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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心理学     
中国文化与心理学
[ 作者:佚名 | 转贴自:不详 | 点击数:1082 | 更新时间:2005-08-13 | 文章录入:华灵子 ]
中国文化与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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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曾经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心理学与中国文化”作为本书的“引论”,其作用是为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从中国文化中来体验心理学意义的存在,进而发挥中国文化中所固有的心理学的精神与思想。这也是本书《中国文化心理学心要》的主要内容。那么现在,我们用“中国文化与心理学”作为题目,来考虑这“跋”的撰写的时候,其基本的思路是,从我们中国文化,来看心理学;来看我们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乃至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应该具有的影响,因为其中所表述的,也正是我们所要努力的,或者说正是我们将要努力的方向。

为此,我们拟就三个方面,来展开我们关于“中国文化与心理学”的思路:1,为西方提供智慧——接触“东西方心理学”;2,为智者提供灵感——中国文化与西方心理学家;3,为心理学立心——心理学的整合与发展。但以此“跋”的篇幅,是不足于详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及意义的,于是,我们从曾经发表的有关论文中,选取了:“心理学理解的桥梁”、“《易经》与心理分析”,以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作为附录。

一、        为西方提供智慧——接触“东西方心理学”

“东—西方心理学”常又被称作“智慧心理学”,是西方心理学家们对东方文化和心理学思想的一种追求。“西方的科技与东方的智慧”,是人们所常听到的比喻,就心理学而言,实际上,西方学者们对“中国智慧”的神往,往往并不亚于中国的心理学家们对西方“认知心理学”的迷信。“认知心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成为西方心理学的学院派主流,但是,心理学的意义与发展往往并不局限在“学院派”的掌控之中。且不说“人本主义心理学”一直是西方认知心理学的重要补充,而作为心理学发展之真正主流内容的心理治疗与心理分析,包括心理咨询与心理卫生,便一直在认知心理学涉及的范围之外,一直受着传统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的影响。

可以这样说,“东—西方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的一种新的发展,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分支。在考西尼(R.Corsini1984年出版的《心理学百科全书》中,便已经写入了有关“东—西方心理学”的词条。在我们的理解中,东西方心理学并非强调东西方心理学的差异,而是致力于东西方心理学的沟通交流与整合。因而,对于这一发展中的心理学领域,同样需要我们的理解。

若是把“东西方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术语,那么它的基本内涵是要把东方的哲学与心理学思想传统,包括中国的儒学、道家、禅宗;以及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学,伊斯兰的宗教与哲学思想,以及日本的神道和禅宗等,与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及实践结合起来。由于“东西方心理学”这一概念主要是西方心理学们提出来的,所以,它所强调是对东方思想传统的学习与理解。

早在60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墨菲(G. Murphy)便已经开始关注东方的心理学思想传统。随着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以及与此有关的人类潜能运动,东方的禅宗与道家思想迅速在西方传播。我们考察了70年代后期以及80年代出版的《人格心理学》专著,“东方心理学”开始成为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的章节。比如,霍尔(Calvin S. Hall)与林哲(Gardner Lindzey)在其经典性的《人格心理学》新版的时候(1978)提出,“由于人们对东方思想日益增长的兴趣,我们认为有必要提供有关东方人格理论的内容,以及论述这种人格理论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于是,霍尔与林哲专门邀请后来以“情感智力”而闻名的东方心理学家高尔曼(Daniel Goleman),撰写了其中的第10章:“东方心理学”。

1996年,我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学者前往美国讲授“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时候,曾经与内布拉斯加奥马哈大学心理系的格尔登·柏克(Gordon Becker)合作,一起为学生主讲“东方心理学”的课程。格尔登·柏克是最早在美国大学开设“东方心理学”课程的教授之一。他自己坚持“坐禅”已经有20余年,其老师是曾经在60年代参与建立美国旧金山第一所禅院的大忍和尚(Dainin Katagiri)。按照其原来的教学计划,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印度的哲学与佛教,以及日本的神道与禅宗,尽管他会提到中国儒学和道家哲学,但并非重点。于是,我们的合作也正是从把“中国文化心理学”作为东方心理学的主流,乃至主要内容开始。整整一个学期的授课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于是,我们开始邀请其他一些在美国大学开设“东方心理学”课程的教授们,一起研讨了“东方心理学”之课程设置与内容,以及东方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发展。

后来,我前往曾经建立美国第一个“东—西方心理学系”的加州亚洲整合学院,并且与负责东西方心理学专业的莱朗(Leland van den Daele)博士一起合作,进行“东—西方心理学”的有关研究。通过李绍崑博士的安排,我曾经为超越性心理学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心理学”,并且参与了保罗·偌艾(Paul Roy)博士主持的“超越性心理治疗”博士后培养计划。当这些有关东方心理学的体验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联系起来的时候,似乎是已经有了某种系统性的理解;当我们逐渐深入我们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与理解的时候,“东—西方心理学”的意义也日益呈现。

二、        为智者提供灵感——中国文化与西方心理学家

我曾经读过一本《爱默生与中国儒学》的书,令人感叹不已。西方智者如爱默生,竟然与中国文化有着如此内在的联系。于是我告诉自己,我之所以如此喜欢爱默生,大概也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内在的接近吧。我们也会看到《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的专著,作为近代数学大师,计算机原理的奠基者,竟然如此热衷于中国的《易经》,并且从中直接获得灵感,同样让人感叹不已。于是,同样的故事有许多。那么心理学中也是如此,能够称的上智者的心理学家如荣格,如马斯洛,如弗洛姆,无不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接触,也都直言不讳从中所获得的灵感。

(一)      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

当马斯洛在创立其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的时候,他也勾画出了“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最初思路。马斯洛自己正是在借助于东方思想的基础上,来提出其“自我实现”主张的。伴随着人本主义心理学发展的个人潜能运动,也正是引进了东方传统的禅思与冥想(meditation)技术,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的心理与行为发展。

早在50年代,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形成的初期,马斯洛曾经在其日记中记录下这样的想法:“东方文明中的出世者,如禅师与和尚等,是否比西方文明中的自我实现者在情感上更加和谐呢?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于是,马斯洛意识到:“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东西方文明中关于自我实现和内在和谐的观念结合起来。” 在霍夫曼撰写的马斯洛传记中也提到,通过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者韦特海默,马斯洛接受了东方思想的影响。那是在1942年前后,马斯洛在听了韦特海默的著名讲座:“存在和行为”。其中韦特海默强调指出,西方心理学的偏见在于太看重“目标寻求”行为,需要学习东方思想家对人类经验中诸如游戏、好奇心、畏惧、审美乐趣以及神秘状态等“无动机的”和“无目标的”性质的重视。韦特海默的“这一演讲对马斯洛正在形成中的人格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霍夫曼这样总结说。同时,霍夫曼指出,马斯洛这时还接触了中国道家哲学的文献。“马斯洛开始阅读论述东方哲学的书籍,尤其是关于中国道家的书籍。”

马斯洛曾经为其“人本主义心理学”划出了一个宽阔的范围。根据他自己的描述,弗洛姆、阿德勒、艾里克森、勒温、墨菲等也都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自己除了深受韦特海默的影响之外,韦特海默还是马斯洛最初设计自我实现人格的典范之一;还有弗洛姆,他同样在后者那里接受了东方心理学思想的启迪。于是,马斯洛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以及属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广泛阵营的诸多心理学家,都代表了早期的东西方心理学思想。

“超越性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同时也是东西方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马斯洛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经提出了“超越性心理学”的构想,后来,在美国的帕露·阿图(Palo Alto)成立了国际超越性心理学研究院,该学院随即便成为致力于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国际中心。

查尔斯·塔特(Charles Tart)作为超越性心理学的主要发言人之一,1975年主编出版了《超越性心理学》一书。但从该书的目录中,我们便可以对其内容和体系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全书由11篇论文组成,其中有塔特本人撰写的三篇:“科学、意识的不同状态,以及灵性体验”,“关于正统的一些假设,西方心理学”,“物质宇宙、心灵宇宙以及超常现象”;以及丹尼尔·高尔曼等人撰写的“佛教关于禅思及意识的不同状态”,“瑜伽心理学”和“伊斯兰与心理学”。

1980年,沃尔斯(Rogers N. Walsh)等人主编了体系性更为成熟的超越性心理学教科书,取名为《超越自我》(Beyond EgoTranspersonal Dimensions in Psychology)。作者们把超越性心理学描述为:“旨在发展一种与健康和幸福有关的人类体验和行为的心理学。因此,为了实现人类的潜能,超越性心理学要整合西方的科学与东方的智慧。”10余年后,他们又出版了该书的续篇:《超越自我之路》(Paths Beyond Eg The Transpersonal Vision)。在这新版的超越性心理学教科书中,作者们强调了超越性作为超越个体的整体性意义。其实,其中所反映的,恰恰也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所提出的人心与道心的结合,所重视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      荣格与分析心理学

在本书的第五章:“道”与“心”中,我们曾经以荣格及其分析心理学为例子,说明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荣格的自传《回忆·梦·思考》,以其童年对石头的冥想为其心理发展的重要开端。其中所反映的是与道家思想的一种内在沟通,长大以后的荣格知道,那是他与道的缘分,一种心灵的感应和沟通。与许多西方的智者们一样,荣格对被称为“蝴蝶道者”的庄子一向是心向往之。

在其自传的最后一页,已经80余岁高龄的荣格,心有感触地说:“老子说:‘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这正是此时老年的我所感受的。老子是具有超然领悟力的典范,他能够体验到价值与整体,体验到一致性。于是,老子在其老年的时候,愿意回归其自身本来的存在,回归于那永恒而未知的意义之中。”  这也就是荣格自传的结束语,于是,我们不难看出,荣格与道的内在沟通。

荣格通过汉学家卫礼贤,充分感受了中国文化的精蕴,他被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所深深地震撼了。荣格曾经这样说:“《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 这是荣格对于《易经》的理解,以及其对于《易经》之情感的表达。荣格说,“任何一个象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维尔海姆,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这个“阿基米德点”,是荣格对于《易经》的接受和理解,而这个“阿基米德点”,也正是荣格心理学发展的关键。

荣格自己曾有过这样的表达:“维尔海姆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和具有价值,是因为他为我解释与证实了我过去一直在追求、在思考、在向往、以及在从事和研究的东西”。荣格说,“维尔海姆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这是荣格对于维尔海姆工作的理解,也是荣格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在荣格看来,维尔海姆的成就与贡献,完全可以和法国的Anquetil du Perron相比拟。Anquetil du Perron把印度的《奥义书》翻译引进了欧洲;而维尔海姆,似乎同样是被欧洲的精神或灵魂所选择,给西方带来了中国的《易经》,带来了东方的新的希望。荣格在其纪念维尔海姆的文章中说,“这是维尔海姆自认为所全力投入的一种文化使命,他认识到,对于满足我们灵魂的需求,东方可以说是一个宝贵的源泉”。(以上三处均引自《金花的秘密》第139151页)

在维尔海姆去世前的几天,荣格做了一个“梦”:在我的床前,站立着一位身穿蓝色外衣的中国人,双手合十,对深鞠一躬,好象是希望给我一个消息。那也是维尔海姆所希望继续给予荣格的“中国消息”。1930年,当维尔海姆逝世之后,荣格专门撰写了一份悼词。其中,荣格这样来叙述他与维尔海姆的缘分:尽管一位是汉学家,一位是医生;一位精通中国文化,一位根本从未到过中国,也不识汉语;……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成为终生的朋友的呢?荣格说,“但是我们相遇在人和人性的领域,它超越了学术的界限,而那正是我们接触的地点,碰撞的火花启迪了我,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荣格认为,维尔海姆通过自己的工作,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化,能够得以在现代的欧洲传播发扬。荣格说,维尔海姆一旦接触到了“中国心灵”的秘密,他也就在其中为我们发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荣格将自己称作维尔海姆的学生,实际上也中国文化的学生。通过维尔海姆,荣格接触并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熏陶和培养。

(三)      中国文化的广泛影响

荣格作为心理学中的智者是当之无愧的,而他也正是从中国文化中吸取了充分的灵感与智慧,马斯洛也是如此,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乃至他所提出的超越性心理学,都无不渗透着从中国文化中获得灵感的痕迹。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乃至西方心理学家们的影响是广泛的。我们谨在此选择所熟悉的几位西方心理学家,做一综合性的描述。弗洛姆曾经出版《禅与精神分析》,那是他从东方获得灵感的切实体验;当我还是一年级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曾经把弗洛姆去世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翻译成中文,其中弗洛姆对道家人格和思想的向往,使我久久不能忘怀,于是,我曾选他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尤其是他所提如的《禅与精神分析》的课题。

即使是弗洛伊德,也会在他的著作中,借用或者是引用中国文化的启发。他本人也曾经在写给将其传记翻译成中文的章士钊先生的信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其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尊敬的教授先生:

无论您采用什么方式完成您的设想,无论是在您的祖国——中国开辟心理分析这门学问,还是为我们的《意象》杂志撰文,以贵国语言的材料来衡量我们关于古代表达方式的推测,我都非常满意。我的讲义里引用的中国材料,出自大英百科(第十一版)的一篇辞条。

顺致崇高的敬意

您的弗洛伊德

1929527

最近十几年来,茄德纳(Howard Gardner)的智力新理论一直是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最重要的理论发展之一。茄德纳本人是目前美国认知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但他的研究和理论,以及他目前研究与发展的方向,皆表现出一种对于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呼应。他本人曾于1987年访问中国,随后不久他在美国《今日心理学》上发表了“我们应该从中国学习教育吗?”一文,详细描述了他所感受的中国文化及其影响。1989年,他出版了《敞开心灵:中国对解决当代教育困境的启迪》一书,更加全面地论述了他从中国文化中所获得的心理学意义。

高尔曼(Daniel Goleman)曾经在茄德纳多元智力理论的基础,进行关于情感智力的研究,并且于1995年出版了《情感智力》一书,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当我们与高尔曼博士通讯和交往之后,知道他是一位重要的“东方心理学家”。他曾经深入地研究佛教心理学,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的心理学思想传统尤为倾心。

黑尔曼(James Hillman)是当代“原型心理学”的主要发展者,其著作等身,多有真知灼见,影响深远。我们曾与他交往多年,听他本人的演讲应该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对于中国文化,对于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黑尔曼从来都是充满感慨与感激。正如他本人所说,那中国的太极图就是一种永恒的原型,永远都散发着启迪人心的灵光。

当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前主席托马斯·科茨(Thomas Kirsch)与默瑞·斯丹(Murray Stein),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下任主席,等人代表国际分析心理学在1994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所演讲的题目便是“中国的道与分析心理学”。19958月,我们曾受邀前往瑞士苏黎士,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13届国际分析心理学会议。与会者超过500人,来自世界各地,表现了目前国际间分析心理学或荣格学者的强大阵容。尽管这些分析心理学家遍布世界各地,其各自所使用的语言和研究兴趣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却都有着一种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和追求。大部分分析心理学家,都是把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理解,作为自己心理学发展的一个基础。

默瑞·斯丹在1997年邀请我和美国德州大学荣格首席教授大卫·罗森(David Rosen)一起,在美国芝加哥的荣格心理分析研究院主持关于“荣格与中国文化”的对话式研讨会的时候,已经是想通过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来推进东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一年以后,我与默瑞·斯丹一起,又策划与组织了“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大卫·罗森也应邀作为大会的主讲人,该会议所集中的数十篇论文,正是对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总结,正是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反映,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西方心理学的体现。

利策玛博士曾作为爱诺思基金会的主席四十年之久,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爱诺思《周易》本版的主要翻译与撰写者。而“爱诺思”本身,即是中国文化影响西方心理学家,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纪念碑。正如我们在“重访爱诺思”一文中所叙述的,“爱诺思”这个名字在西方具有东方的象征性意义,因为从其孕育和产生之日起,她便与中国文化,尤其是《易经》,结下了不解的渊缘。爱诺思的创始人奥尔加·弗罗贝-卡普泰因夫人(Olga Froebe-Kapteyn),最初正是由于对《易经》的兴趣,邀请一些著名的汉学家或《易经》学者聚会,如理查德·维尔海姆(Richard Wilhelm)、鲁道夫·奥图(Rudolf Otto)和卡尔·荣格等,为爱诺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每年都要举行的“爱诺思圆桌研讨会”,早已成为国际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也是中国文化影响西方心理学,影响世界的见证。

三、        为心理学立心——心理学的整合与发展

我们在“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引论”中,曾经这样说过:西方的心理学家将中国作为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在追求中国的文化与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而我们中国的心理学家则是在“念佛生西方”,将心理学单纯作为源自西方的科学。笔者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因为引进了西方的“Psychology”,接受了西方的“Mind”,而丢弃或忽略了自己的“心”。在笔者看来,惟有“心”与“脑”的结合,才会产生真正的心理学的智慧,也才能够有真正的人性的思惟。

实际上,通过西方心理学家们的努力,当代的心理学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躯体,并且五官俱全,也有了一个注重认知的头颅。但是其所缺少的,正是一颗“心”。而在我们中国文化的心理学中,所蕴含的也正是这种“心”的意义。

若是说我们心理学的目的是增进人对其自身的认识,那么这种认识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自我或自性的发展。自我的发展应该是一种整合性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一种理解和信念。我们不但要发展我们的Ego,而且要发展我们的Self;我们不但要发展的我们的头脑,而且要发展我们的“心”。

于是,一种为了人的整合性发展的心理学,也应该是一种自身具有整合性的心理学。因而,心理学的整合与发展一直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当我们初次读到查普林和克拉威克合著的《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的时候,便曾经为他们对于心理学整合性发展的期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其著作的“结论”中说:“当这本书的第一版约20年前出版的时候,我们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认为未来心理学家的任务,是最终发现一种能整合一切观点于一体的统一的原理。”但最后他们谨慎地说:“心理学的遥远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谁也难说。就近期而论,似乎这一领域的研究将继续是极其多种多样的,重点经常转移,定义性的观点、方法和理论非常繁复。因此,我们只能总结说,心理学在保留这些特征时将反映出人的本性。” 若是心理学能够真正反映出人的本性,那么这种心理学就必然是一种整合性的心理学。

实际上,对于心理学之反映人性的这种观点,心理学史家墨菲也曾有论述。他说,“在心理学的背后,进一步说,在生命自身背后,隐藏着统一的方法和统一的见解”。这种统一的见解,就是心理学整合性的内涵与意义,是东西方心理学所最求的目标。马斯洛是这样做的,他要致力于把东西方文明中关于自我实现和内在和谐的观念结合起来。超越性心理学也以此为目标,超越文化的差异,而获得一种整合性的体验。荣格心理分析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获得这样一种整合性发展。当弗洛姆与铃木大拙等聚会研讨,出版其《禅宗与精神分析》的时候,正是一种东西方心理学的体现,正是一种致力于心理学整合性发展的努力。

我们曾经以“心理学与核心学科”,以及“心理学作为核心学科”等为题目,撰写与发表过一些论文,其中在表达心理学为核心学科的思想的同时,也是表达对心理学整合性发展的期望。我们认为,心理学可作为社会与人文科学中的核心学科。在我们现代社会,绝大部分涉及人们生活问题的学科和职业,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吸收与运用了心理学的知识、理论和思想,以及其方法和技术。同时,在我们当代的现实生活中,心理学的学科主题,心理学所涉及的问题,对于我们每个人,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乃至对于我们人类,都具有本质与核心的意义。

当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皮亚杰和斯金纳等当代心理学家,提出其各自的心理学理论的时候,他们影响了心理学的发展,影响了当代社会和当代人的生活,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当代的文学和艺术、伦理和教育,历史和宗教,乃至政治与文化,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但是,认识到心理学作为核心学科,也是认识到所从事学科的一种责任。是的,“心理学正在缔造着一个时代,一个从此以后必为世人所熟知的科学思想中的心理学时代。”这也正是心理学作为核心学科的时代。面对这样一种历史的发展,面对这样一种时代的责任,心理学仍须努力和创造。

准备“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我为大会设计了一个会标,取自“思”字的象形,上面为“头”,可比喻为西方心理学;下面为“心”,可象征与表达中国文化心理学。我在主持第一天会议的时候,也专门为此作了一个说明:东西方文化,包括东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学意义,既有明显的不同,又有潜在的一致性。作为其不同,可以成为我们相互学习的理由,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与交流来相互补充;作为其潜在的一致性,可以作为我们共同努力与探索的目标。这正如分析心理学的目的,追求一种对人类心理的整合性的理解,并且致力于促进这种整合性的发展。尽管会议的主题是东——西方心理学的对话,但是我们以“思”为象征,所强调的并非是东——西方的差异,而是其中的统一性或整合性;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心理学,以及我们对中国文化心理学追求,也在于其中的统一性与整合性。

《易经·系辞》中注解“咸卦”之感应时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其中所包含的意蕴,也是一种理论的整合性,也是心理学的整合性意义。我们希望,心理学的这种整合性发展,将真正体现东西方心理学的价值,将真正成为一种反映人的本性的心理学。

1924年,49岁的荣格访问美国的时候,曾经与美国印第安人“山湖”(Mountain Lake)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他们当时在谈论西方的白人,山湖提出,这些西方的白人也真是够疯的,竟然认为他们用头来思考。荣格顿时陷入迷惑与不解,反问山湖说,不用头又能用什么呢?难道你们不是用头来想问题的吗?山湖摇了摇头,然后用自己的手,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心。<BR>就在那一时刻,荣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一个伴随着他以后一生的思考,而山湖也成了他终生的朋友。

1996年,我在美国曾经参观了一次罗丹雕像的展出。当我站在其著名的“思想者”的雕像前时,也陷入了许久的沉思。这沉思不但是来自所接触的这“思想者”本身,也源自罗丹在完成其作品之后,由感而发所记录的一段随笔。罗丹这样说:“我的‘思想者’,不仅仅是用其突出的前额在思想的,也不是用他的下巴,或者是顶住其下巴的拳头。我的‘思想者’也是用他的身躯在思想的,我的思想者是在用其全身的每一块肌肉在思想的。”一时间,看的我好不激动,罗丹似乎同时也在告诉我说:我的思想者也是用他的心在思想的!

于是,我在美国和瑞士以“Psychology of Heart”(“关于心的中国心理学”)来讲学的时候,不仅仅为了是弘扬我们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义,同时,也是想以此题目,来引发西方的心理学家们,对于自己本心及心灵的重视。这心,是人类之心,是人类所禀赋的天地自然之心。因而,这心是同一的,这心具有统一性。当我们的心理学真正拥有了这心的时候,我们也就拥有了一种统一的整合性的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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