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产生“李玉芬”现象？固然“不幸的家庭原因各不相同”， 但某些共性因素却值得深究———

　　首先是改善生态环境投入高、周期长、见效慢的自身特性。“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植树种草、治理荒沙正像教育事业一样，从来就是一项父辈付出、子孙享受的奉献型事业，在干旱少雨、风大沙多的贫瘠之地，就更是如此。而“三分造、七分管”的“经营模式”，注定了植树造林必须要不断地追加投资，直到树林长得根深叶茂、能“自力更生”为止。因此，种得越多，包袱就越重。何况，天有不测风云，若碰上风猛沙狂、霜重寒彻、久旱无雨的异常气候，英雄们用血汗浇灌的绿化成果就会前功尽弃。治沙英雄们往往被乡人视为“傻子”、“疯子”，其原因就在于此。

　　其次是“后天不足”的滞后性政策。植树种草、绿化家园是一项造福一方的公益事业，应该由地方或国家给予生态补偿。在发达国家，生态补偿已实施多年，政府部门视植树种草投入的多少、生态效益的显微，或给予免税减赋，或直接拨付资金，使生态修复者得到应有的回报，从而保持可持续发展。反观国内，生态补偿一直是“干打雷不下雨”，或“雷声大、雨点小”。而先前制订的一些不合理政策迟迟得不到及时废止或修改，致使绿化者“有种树的义务、无砍树的自由”，望着自家的“绿色银行”却不敢擅自伐树。

　　还有“荒了无人管、绿了有人抢”的“红眼病”思想作怪。想当初绿化英雄们在承包荒山荒沙时，各级政府无不大力支持、鼓励，巴不得尽快签合同、签大合同；而等到几年之后林茂草丰了，当初信誓旦旦的干部们就有想法了，千方百计地不履行合同；更有不少乡邻心生妒忌，或放出牛羊啃树吃草，或明目张胆地砍树偷果，纷纷“吃大户”。而对这些违法行为，许多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绿化英雄“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在这些共性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加之相关部门指导不力，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和配套措施，绿化英雄们“流汗又流泪”，就在所难免了。

　　长成一片绿荫，止住一片风沙；绿化一座山头，涵养一泓清水；苦了我一家，绿荫几代人。绿化祖国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善事、义事，那些不计个人得失、默默耕耘、不折不挠的治沙典型、绿化模范，实在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民族的脊梁、平凡的英雄。与那些靠“吃夜草”、“捞外财”发迹的阔爷富婆们相比，与那些“一唱惊人”、动辄几十万元出场费的明星大腕们相比，任劳任怨、流血流汗、疾病缠身乃至家破人亡的李玉芬等“傻子”、“疯子”们，难道不更值得敬重？

　　上个世纪30年代，郁达夫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曾这样写道：“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英雄而不知珍惜，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在国家每年拿出数百亿元进行生态建设，公平、公正呼声日高的今天，李玉芬等绿化英雄们伤心的眼泪，不知还要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