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克莱蒙特大学的演讲提纲

王  晓  华　

   我今天演讲的中心词是中国生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自从1994年受后期海德格尔哲学和佛教的影响成为一个生态主义者后，研究和宣传生态主义就是我最重要的生命活动。生态主义给了我新的视角，让我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也馈赠了我许多机缘，丰富了我与世界的关系。今天我能来到这里演讲便是这机缘的成全，所有听我讲演的人都是与我有缘之人，为此我要感谢所有来听我演讲的人。

   今天我着重要介绍的是中国的生态主义事业的现状。要完成这个题目，我首先要简略地介绍一下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这也许是必需的，因为许多西方人并不了解中国，他们仍然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匮乏。我在科布教授(John B.Cobb)的The Theological Stake in Globalization中读到Lester Brown在Who Will Feed China一书中担忧中国庞大的人口会使中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粮食，以至于使世界的粮食价格增长。撇开他的推论的背景，我发现他的论点源于对中国的不了解，因为目前中国农业遇到的一个挑战性问题恰恰是粮食过剩。在中国的东北，粮食过剩到找不到粮仓储存多余的粮食的地步。粮食过剩导致粮食价格过低至少是中国部分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但这部分农民还是有足够的粮食可吃的。所以，我要说商品匮乏的时代在中国总体上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商品开始过剩的时代。1978年以后的经济改革进展到21世纪初消灭了匮乏现象，这是它的主要成就。中国的经济于20世纪90年代完成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商家需要研究顾客的消费心理，顾客至上的观念大体上建立起来，所谓顾客就是上帝便是明证。为了赢得顾客，企业家和商人不仅要满足顾客的需求(needs)，更要迎合甚至创造顾客的非必要消费的欲望(desires)。在北京和深圳，拥有私家车的人越来越多，商家则在广告中把拥有汽车渲染为成功人士的标志。香车与美女在广告中的交相辉映刺激着人们的占有欲。我消费，故我存在，消费的份额决定着人存在的程度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的真理。这种消费中心主义观念的形成在许多经济学家眼里是进步的标志，但我认为它恰恰是中国生态危机的源头。

   坦率地讲，中国为目前的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农业的丰收和粮食的过剩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度开垦和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结果，其结果就是土地沙漠化。与粮食增产的喜讯相对应的是，中国北方的沙尘暴越来越严重了。今年3月，北京，中国的首都遭遇了近年来最严重的沙尘暴，天空、街道、树木、楼房、行人的面孔都变成了黄色。在农业增长付出越来越大的生态代价的同时，对工业现代化的追求则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空气、河流、海洋、大地都不再洁净，物种灭绝的速度也令人震惊。西方现代化国家中出现过和正在承受的生态困境在中国被复制，这在许多人看来是现代化过程的必然代价，是任何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接受的宿命。但是全世界的生态主义者都对此持有不同乃至相反的看法。中国的生态主义就诞生于对生态灾难的反思中。从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个中国到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中国的生态主义者的视野日益扩展。他们的逻辑是简单而强有力的：如果所谓的发展使我们失去了茫茫宇宙中仅有的家园，那么，这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同时，生态意识开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它现在还仅仅是边缘化的思潮。

   应该说，中国的生态主义运动是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上展开的。

   官方的生态主义活动主要着眼于环境保护，其目的是可持续发展，最终提升中国在世界竞争格局中的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保护是国家的竞争策略。这种情形似乎是世界各国官方生态保护的共同特点，所以，国家间在生态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就在所难免。布什总统拒绝在《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上签字就曾给许多国家以讨价还价的口实。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经济本位和当今世界紧张的竞争格局注定了国家生态保护实践的局限，尽管它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必然鼓励消费，对生态的考虑往往是被迫进行的。这种局限在每个国家都有，中国也当然如此。所以，尽管我寄希望于政府决策的生态学转型，但目前更关注民间生态保护活动。

   中国民间的生态主义运动虽然已经开始，但是它仅仅是非主流的文化和实践，处于边缘状态。在很多人看来，那些自称生态主义者的人都古怪而矫情，不合时宜。我在南京大学做博士候选人时，就有同学跟我开玩笑：You are ecofreak why do you eat meat﹖现在人们对生态主义者的态度好了些，也只是宽容点了而已，大多数人对他们并不重视。中国目前民间的主流思潮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新左派)，这两者对生态主义皆未给予足够的关注，甚至其原则与生态主义相悖：

   １.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界影响非常大，与民族主义构成抗衡之势。它认为只有经济自由才能保证政治自由，所以，中国应该建立彻底的市场经济体系，以彻底的市场化来推动政治改革，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担心过早提倡生态保护会妨碍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对生态主义事业并不重视。

   ２.民族主义思潮——其提倡者大部分被称为新左派。这种思潮在个体层面，关心穷人，对中国在改革进程中的贫富分化感到忧虑，主张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在国家层面，强调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使中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上占有更多的份额。它认为不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生态保护矫情，幼稚而不切合实际，其提倡者忽略了国际竞争的残酷性。尤其是在布什总统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后，他们更为自己的选择找到了借口。我个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不得不承认生态保护的全球性与民族主义确实有矛盾，至少从短期效应看是如此。

   由上述简略的叙述和分析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的主流思潮都缺乏对生态主义的足够重视。其中隐藏着一个主导着中国人思维的逻辑，即，生态危机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只有在充分现代化后才能克服。所以，生态主义在中国的民间也处于边缘状态。

   但是中国的生态主义运动作为边缘文化／实践顽强地存在着。较为成形的中国生态主义文化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从环保主义向生态主义的转变。中国生态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人数不多，但意志坚定，其中部分人还把生态主义当作信仰的对象，并且参加者的文化层次比较高，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包括学者、作家、艺术家、工程师等。普通人的参与还比较少。

   我将在三个层面上介绍中国的生态主义运动：

   １.实践层面(作为一种实践是生态主义运动)——在中国有为数不多但极为坚韧的生态主义者，他们徒步考察黄河、长江、西北沙漠化地区的生态状况，在宣传生态理念的同时直接进行生态保护。著名的环保人杨欣就曾多次考察长江源头，对长江源头生态状况的恶化非常忧虑，在长江源头建立起了民间的保护站。他吸引了不少志愿者与他同行。中国最大的电视台CCTV专门对他进行了访谈节目。他是中国环保人的象征。除了这些个体外，中国还有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如著名的自然之友协会就经常组织栽树、保护鸟类、捐款等活动。中国目前还有几十个环保网站(如China Green Web)，刊登各种环保信息，发起环保活动，但可惜浏览量很小。中国的网民最关注的还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争论，而非生态问题。所以，生态人在中国是孤独的，作为一种实践的生态主义还是少数人的生存方式。

   ２.文化层面(作为一种文化的生态主义运动)——生态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亚文化。生态主义文化在中国虽然诞生的时间不长，且处于被大众忽略的状态，但种类齐全，从生态哲学到生态文学都已经存在，如宋祖良的《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余谋昌的《生态伦理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徐刚的生态散文和生态报告文学，等等。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不仅是社会的良知，而且应是宇宙的良心。我本人也是中国生态文化的创造者之一，自从1994年写作《中国生态主义宣言》后就致力于宣传生态主义，发表了大量论文和散文，目前正在构思名为《绿哲学》的专著，希望彻底超越主体主义哲学。但是由于中国的消费主义／功利主义语境，这部分知识分子在理论和实践上经常是分裂的，有时一方面宣传生态主义理念，一方面不愿意放弃高消费的生活。这是个意味深长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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