗为他颁奖；时间定于1972年4月9日，这一天是俄罗斯东正教复活节。但前苏联当局拒绝给吉耶罗签证，索尔仁尼琴不得不取消了颁奖仪式。他致信瑞典学院，要求他们替他保留诺贝尔奖章。 他曾说过：“如果我活得不够长，我会立下遗嘱，将接受诺贝尔奖的任务留给我儿子。” 　　不过，他仍决定要将他的获奖感言送到斯德哥尔摩。为他充当秘密信史的是时任瑞典通讯社记者的斯迪格·弗里德里克森，接头地点是一个地铁站。1996年，索尔仁尼琴在传记中回忆了这段历史。 　　“我的兜里装着一个胶卷，里面就是我的获奖感言。我们找不到别的方法可以将它送往瑞典。我站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斯迪格夫妇手挽着手走过，我跟了上去，跟他们保持一段距离，我的妻子娜塔丽亚在我身后，先是站在另一个地方望风，以确保没有人跟踪我们，随后我们追上斯迪格夫妇。我将胶卷交给了他。俗话说，看见孕妇，就意味着心想事成。不错，我们这里有两个孕妇，我的妻子和斯迪格的妻子都怀有身孕。” 　　后来，斯迪格将胶卷藏进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带出了前苏联。1972年8月，索尔仁尼琴的获奖感言发表在瑞典以及西方媒体上。这份获奖感言的发表引发了巨大轰动，其中很多话被广泛引用。在这篇感言中，索尔仁尼琴第一次提到了“古拉格群岛”。 　　这是索尔仁尼琴与斯迪格秘密交往的开始，此后直到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他们进行了20次秘密会面，由斯迪格将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通过挪威大使馆的外交邮袋偷偷带出前苏联。 　　推着婴儿车交换小包裹 　　好几次会面中，他们推着各自的婴儿车沿着一条林阴大道散步`，趁着弯腰看孩子的机会，交换小包裹。索尔仁尼琴将这条秘密管道称为“北方大道”，后来在回忆录中，他曾这样写道：“渐渐地，我发现这些会面对我来说已经必不可少，没有它们，我简直活不下去。”斯迪格回忆，每次会面之前，索尔仁尼琴都会充分准备。他从莫斯科城外的家中登上市郊火车，途中会跳上另一列火车，转乘地铁，然后在地铁内多次改变路线，直到确信无人跟踪为止。 　　1993年，斯迪格曾问过索尔仁尼琴：“我们为什么能逃脱克格勃的监视？”索尔仁尼琴的回答是，“即使最完美的组织也有经验不足的人，他们漏掉了我们，而且，我们也很狡猾。”他们的会面像间谍小说一样刺激，而他们则像间谍一样行事。会面之前，他们会定好会面时间以及可能的替代时间。索尔仁尼琴会假装拨错电话给斯迪格的办公室，问那里是不是干洗店，斯迪格会说“你打错电话了”或者干脆直接挂掉。由于在莫斯科当时打错电话是家常便饭，因此，克格勃不会发现什么异常，但斯迪格却会马上明白索尔仁尼琴的意思：又该见面了。 　　1973年9月初，索尔仁尼琴告诉斯迪格，克格勃拿到了《古拉格群岛》的一份手稿，这是他偷偷写的，当时，部分手稿已经送出国外，正在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和德语，就等着出版。他还将部分书稿藏在国内一些可信的朋友家里。比如，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女性朋友家里就有一份，她将稿子埋在地下，但还是被克格勃发现了，他们审讯了她好几天，直到她供认才将她释放，但回到家后，这位朋友就上吊自杀了，她觉得自己辜负了索尔仁尼琴的信任。 　　索尔仁尼琴担心情况对他不利，于是交给斯迪格一封信，要求尽快在几个国家出版《古格拉群岛》第一卷。1973年年底，《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巴黎出版发行，引起轰动，但也促使前苏联政府决定对索尔仁尼琴采取行动。1974年1月14日，索尔仁尼琴与斯迪格秘密会面。这次会面中，索尔仁尼琴还很高兴，开着玩笑说他确信最高层尚未就如何处置他作出决定。他们甚至还安排在2月14日再次会面。但2月12日，他突然被捕，并于第二天被送上飞往德国的飞机。那次会面，成了他们最后一次会面。 　　“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塌了。” 　　——《古拉格群岛》开卷的一句话 　　主要作品 　　《癌症楼》 　　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作者本人。索尔仁尼琴被流放的坎坷经历和所见所闻，构成了《癌症楼》这部小说的基本素材。 　　 　　《古拉格群岛》 　　长达140万字的巨著，堪称对前苏联法制历史最精炼的描摹。所谓“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作者将其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这种制度已经渗透到前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 　　他们眼中的 　　索尔仁尼琴 　　“我非常钦佩索尔仁尼琴，因为他写了《古拉格群岛》，这是他的功勋……现在，很多人觉得，索尔仁尼琴的声音听不见了，无声无息，认为或许他疲倦了，他的道路与人民的苦痛并列而行。但是，不要刻意要求一个人永远建立功勋。”                                 ——俄罗斯诗人安·沃兹涅先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