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喜讯变成噩耗
催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是两件刚发生不久的事。第一件是二○○三年八月六日晚上,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播放的一个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该片讲述的是陕西榆林一位农民景统仕可悲遭遇:生活贫困的景统仕在女儿景艳梅今年高考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一万元的学费,一连外出几天借钱而无功而返。为了给景艳梅上大学申请资助,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家境困难,然而这个章也居然没有盖下来。7月14日,景统仕喝下农药自尽。电视上景艳梅流着眼泪说:“我爸爸回来,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说,他说他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这个学我不上了……”
我一般很少看现在这些充斥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电视节目。但是那一天也真是凑巧,当我从书房出来喝水时,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当时,我握着茶杯呆站在电视机前,屏住呼吸把这个节目看完。沉痛?不,这种感觉不是一个“沉痛”所能形容的。悲愤?不,这种感觉不是一个悲愤所能包含的。我感到压抑,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黑暗,为什么使我艰于呼吸视听。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千百年来,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求生的中国劳动人民总是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自己委屈点、辛苦点没有什么,一定要让子女读书、成材——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光荣传统。女儿考上大学,这本应该是全家弹冠相庆、奔走相告的喜讯,然而在极度扭曲的“教育产业化”之下,这喜讯却变成了吃人的魔鬼,变成了噩耗。
假如景统仕的遭遇还离我太遥远,还算是“小概率事件”的话,那么二○○三年六月份发生的另一桩惨剧则如同在我身边炸响的一声惊雷。在我们所对口的一个国有企业——××厂,由于经营困难,从二○○二年下半年至今连续九个月没有发过一分钱的工资。二○○三年六月三日,在几个歌舞厅赶场子拉琴挣钱的老工人胡××回到家里,其妻子告诉他,在武汉某大学读书的儿子在催交一万元学费。胡××出门借钱。可是全厂工人都八九个月没有见到一分钱了,自己家里尚揭不开锅,谁又有能力借出一万块钱呢?胡××出门一天,空手而归。回到家里,妻子见他一无所获就唠叨了几句,胡××本来就又气又恼又急,再加上妻子的辱骂使得他倍感绝望,于是他拿起洗澡毛巾狠命地勒住妻子的脖子,导致妻子气绝身亡……
两件看似孤立的事件,反映出当下中国工人、农民被一小撮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丧尽天良的“精英”们压迫、掠夺、践踏而无可奈何的事实。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从东北到西南,类似的惨剧处处可见,时时发生。无数贫穷而善良的人们,被教育产业化这把大刀夺去了欢乐、财富甚至生命。可以说,“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下岗失业一起,成为了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二、当改革变成掠夺
曾几何时,我们以“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这样字眼来形容改革开放。是啊,改革开放使我们挣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消除了吓人的政治压力,解放了生产力,使得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的改革我们怎么能不拥护、不赞颂呢?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我们感到改革渐渐地变了味,先是官倒现象,再是腐败蔓延,接下来就是来势汹汹的下岗失业大潮和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而眼前,最为摩登的改革弄潮儿就是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的“产业化”。
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实在太快。且不去追究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究竟哪些是类似于“包产到户”那样,是人民群众所热烈盼望几十年的;仅仅是这些“改革”措施出台、实施速度之快,就令人叹为观止。在我们这个养活了四、五千万官僚的国家里,政府的工作效率一向十分低下,公文旅行、文山会海、拖拖拉拉,对此老百姓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政策速度实施之快,实在让人能够彻底改变对我国行政效率的看法——先是几个“院士”、“专家”出来论证说“教育是投资,教育是产业”,“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家长应当支付教育费用”;接着就是主管教育的官员们表示“要与国际接轨”,“教育产业化势在必行”。还没有等人反应过来,甚至还没有弄懂“教育产业化”是个什么意思,就看到学费扶摇直上九千里。“教育产业化”的从提出到实施,真可谓是雷厉风行、立竿见影。
我并非冥顽不化、抱残守缺之人,对“与国际接轨”并不反对,对“产业化”也并不是一棍子打死。是呀,不必拘泥于陈腐教条,只要能够证明对国家、社会、人民有好处,管它姓社姓资,什么古今中外的经验都可以借鉴。然而,让我看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教育产业化”绕来绕去,最后绕到暴涨的学费去了?为什么“医疗产业化” 绕来绕去,最后绕到暴涨的医疗费去了?毛主席曾说,“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造反有理。”而今,这句话是不是可以改成这样:“产业化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涨价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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