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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托尔斯泰的《复活》

楼主 绿林飞鸽于 2008-03-24 23:38:32

救赎——托尔斯泰的《复活》

[size=3]救赎——托尔斯泰的《复活》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28891&PostID=9973563 作者：空杯邀月提交日期：2007-6-14 　　救赎　　　　马克•吐温曾讲：经典之作就是人们赞美而并不去读的书。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不是以他惯有的风格，在暗示或讽刺什么。因为我认为，经典之作不可不读。如果经典只被千万次的赞而不被千万次的品，经典会眩晕会得意忘形，读者也会在经典的光环笼罩下不知其真味。流行的当然要关注，经典的更要不释手。经典之作太多，比如托尔斯泰的《复活》。　　　　《复活》以及《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的三部文学巨著。《复活》的男主人公名叫聂赫留朵夫，是一名有身份有地位的公爵。在一次陪审中，他认出犯人卡秋莎是他当年疯狂爱过又无情遗弃了的女子。他认为卡秋莎后来的堕落与沉沦，是自己一手造成的，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自责、后悔、愧疚中，他决心去求得卡秋莎的饶恕，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探监，四处托人上诉申冤去解救卡秋莎，并陪她流放西伯利亚，甚至决定跟她结婚。聂赫留朵夫的努力有了结果，卡秋莎由四年苦役改判流放。但卡秋莎拒绝了聂赫留朵夫的求婚。书的最后，聂赫留朵夫回忆了近几个月来耳闻目睹的种种罪恶，由此产生的困惑和不解，在《圣经》、《马太福音》中找到了答案：人只有抱着赎罪和宽恕的心态，“人间天堂才可以实现”。从开始时的利己主义、享受奢华荒淫的生活，到后来放弃财产、对百姓慷慨解囊、为犯人奔走帮忙，聂赫留朵夫的道德审判成功结束，他得到了“复活”。　　　　如果说聂赫留朵夫在道德力量的驱使下完成了复活，那女主人公卡秋莎的精神复活，则是因为有了聂赫留朵夫的帮助。卡秋莎对聂赫留朵夫的情感，是爱与恨交织的。年少时的爱，是真挚、炽热的。但自从聂赫留朵夫抛弃了已有身孕的她，她便开始痛恨聂赫留朵夫，开始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绝望。“如果有谁提出疑问，说世界之大却如此糟糕，一个个尔虞我诈，人人烦恼，那就该不去想这些。每逢她感到无聊的时候，她便吸烟，喝酒，或者干脆，找一个男人玩玩，一切烦恼就都过去了。”她做起了妓女的行当。在被误判入狱后，聂赫留朵夫一再来探望她，请求她宽恕，并表示决心要与她结婚。聂赫留朵夫的诚意，以及卡秋莎内心深处对聂赫留朵夫无法泯灭的爱，使卡秋莎的精神终于复活，努力改造自己，走向新生活。最可贵的是，得到赦免的卡秋莎并没介入聂赫留朵夫的生活，她既不想影响聂赫留朵夫，也是她自己寻求独立生活的思想体现。这时的分手，反而是聂赫留朵夫与卡秋莎两人心灵最亲近的时刻。到这时，聂赫留朵夫才真正了解卡秋莎全部心灵的美，明白了她对自己的关心和深爱。　　　　小说中，聂赫留朵夫虽然完成了自我的道德救赎，但作者并没有将这个人物形象描绘得十全十美。聂赫留朵夫在帮助、拯救卡秋莎的过程中，时不时在心底生出犹豫和矛盾。比如当政治犯西蒙松跟他说要向卡秋莎求婚时，“西蒙松跟他说的那番话，使他得到了解脱，使他摆脱了自己承担的责任，这责任，在他意志脆弱的时刻，他感到沉重又可怕，可是现在他又感到不仅不愉快，甚至是痛苦。”很多时候，聂赫留朵夫的自我道德审判，都表现出不彻底性和不纯粹性。无论是教育、生长环境，还是身份地位，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之间都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作者并没有理想化的忽视或主观填平了这样的鸿沟。这鸿沟，并不是一个个体和另一个个体的微弱力量所能跨过的。　　　　除了男女主人公的复活，书中也涉及到了一些更广更深层次的问题，譬如土地该公有还是私有，譬如怎样才能改善百姓的穷苦状况，以及怎样鉴定犯罪、人该有怎样的信仰等等。作者通过主人公的见闻思索、身体力行，作出了一定的探索。站在历史的角度，探索的结果未必一定正确，但这样的探索，终究是可喜的。[/size] ［此帖子已被绿林飞鸽在 2008-3-24 23:40:13 编辑过］

1楼 绿林飞鸽于 2008-03-24 23:41:37

[size=3]探讨托尔斯泰之《复活》中的托尔斯泰主义 2005-10-10 　　来自: 麓麓 (大连) http://www.douban.com/review/1006919/ 　　托尔斯泰主义：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博爱。　　1．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俄罗斯，其世界观所倡导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而是基督教人道主义，神人性和上帝的内在性。在托尔斯泰主义中，表现为“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复活》中他写道：“一个是精神的人，他为自己所寻求的仅仅是对别人也是幸福的那种幸福；另一个是兽性的人，他所寻求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幸福，为此不惜牺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 　　在托尔斯泰看来，道德的自我完善便是抛弃利己主义，投身到利他主义中来。一个人，如果仅仅为自己而活，为了自己而不惜牺牲其它人幸福的权利，那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人，还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的人，而生命的真正意义就是在于为了他人牺牲自己。　　如果想做一个道德完善的人，需要经受很多考验，因为在人心中那个兽性的人会不断站出来试图掩盖每个人温良的本质，诱惑人要及时享乐。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这种二重性，就不得不经常要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这里，我们会注意到“自我”两个字，也就是说，道德的完善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自我”，《马太福音》的条条框框不足以约束我们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因为《圣经》中的所有箴言必须与我们内心的神，或者说“精神的人”相对话，相联系，才能得到呼应，才能使我们由内而发的改变。对心中的神的触发，往往只在一瞬间，爱情能让人看到内心的神的可贵，悔恨也能让人看到内心的神的可贵，甚至是罪恶也同样可以，只是在看到之时人们强迫自己把眼睛闭上，而纵身于罪恶给人们带来的片刻快感之中。　　“我要过人的生活。”托尔斯泰认为，真正的人是永远根据自己的良知做事，时时刻刻进行自我反省，以避免自己掉入堕落的深渊，即使曾经有过可鄙的生活，浑身罪孽深重，只要敢于呼唤自己的心中的上帝，勇敢面对以前和以后所有的时光，让“精神的人”永远站在“兽性的人”之上，那么就能拯救自己。　　“住在他心里的上帝，已经在他的思想感情里醒过来。他感到了上帝的存在，因此不但感到自由、勇气、生活的快乐，而且感到了善的全部威力。”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上帝不是至高无上的外在权威，而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揭示出来的，或者说是在人生的痛苦与悲剧中找到的。不经历痛苦，甚至不经历罪恶，或许未必能发现人们心中的那个沉睡的上帝。只有沉入到自己灵魂的最深处，才能“与活的上帝相遇”。所以，在俄罗斯观念中，“拯救”与“恩典”也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在人的生命之中对上帝的内在把握，是对生命的精神改造。也许这种“拯救”不能带来任何外部利益，但对人的精神世界，对人的内部醒悟，有着不可磨灭的力量。　　但如果认为忏悔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得以净化，那么也就不是托尔斯泰的本意了。一个正直而善良的人，只能是一个利他主义者，对自己的拯救是不能够抱着欣赏的态度，因为一旦如此，人就成为利用别人而使自己精神获益的人，况且这样一来，自己的内心也未必能够完全的净化了。　　人的忏悔不能让人死后升天堂，避免下地狱。因为人的心里本来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空间，它不仅包含着上帝和魔鬼，甚至是包含着天堂与地狱。在这里，天堂和地狱不是死后才能经历的地方，而是在人的这一生，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就必定要经历的，是人的精神生命的不同状况的表现。　　别尔嘉耶夫精彩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地狱之悲剧不在于上帝不能为有罪者洗清罪孽，而在于有罪者自己不能给自己洗清罪孽；地狱不是有罪者在其中受苦的外在环境，而正是一种绝对的孤独，在这里，生命中被压低的良知的呼声，用可怕的不灭之火焚烧着罪孽者。” 　　　　2．不以暴力抗恶　　这里或许可以看作利他主义的另一个表现：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　　看起来，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似乎比利他主义降低一个级别，其实这一点恰恰更难以达到，这不仅表明，我们不能牺牲他人的幸福，甚至还表明，我们不能以某种崇高的理由为前提，以牺牲自我为前提，以未来的天国降临为前提而牺牲他人的幸福。　　从统治者角度看，运用暴力是错误的，托尔斯泰在他的《复活》中反复强调：“要克服使人们饱受苦难的骇人听闻的罪恶，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总是有罪的，因此既不应该惩罚别人，也无法纠正别人。”“腐化堕落的人想去纠正腐化堕落的人，并想用生硬的方法达到目的，结果是缺钱而贪财的人就以这种武力惩罚人和纠正人作为职业，自己却极度腐化堕落，同时又不断腐蚀受尽折磨的人。”“要永远饶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饶恕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人，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　　从革命者的角度看，以暴力抗恶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暴力革命的关于遥远将来的绝对幸福的抽象理想扼杀了人对人的具体道德关系，扼杀了对切近的当代人的关怀，也扼杀了当前世界中需要的爱这种活的情感。可以从各国的历史中看到，革命者不仅勇于自我牺牲，还要求自己的朋友、家人，从更广的意义上说是要求他人也要自我牺牲，如果不勇于牺牲的，就是怯懦，是对强权的惧怕。这样，革命者就演变成为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以牺牲他人利益来达到革命目标的人。革命者当然也追求人类幸福，但他所爱的以非活生生的人，而是思想，亦即全人类幸福的思想。　　在托尔斯泰的心中，上帝和天国是在人的心中的，妨碍人间天堂的仍旧是人的心中难以摆脱的魔鬼，而暴力革命者认为，妨碍人间天堂之建立的原因不在人的内部，而在人之外——在于他的社会状况，在于社会机制的不完善。由于这个外部原因，因此只能用外部的、机械的手段来消除。那么魔鬼从“自我”的内部被移植到外部社会机构，人与人本应努力创造的爱被改写成人们对社会机制的恨。这样，革命就从本来意义上的建设性或创造性的事业，变异成为消除和消灭障碍，也就是破坏。　　因此，从对未来人类的巨大的爱中产生了对人的巨大的恨，建立人间天堂的激情变成了破坏现实世界的激情。革命者的破坏的心理动机和伴随物永远是恨。革命者认为他们有恨的责任，恨在他们生活中起着深刻的和充满激情的伦理动机的作用。　　那么，从这一方面来说，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非但并不是所谓的反动说教，而相反是对人性的关爱，对人的善良和怜悯的催化。　　　　3．博爱　　这一点和上一点是相连的。博爱是基督教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复活》中，“博爱”几乎可以同“宽恕”等同，因为博爱的最大障碍就是人们不能对伤害过自己的人宽恕。一个人如果不能宽恕别人，人的内心就很容易被“恨”的感情所占据，恶是世界无法和谐、无法共生的根源，恨也一样，而恨往往是因为人们遭受了恶的摧残而造成的。　　托尔斯泰认为，既然人人心中都是有罪孽的，因此人是不能通过惩罚和报复别人来消灭恶从而寻求自己的安宁，人人都没有这个权力。但是愤恨占据的人的内心而无法使其平静，那么获得安宁的另一个手段只能反其道而行，那就是“宽恕”。一旦宽恕别人，人就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面对一切不平等和不公正。　　我们也知道，虽然在很多时候，宽恕是不能让作恶的人醒悟，也不能使恶真正消除，也许还可能让作恶的人更加为所欲为，但至少，那些宽恕别人的人从此可以给世界带来更多更无私的爱，可以挽留住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友爱。反之，一旦开始报复，作恶方也不一定会善罢甘休，也会同样变本加厉报复，长此以往，所有的爱将会消失殆尽，那么地狱会降临在每个人的心中，那将是更为可怕的。　　　　4．总结　　毋庸置疑的是，人的精神的升华和人的成长，不仅意味着对现实恶的否定，也意味着对产生这种恶的社会根源的否定。小说的这一思想是深刻而积极的。在作品中，作者对沙皇俄国时代的一切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教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强烈的批判。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认为作者的这些否定与批判思想是积极的，而托尔斯泰主义是消极的，那么在我看来，否定和批判却不是最有价值的，因为，这个世界只有否定和批判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在否定和批判中建构一种新的、值得肯定的东西，《复活》中的否定和批判让我们的思维明朗，而肯定和建构是让我们的灵魂感动。简单的宣称托尔斯泰主义是一种消极的说教是对作者的不恭敬，不论托尔斯泰主义是否太过理想化，毕竟那是作者一生思想的沉淀的精华。 [/size]

2楼 绿林飞鸽于 2008-03-24 23:48:16

[size=3]论《复活》的宗教意识作者 dongfeng http://tieba.baidu.com/f?kz=150875597 内容提要：在俄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列夫·托尔斯泰都有其独特的地位。他以文学创作为手段，来表达他对俄国历史的思考、对现状的批判、对未来的探索，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希望社会能以“博爱”为基础，“不以暴力抗恶”，进而进行“道德自我完善”——这就是所谓“托尔斯泰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受基督教思想影响很大，在其一系列观点中都可以找到宗教意识渗透的明显痕迹。1899年完成的《复活》是托尔斯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作者一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总结，它比较明显地体现了 “托尔斯泰主义”思想，其独特的宗教意识也最为显著。（一）引言托尔斯泰是诺贝尔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可是，1901年，首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得主竟是一位法国二流诗人，而呼声甚高的候选人托尔斯泰却名落孙山。 1902年，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解释说，托尔斯泰落选原因在于他对“宗教缺乏深刻认识”。① 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不谋而合的是俄国东正教教会。1901年2月24日，俄国最高的教会机关——宗教院公布了开除托尔斯泰教籍的决议，理由是：“反对上帝和他的基督”。② 评委们和教会确实 “眼光”独到，他们对于托尔斯泰的理想和追求的理解是充分而准确的。1901年已经是托尔斯泰的晚年，其人名满天下，其文风靡世界，他的思想，尤其是那些对于宗教问题的另类看法令卫道士们感到危险和恐慌。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家，托尔斯泰始终把思想探索置于最高的地位。托尔斯泰的一生是艰难探索的一生，时代的局限使他不由自主地在相当程度上把自己的思想纳入了宗教的轨道。因此，托尔斯泰的思想探索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他的宗教探索。对于这些，带有思想总结性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体现得比较明显。1921年张闻天在《托尔斯泰的艺术观》中指出托尔斯泰“拿宗教的知觉去评定艺术的价值”，这种宗教的知觉即为基督的知觉，“基督的知觉给一切人类的情感以新方向”。刘半农也认定托尔斯泰的创作以“‘Where's love,there's God’(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一说为归宿”。③ 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明显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那些以“爱”为主题的人道主义思想源于基督的教义。但托尔斯泰的宗教意识并不是独立表现的，作者的“不以暴力抗恶”等主要思想是它的载体。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爱”和“善”居于核心位置。其直接和经常的表现就是对被侮辱和损害的沉默的大多数的无限“同情心”。它进而发展成为原罪意识、忏悔意识、不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等被人们称为托尔斯泰主义的一整套完整的思想观念。（二）“爱”和“善” 对于托尔斯泰来说，“爱”和“善”是其独特的宗教意识的中心，“爱”是外在行为表象的最高追求，“善”是内在思想意识和心灵追求的核心，两者互为表里，二位一体。作者对于“爱”和“善”的理解和阐释完全是以其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为基础的。在作品第一部首页，作者刻意抄录了几节《福音书》语录以资开宗明义统帅全书。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第18章21节至第22节）。 “为什么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马太福音》第7章3节）。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8章7节）。作者以这些基督教经典语录作为全书的起始，无论是整体思想和具体情节，全书处处紧扣着这些著名的宗教格言，一部《复活》简直是用具体故事对这些比较抽象宗教思想进行形象注释。似乎是为了给读者加强印象，避免误读。作者在厚重的全书结束之时，又以近乎说教的形式，不厌其繁地又一次给读者上起了宗教课程。在606到608页又抄录了23条《马太福音》第18章的那些关于“爱”和“善”的箴言，有的甚至重复了开头引用的语录。与小说开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作者已经急不可耐地从故事情节中跳出来，借聂赫留朵夫的思考用大段大段的议论向读者直接点明了作品主题和自己的思想意图。尽管如此，作者还似乎觉得不够。在610页又大段抄录了《马太福音》第5章的五条戒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引用的最后一条戒律： “人非但不应当恨仇敌，打仇敌，而且应当爱他们，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马太福音》第5章43节）不仅要爱所有的人，还应当爱“仇敌”，甚至要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作者在全书的最后一章，全力突出这些基督教教条以便于和开头引用的语录呼应，将自己“爱”的哲学发挥到及至，上升到了几乎绝对的地步。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8章7节）。小说开头引用的这句语录特别有意思。在《路加福音》中，那个“她”是一个不名誉的妓女，人们询问基督是否可以用石头处决她。基督就此作了严肃的回答。这个著名的论断震撼了所有“正人君子”，制止了暴行。在作品中玛丝洛娃就是这样的一个“她”，而聂赫留朵夫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有“罪”的人。更要命的是，她成为“她”，就是他的“罪”的后果。这句话几乎暗示了聂赫留朵夫行为方向。在作品中，作者让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努力对“爱”和“善”进行身体力行地实践。为过去的罪孽，聂赫留朵夫请求玛丝洛娃宽恕、要求结婚补偿过失，为此上诉、告御状、陪同流放……等等都是聂赫留朵夫改“恶”从“善”的具体表现。在小说中，聂赫留朵夫除了为玛丝洛娃忙碌以外，还为其他素不相识毫无利益联系的刑事犯政治犯辛苦奔走。更令人吃惊的情节是，他将继承到的土地以不同的形式交到了农民的手中，力图改变他们苦难的生活处境。一个地主贵族，是处于什么动机，把许多毫不相干的人、甚至对立阶级当作他自己的弟兄？这是什么精神？这是爱的精神，这是善的觉醒，这是对基督精神的感召。宗教的力量竟可以这么改变人——基督教的教义，无论是对托尔斯泰还是他的代言人聂赫留朵夫，其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在现实中，托尔斯泰努力地象聂赫留朵夫一样实践着，其文行合一，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size]

3楼 绿林飞鸽于 2008-03-24 23:54:39

[size=3]（三）原罪意识和忏悔意识作为一种宗教，基督教的教义对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就是它的原罪观念。从宗教本义的角度看，原罪概念来自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果知羞耻明善恶，以至触怒上帝，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于是，亚当夏娃的子子孙孙都继承了先祖的罪或者说罪恶感，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都是应该忏悔的。因为人人有“罪”，所以人人应该谦卑——谁也比谁好不了多少。因为有“罪”，所以要忏悔为善以赎罪，以资获救。关于原罪的宗教故事当然不可以将其当作历史，但完全可以将它看做一个富有哲理寓言。几千年来，原罪观念完全渗透到了西方人的基因之中，大到确立了他们对人在宇宙中的哲学定位，小到影响了他们为人处世的日常行为。他们也许并不太在意老祖宗偷吃苹果的传说，但人人有“罪”的观念，要赎罪忏悔以期得救的观念确实影响非常深远。基督指出：“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基督教文化给予每个西方人的那种负罪感是深入骨髓的。在作品中，作为托尔斯泰代言人的聂赫留朵夫所处的那个贵族地主阶级的原罪粗算有四条：体制原罪、精神原罪、物质原罪、性的原罪。托尔斯泰借聂赫留朵夫表达了对“他们”这个阶级的“罪”的反省和追索。体制原罪就是贵族地主阶级在政治领域对农民的世代黑暗统治，在作品中作者通过政府的暴虐、法庭以及其他国家管理机关的丑陋、宗教的欺骗揭示了统治阶级长期以来对农民犯下的罪行。在小说中，主人公游历四方，以自己的见闻猛烈地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下行政、法律、宗教等各个领域的黑暗，全面暴露了官吏的残暴、法律的反动和宗教的虚伪。在聂赫留朵夫的旅行的过程中，他发现各级官员都是一个个小暴君。国务大臣是个贪婪的吸血鬼；枢密官是镇压波兰人的功臣；彼得堡监狱的老将军利用成百上千人的眼泪和生命来博得高官厚禄。在他们治理下，冤狱遍地，“真理被猪吃掉了！”④整个统治系统充满着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作者尖锐地指出：“人吃人的行径不是在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在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个司局里开始的”。（569页）政法系各级公务员一个个道貌岸然，却又是卑鄙无耻昏庸无能。他们根本不将犯人的命运当回事。貌似合理的西方式的陪审制度莫名其妙地将玛丝洛娃定了罪。看似救命稻草的上诉制度只是一个形式——“枢密院不可能查考案情的是非曲直。”（436页）即使告御状，也只是来了个形式上的法外施恩，将苦役改为流放。作者愤怒地指出：“法院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阶级有利的现行制度罢了。”(441页) 精神原罪涉及教会。《复活》中的官方教会更是一塌糊涂，黑暗透顶。和托尔斯泰心中对宗教的看法根本对立。这应该是意料之中的。和西欧不同，俄罗斯宗教从来就是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那位不信教的彼得大帝指出宗教是“使这个音调保持和谐的琴弦”是“维系整个结构的链条。”⑤从他开始，沙皇就是东正教的“最高牧首”，神职人员必须效忠沙皇。这样的宗教体系，只能是政权的帮凶——以麻木愚昧群众为手段，来实现政权的所谓“和谐”。教会就是这样一个诱导人民以自己的苦难为代价为政权的“和谐”买单的仆从机构。对这样的官办教会，作者集中火力反复予以严厉地批判。作者痛恨借耶稣的名义进行的宗教仪式。在作品的第一部分，一开始就批判性地描述了监狱宗教仪式的可笑可恶场面。他认为，耶稣教导人民应该在心灵里和真理中祈祷，“主要是他不但禁止对人进行审判、监禁、折磨、侮辱和惩罚，象这里所做的那样，而且，禁止对任何人使用暴力，并说他是来释放一切囚犯，使他们获得自由的。”(186页)对于教士们的所作所为，作者认为，他们和基督的意志是背道而驰的，是反基督的，“因为他禁止如今这里用他的名义做着的这类事情，他才遭到那种刑罚的。……司祭，确实是在吃他的肉，喝他的血。”(186页) 作品里对国家教会进行“恶毒”攻击的地方很多，尤其是第一部第40章，作者大段议论深切地批判了教会举着基督十字架反基督的实质。他认为，真正的基督教徒，不应当以“师尊自居”，不应搞那种“面包和酒”的法术，应该“毁坏教堂”。（185页）在这同时，作者也努力地宣扬了自己所理解的纯洁的宗教理念。作者嘲弄道：“他们自己就坏，却居然要纠正坏事”。（608页）正因为这样，对于制止罪恶的手段，作者认为只有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达得到。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观点总结道：“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⑥ 物质原罪就是贵族地主阶级在经济领域对农民的世代压迫。与作者的其他作品类似，作者十分认真地探讨了作为经济基础的土地问题。《复活》认为，导致农民苦难的根源在于农民没有土地。“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民仅有的能够用来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都被地主们夺去了。”(298页)而聂赫留朵夫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制造人民贫困的一个大地主。在书中，聂赫留朵夫对自己的土地进行了三次处理，一次是将父亲的土地分给农民；一次是在家乡，以低廉的租金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一次是在继承姑妈的产业后将土地分给了农民。作为大地主，如此败家子式地“糟蹋”产业，有点不可思议。作者是这样分析聂赫留朵夫的“均田”动机的：“执行深铭在我心灵的主的意志……我这样做，我的心里就平静。”(309页)可见，“均田”的深层动机来自于宗教信仰的自觉。他总是觉得自己不劳动却占有土地和农民的劳动，是违背主的意志的，是无法安心的一种过失，是一种罪过。作者借聂赫留朵夫的口强调：“土地是不可以成为财产对象的。”(299页)托尔斯泰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念念不忘，是因为这是他对现实体制批判的基本出发点，是所有社会问题中最核心的一个死结，是人民痛苦的根源。对此，作者的态度是真诚的。聂赫留朵夫完全就是作者的影子，聂赫留朵夫想做的，也是作者的愿望。作者晚年身体力行，努力洗刷自己的物质原罪，向农民靠拢，从事体力劳动，过简朴生活，甚至希望放弃自己的产业和贵族特权。可惜，家人熟悉他的作品，却无法达到他那种思想高度。性的原罪，从情节上看就是聂赫留朵夫对玛丝洛娃的玩弄导致其堕落的故事。有点类似于恩格斯的概括，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 (《致玛·哈克奈斯》)。但作者就是从两个对立阶级（农民和贵族地主）的成员的性的问题出发，形象地反映了两个阶级的对立，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从全书来看，可以发现，聂赫留朵夫解决性的原罪就是一条故事情节的明线索。几乎可以说，没有聂赫留朵夫十年前的放纵，就没有后来玛丝洛娃的一切悲惨遭遇——男人的一夜，女人的一生。聂赫留朵夫可谓罪孽深重。聂赫留朵夫为了解决这个原罪开始了奔波，从而展开了情节。对于那个因为他，而“已经死去的女人”（201页），聂赫留朵夫在监狱第一次见到她时，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忏悔原罪的渴望—— “我来是要求你宽恕我，”他大声喊道。（197页） “请你宽恕我，我非常对不起你……”他有喊道。（198页）甚至有一次—— “我说过我要赎我的罪，”聂赫留朵夫继续说，“并且不是用话语，而是用行动赎罪。我了已经决定跟您结婚了。”（222页）对于赎罪的动机，聂赫留朵夫倒也毫不隐讳，直接表达了他来自宗教的出发点—— “我感到我在上帝面前应该这样做。” （223页）象中国文学人物王熙凤，尽管坏事做了不少，但他们完全没有宗教原罪观，以及会受到宗教报应的观念，自然无所畏惧，可以安心地将“恶”进行到底，不是山穷水尽不会忏悔。聂赫留朵夫作为一个地主贵族，按“道理”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当然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忏悔。渗透进他那一代贵族的基督教原罪意识促使他们经常反省，以至于忏悔。所以，他的忏悔，他的良心发现，是宗教式的，不是无缘无故的。起初可能是一种宗教畏惧感，后来就发展成为一种人性的自我需要。聂赫留朵夫在洗刷“原罪”和“忏悔”历史的过程中，由“旧人”变为“新人”，由“兽性”的人发展到了“人性”的人，并逐步跃向“神性”。这种和自我过去决裂的人物决非托尔斯泰杜撰，远到反叛自己阶级和利益的俄罗斯民意党人，近到捷克的仗义疏财的辛德勒，宗教意识在促使他们改变他们“应该”有的立场方面都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四）“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的自我完善” 早在70年代未80年代初，托尔斯泰就在长期精神探索的基础上，完成了世界观的激变，与本阶级决裂，转向宗法农民一边。这必然导致他对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黑暗的专制制度的批判。奇怪的是，一直到去世，对于解决俄罗斯的现实问题的手段，作者和传统的民粹派民意党和新兴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都不同。 “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是他最著名影响最大也是最受后来的“革命者”批判的观点。《复活》，可以说是作家一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总结。在作品中，托尔斯泰以聂赫留朵夫作为自己的代言人，不断地就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陪同玛丝洛娃流放的旅途中，聂赫留朵夫接触到了西蒙松等“革命者”。对于他们的“暴力倾向”，聂赫留朵夫（或者说托尔斯泰）予以充分理解。在道德上，对他们多数人钦佩和尊重，但对他们的“暴力革命”的观点始终持不同态度。在为玛丝洛娃上诉和陪同流放的过程中，可以说到处充斥者所谓的“恶”。聂赫留朵夫竭力和各色人等各色“恶”周旋。在整个过程中，俄国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被揭露得体无完肤。但是，对改革这个社会，作者有自己的看法：“革命，不应当毁掉整个大厦，只应当把这个……古老大厦的内部住房换个方式分配一下罢了。”(540页)——显然，这里提到的革命不包含暴力内容。在作者看来，对于“恶”，“惩罚的结果适得其反。” （609页）他在《复活》中用大量笔墨描写了俄国专政机构残酷情形，实际上是通过对国家机构存在意义的质疑，用文学的方式阐释了他对暴力，尤其是国家暴力的看法。 “几百年来你们一直惩办你们认为有罪的人。结果怎么样？这种人有没有绝迹呢？并没有绝迹，人数反而增加，因为不仅添了一批因受惩罚而变得腐化的罪犯，还添了一批因审判和惩罚别人而自己堕落的人，也就是审判官、检察官、侦讯官和狱吏。” (609页)——在他看来暴力与惩罚不会铲除恶，反而增加了恶。于是顺理成章得出结论，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实现人间天堂的道路在于“一旦执行这些戒律，人类社会的全新结构就会建立起来……那些暴力会自动消灭，而人类所达到的最高幸福，人间的天堂，也可以实现。”(610页)书中的这些话，最好地表现了作者认为的“不以暴力抗恶”的意义。那么解决一切“恶”，实现天堂理想的“戒律”是什么呢？作者在书中还是不厌其繁地抄录了启发他产生“非暴力”思想的宗教语录—— 人非但不应当杀人，而且不应当对弟兄动怒，不应当认为任何人渺不足道，称之为拉加。如果同某人发生了争吵，就应当在向上帝献礼以前，也就是在祈祷以前，先同那人和好。（《马太福音》第5章第21节道26节）（610页）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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