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太平天国在路口的彷徨

楼主 admin 于 2011-08-05 15:40:59
陶短房：太平天国在路口的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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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吹牛 于 2011-8-4 19:57:0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十字路口的彷徨



当我还是个初二学生时，一位归侨身份、历经沧桑的老师，就曾感慨地跟我们这些似懂非懂的半大孩子，谈起了人生的大道理。许多话如今已无法追忆，但“十字路口”的说法却至今难以磨灭。

在他看来，一个人的一生会碰上无数个十字路口，就拿他来说，当初是毅然回国还是留在那个危险丛生的南洋国家，回国后是否响应号召去基层，落实政策后是否接受别人的好意，转去“大国营”当那个年头吃香无比的工人，这些都是需要选择向前、向左或向右的十字路口，选择不同，此后的人生轨迹也会迥异。对我们这些孩子而言，初中能不能进重点，初中毕业后去向如何，高考落榜后是选择复读还是选择走上社会，同样是一个又一个决定未来人生的十字路口。当人们面对十字路口时，有时可以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有时却不得不与世俯仰，接受命运的捉弄，有时甚至完全不知道十字路口的存在，待稀里糊涂走过长长一段路后才恍然大悟，却再难回头了。

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就曾碰上诸多类似的十字路口。

试想一下，如果春秋时代的第一强国晋国可以延续到战国、或被智氏一家、而非韩魏赵三家取代，如果率先完成变法的、继而统一天下的，是思想活跃、文化开放的楚国，而不是崇尚军功、钳制思想的秦国；如果汉朝延续国初的黄老思想和分封体制，而不是从汉武帝起拐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弯子；如果五胡十六国时期，最终统一北方的不是藏着个后来成为隋文帝的高官杨坚的北周，而是原本比北周强大许多的北齐；如果重开西域、威震中亚的的唐朝，派去经营中亚的不是为人贪鄙的高丽人高仙芝，而是耿介的王忠嗣，或虽然奢靡但驭下宽厚的哥舒翰；如果五代十国的周德威有一点全局观念，不因自己的大意失去卢龙天险，如果投靠契丹当儿皇帝的石敬瑭当初选择多给金钱，而不是割让燕云十六州作为借兵的筹码；如果朱元璋面对元末的乱局选择了匆忙称帝，或在西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两面受敌的紧要关头作出了和历史不同的选项；如果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胶着之际没有选择孤注一掷、直捣南京；如果明末的李自成面对顾君恩提出的上、中、下三策别作一番斟酌；如果清朝在面对是否接受吴三桂邀请、是否迁都北京、是否撤销三藩等“选择题”时答案不同……很显然，当一个国家走到十字路口时，选项的差异将直接左右国家、民族和每个人的命运。

从鸦片战争后到太平天国，中国、和当时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无疑碰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因为十字路口的四端，分别连接着古、今、中、外，古老的中国能否在远东率先走向近代化，走向时代和未来，它又将蜕变成怎样一片新天地，彷徨在十字路口前的中国人如何思想，如何取舍，就成为决定中国、也决定他们自身命运的关键。

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间的中国，恰走到了十字路口，那么可以说，仿佛刹那间崛起于南中国的太平天国，便是每一个走近路口中国人眼前，突兀亮起的一盏交通灯。

这盏造型崭新，颇有些西洋风韵的交通灯闪耀着太阳般灼目的光芒，以无庸置辩的权威性号召大家——跟着我走，只有这条路才能通向天堂，这盏灯是由一个自称太阳的中年人洪秀全点燃的，据说他得到了天父天兄的指示，而天父和天兄，在西洋人带来的《新旧约全书》里都有。

但洪秀全告诉人们，信奉天父天兄可不是“从番”，不是里通外国，而是“复古”，因为中国自古就是信奉上帝的，天父天兄毋宁说是中国人的天父天兄，所以那盏交通灯看似洋气，其实是地道的中华古物。他还告诉人们，之所以如今人们浑忘了上帝，以为信上帝就是汉奸，那是因为昏庸贪鄙的历代帝王垄断了本该属于大家的敬天权力，而无所不知的魔鬼又不断引诱世人走上邪路。

他告诉大家，之所以如今的日子过得如此苦楚，赋税沉重，贫富悬殊，官府庸暗，官僚贪鄙，正是因为中国被一群妖魔所控制，这些妖魔就是满清，而满清的皇帝就是“红脑袋四方头”的妖魔头，要过上好日子，惟有把妖魔赶出去，把天父天兄请回来，让中国成为“一体信奉上帝纲常”的“小天堂”，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在死后“坐大天堂”。

他告诉大家，所有的汉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只是有的是大老婆生的，有的是小老婆生的；有的聪明些、能干些，有的资质就差些，但天下所有男女老幼的灵魂，都是上帝所生，所以他们都该孝顺“魂爷”，并在某个承受特殊使命的能干兄长带领下，斩邪留正，建设一片美好富足的新天地。

他还告诉大家，这个“能干兄长”就是他本人，他是上帝的第二个嫡亲儿子，耶稣的嫡亲弟弟，被派到人间当天王——不仅是中国的天王，也是天下万国的君主，为了怕他势单力薄，上帝还派了另外几个能干的弟兄姐妹辅佐他。因为是“天做事”，所以太平天国“打江山”必然胜利，只要相信他和他的——不，应该是“咱们的”——上帝，就可以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永远威风”，反之只怕是要变魔鬼、下地狱的。

这时的清朝打输了鸦片战争，小农经济开始瓦解，大量战后裁撤的散兵游勇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而赔款、军费核销等又导致白银短缺，银价上涨，农民负担加重，从两广到三江两湖，民间的积怨可谓厝火积薪，危机四伏。而已渐入暮年的满清，却是个官僚体制日渐腐朽、军务逐渐废弛的老大帝国，早在太平天国起兵前，各地的反抗就已此起彼伏。

正是这一切，让满口“天话”的洪秀全，和他身边那些嘴里也说着天话，心中却谋划着“打江山”大事的兄弟们，和那些平素勤恳本分、畏惧官府和权威的贫苦农民，突然间有了共同语言，他们从广西边远山区起事，仅用了两年时间，就从偏僻的广西打到富庶的江南，占据了龙盘虎踞的明朝故都南京，控制了苏皖鄂赣大片土地，甚至一度打到北京附近，把清朝皇帝吓得要迁都。

这当然不是如洪秀全所言“天做事”，而是“人做事”：太平军的主体，是裹起红头巾，蓄起长头发，跟随“天父天兄”打起江山的千万农民，想的是摆脱满清时代卑下的地位，和朝不保夕的生活，获得爵禄、土地、财富和尊严，“永远威风光荣”；一些出身“富厚之家”、“读书明理”的士子，或愤于清朝的颟顸腐朽，或受到“华夷之辨”的刺激，或干脆觉得这个“天国”已经庶几乎成事，抱着“买原始股”的心态毁家纾难，投身其中；除此之外，这个“天国”还意外获得另一些人的兴趣和支持——洋人，因为那些西洋基督徒看到中国人很陌生、自己却很熟悉的上帝、耶稣、“十天条”，误以为他们是自己的同路人，他们或因“基督精神感召中国”而欣喜若狂，或对满清和当时中国社会的保守、闭塞失望透顶，或仅仅认为旧中国让他们缺乏发大财的机会，换个信耶和华的新王朝，也许会让自己多获些红利。

不管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是他们、而非洪秀全和他的“天父天兄”，成就了太平天国的奇迹，他们造就了这个“人间天国”，也满怀希望地憧憬这个“小天堂”能给他们最丰厚的回馈。

然而他们的梦很快就开始破灭了。

农民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向往的土地、财富和尊严，除了极个别交上好运、当上大官，绝大多数人还得“照旧交粮纳税”。虽然那个要没收天下土地的“待百姓条例”终究没有施行，但层层加码的摊牌、劳役，和清朝实在也没什么分别，“天兵天将”们动不动就明火执仗“打太平先锋”，也让人苦不堪言。难道，这就是向往中的“小天堂”、“新世界”？

那些抱着各种目的投入“打江山”行列的士子们也失望了。抱着“反满兴汉”宗旨的，发现满固然要反，汉却也没怎么兴，恰相反，从唐宗宋祖，到经史子集，一概要抹煞、焚烧，科举考试只能考新出的几本“天书”，刚建立几年的“新天国”，要避讳的字居然比历朝历代之和还多，甚至不小心叫声“大哥”都要处死。本来清朝的法令就已经十分苛刻，可“天法”就更加操切随意，不但动辄砍头，弄不好还要剥皮、点天灯，让人不寒而栗；抱着当“开国元勋”攀龙附凤心态的，发现“天兵天将”的进取势头很快中辍，不但“残妖”未曾灭亡，自己的“天京”反倒给围得水泄不通，弄到要集体喝粥的地步。难道，这就是向往中的“小天堂”、“新世界”？

这还不算。

在这座新天国里，官大一级压死人，而且官大辈分也大，年过六旬的老将曾天养和岳父黄玉琨都得在20多岁的青年石达开面前自称“小弟”，前者呼之无愧，后者受之不疑，只不过因为石达开的官大；在这座新天国里，小兵私藏银钱超过六钱、铜钱超过10文就要治罪，哪怕做到丞相，夫妇都不能团圆，天王和几位“王爷”却拥有数不清的财富，和众多年轻貌美的“娘娘”、“王娘”住在豪华的殿阙里。

那些抱着“同教之谊”凑过来的洋人，也开始失望、抱怨、咆哮，甚至厉兵秣马，打算帮着清朝攻打过来。他们因不了解而迷恋，因了解而梦醒。他们发现，洪秀全的上帝并不是他们的上帝，这位天王自称耶稣的弟弟，以天下的主人自居，居高临下地教训他们，让他们进贡、称臣，那个上帝教和他们的基督教，只不过有同样名字的神，用同样的圣经，但信仰是另一码事，他们居然不承认“三位一体”，认为洪秀全、杨秀清，以及洪秀全的宝贝儿子，都是上帝的嫡亲子孙，甚至认为上帝、耶稣都有老婆、孩子，而且不止一个……不管他们当初亲近太平天国、后来又疏远和敌视他，抱得是高尚还是猥琐念头，此刻却都开始相信，洪秀全在那场大肆渲染的“天梦”中所梦到的，不是上帝，而是撒旦。

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认为，所有这一切，不过是那个叫杨秀清、自称能天父附体的半神半人在捣鬼，他们祈求杨秀清赶紧死去，一切都拨乱反正。终于，杨秀清死了，但天国非但没有变得更好，反倒更糟了：起义之初被神化的一干“同胞兄弟”自相残杀，“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化身杨秀清死于非命，天国神话不攻自破，农民们唱着“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收拾包袱回家去，依旧做长工”的歌谣纷纷散去，散不去的也“人心冷淡”：既然“新朝”和“旧朝”不过一回事，那么还是寻份安稳来得好。

这些人中也有一些，或已经“官居极品”，当初固然是“浑浑噩噩而来”，如今却是“骑上虎背，不得不骑”，自身命运和“天国”命运再也分不开。

他们中有些人浑没意识到累卵之危，只沉醉于争官爵、争财富、争女人，浑不管那一国2700多个的王爵、随便一个百把人队伍里都能找出好几个的侯爵、丞相，已贬值到怎样的地步；有些人已感到芒刺在背，知道祸在顷刻，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以挽救这个国家，以及自己的未来，只是随波逐流，活一日算一日；还有些人，像陈玉成、李世贤，他们善战、也始终不渝在奋战，却同样找不到方向，最终在挣扎中被吞噬；在他们之中，也有一些头脑清醒、能力过人的佼佼者，如石达开、李秀成，知道必须改革，也提出过这样那样的改革方案，但终究难以左右大局，扳正太平天国这辆车的航向——或者干脆说，他们也只知道“方向不对”，却不知道怎样才是对的。

在他们当中，还有像洪仁玕这样的人，一方面，他们“于夷情最为谙熟”，可以连篇累牍地提出民主、法制、革新、新闻自由、通商自由、“与列国争雄”等一系列熠熠放光、符合新时代一切要素的新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却抱着陈腐之极的家天下观念，搞出比旧时代还要旧一些的家族迷信、裙带主义、避讳禁忌，将朝臣、大将们的权力分割、剪裁，或转交给洪家兄弟子侄，哪怕这些“自己人”年老昏聩、庸碌无能，或干脆还是个没断奶的幼儿。可以说，他们自身便仿佛一个小小的十字路标，半边指向新，半边指向旧，却不知该以哪个指向为正途。

即便到了这时，也仍然有人抱着远大的理想，试图在这个攸关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用自己的见识、才能，改造这片“新天地”。他们中的佼佼者如容闳，不但从异国他乡兴冲冲赶来，还特意在考察一番后，提出系统的变法改革意见；当然还有像王韬这样的奇才，抱着成就一番大业的理想，不顾风险，改头换面隐姓埋名地给李秀成上书。

然而他们很快就失望了：即便像洪仁玕这种懂点洋文、和传教士共同生活了多年的人，也不过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对于容闳饱含热情和智慧奉上的改革方略，太平天国的回报，却是一方木头刻成的官印；至于王韬，他的书信被漫不经心的太平军将领遗失在战场上，李秀成根本没收到，反倒让清廷兴师动众，连累王韬受了不少惊吓，这固然是个误会，但即便李秀成看到，又能如何？

至于洋人，哪怕最执着的宗教狂热分子，如今也对“天国”冷却了热情——既然连洪秀全的老师、美国神甫罗孝全都说洪秀全是疯子，太平天国是邪恶的化身，对之彻底不抱希望，那么还说什么呢？那些政客、军人、掮客、冒险家，则早已迫不及待地将赌注下到更有前途的盘口，或干脆跃跃欲试，打算自己来坐庄了。

洪秀全死了，他的“天国”只比他多活了几十天，直到最后一刻，他仍然坚信一半舶来、一半附会，并掺杂着无数曲解和私心的“天父天兄”，会带来“多过于水”的“天兵天将”，挽救这个除了那些多半和自己一样姓洪、顶着各种钦定神圣头衔的皇亲国戚外，已无人留恋的“小天堂”。他的不少部下仍在绝望中继续战斗，有些零散人马直到他尸骨成灰后8年还在苦苦支撑，但这些人早已对“天国”不抱什么希望，更丧失了前进的方向，之所以还在战斗，不过因为不战斗就会立即死亡罢了。

太平天国并未能为中国在十字路口找到前进的方向，事实上，整个19世纪后半叶，无数先进或不先进的中国人，都在努力地试图走出这个十字路口，他们用或中或西、或土或洋的方法、工具，绘制出一张张路线图，言之凿凿地标定了一个又一个据说通往“理想国”的路标。

然而残酷的现实一次又一次提醒所有的人，此路不通，请再来过。事实上，时至今日，人们恐怕也未必就敢断言，我们已通过了这个十字路口。

至于那些昔日抱着不同动机、目的走近、走进“新天地”、“小天堂”，又先后或毅然决然、或无可奈何走远的中国人、外国人，恐怕用三国时钟会的一句名言来形容他们最为恰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历史是无法回头的，但历史经常会重演，中国也好，中国人也罢，都将不断碰上新的十字路口。因此，抚今追昔，扫视一下100多年前，面对“古今中外”这个大十字路口，当时一些典型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徘徊、决断，是有着非常现实、非常深刻意义的。[/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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