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信仰层面(作为一种信仰的生态主义运动)——把生态主义当作信仰在中国还是极少数人的选择，并且这部分人的立场也是不坚定的。然而生态主义如果不自我提升为一种信仰或类信仰，或者被整合到一个信仰体系中，那么，生态主义事业就不可能真正完成，因为人的一切都最终要在信仰层面找到根基。我本人就力图将生态主义纳入到一种信仰的体系中，写下了《信仰哪一个Ｘ﹖》，倡导后宗教(后基督教、后伊斯兰教、后佛教)信仰，以生命整体为信仰对象，或者说，上帝就是生命整体。但是我必须承认作为一种信仰的生态主义在中国从总体上是缺席的目前佛教对自己的教义进行了生态学的解释，但在中国信佛教的人是绝对的少数，这意味着中国的生态主义事业还有待提升。
这就是中国生态主义事业的现状——它展现了希望，但并不令人乐观，所以，包括我在内的生态主义者都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下面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中国生态主义的精神资源。中国生态主义虽然还处于初始阶段，但其精神资源却是明晰的。有本土资源，如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老子哲学中的自然崇拜，也有非本土资源，如印度的整体主义哲学和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影响。在本土哲学中，老子的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他的哲学与后期海德格尔哲学有相似／相近之处(如海德格尔认为世界是四域——天、地、人、神——的反映游戏，老子则说域中有四大——道，天，地，人)，其著名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与生态主义原则极为接近，但更加彻底。老子对于功利、技术、竞争、过度消费的批判使他成为生态主义的先驱，他的“知足者富”等观点与当今最新的稳态经济学不谋而合。所以，我希望西方的学者能够重视老子的书，这次来美国我也带了几本老子的书，送给美国朋友。
由于中国目前的现代化语境(后殖民语境)，包括印度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在内的东方整体主义文化仍被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当作落后的原因和象征，所以，对中国生态主义运动产生最大影响的还是西方文化。所谓西方是个暧昧的概念，经常用来指称比中国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如欧洲、美国、加拿大，有时候还包括日本。在西方文化中，对中国生态主义运动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大地伦理、森林伦理等绿色哲学、绿色伦理、绿色文学。后期海德格尔也被列入这个体系中，尽管后期海德格尔哲学比生态哲学要深刻和广阔。这些学说的共同特点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即认为人不是世界的中心和万物存在的目的，而仅仅是世界的成员之一；飞鸟、鱼、树木、房子等也是世界的成员，人与他们的关系是不同世界成员的关系；人与他们之间的相互成全关系比人对他们的征服、改造、利用更为原始和根本，所以，人不仅要关心人，还要关心动物和植物，关心所有生命，关心生态整体；善不仅意味着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人，更意味着对生态体系的敬畏和保护，如Albert Schiweizer所说“善就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就是阻碍和毁灭生命”。要做到这一点，单纯提倡环境保护是不够的，而要超越对待世界的功利主义态度，由商人变成诗人，从功利性的生存到诗意地栖居，说到底，就是要超越现代性。对于现代性，人们经验各种各样的解释，如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等，但我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主体性，即主体——客体的二分法，正如现代主义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人将自己当作主体，把自然和他人视为客体，主体是征服者，他建构世界，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和目的，客体作为被征服者则是实现主体意志的工具和质料。现代社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对人的征服和剥削，但却加剧了人对自然的征服、剥削、压迫，导致了“自然之死”。从根本上说，当代世界的生态危机源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危机，她只有在现代性被超越后才能真正地克服。企图在全面保留现代性的前提下实现生态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真正的生态主义文化必然属于后现代文化，彻底的生态保护只能在后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目前的生态主义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呼吁和要求——从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建构后现代世界。一句话，生态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必须包括生态主义的维度。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我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它是迄今少数真正具有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人们常说，有多少后现代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但是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并未指向真正的后现代性。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后现代主义者是法国哲学家Lyotard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宏大叙事和元叙事的怀疑态度，主张后现代生活和后现代文化是零散的、无深度的、游戏性的，这种后现代主义在我看来就是现代主义的现代形式(hypermodernity)：对宏大叙事和元叙事的怀疑态度在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如Gorgias和中国的庄子)，笛卡儿在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被认为是现代主义在哲学领域的开创性著作)时用的就是普遍怀疑的方法，先前的元叙事就是怀疑的对象，以我思为出发点的哲学意味着对元叙事永恒的怀疑(这也是个体主体性建构自身的方式)，所以，Lyotard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现代主义的一种。与其说它是后现代的，毋宁说它是极度现代的(extremely modern/hypermodern),所指称的是高现代性(hypermodernity)。他所提倡的碎片化、无深度、游戏性作为一种文学艺术乃至学术的建构主张可能是启发性的，但若落实为人类总体性的生存方式则与全球化时代生态危机的严重性极不相称，难以导出一种对他人、世界、生态体系负责的伦理学。与之相比，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言说的是真正的后现代性，更适合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我所说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要指的是John B.Cobb和David Ray Griffin等人的理论。它秉承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认为宇宙乃一变易大流，人则是这变易大流中的存在者，其诞生源于宇宙变易的机缘，所以，应以感恩之心对待宇宙，包括宇宙中的其它生命。生命是个共同体即生态体系，没有任何生命可以离开这个共同体而单独存在。所以，生态体系就是人和其它生命共同的家园。正如人对人的奴隶制必须废除一样，人对物的奴隶制也必须废除。现代性消灭了人对人的奴隶制却未废除人对物的奴隶制，乃是其必然被超越的原因。后现代就是一个人对人和人对物的奴隶制都被消除的时代。这正如David Ray Griffin所说：人不应该将各种生命当成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而且当作它们自身的目的。为了实现这种整体主义，人类必须超越现代性，尤其是人类中心主义，建设后现代世界。至于后现代世界是怎样的，后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关系，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虽然也提出了某些建议，但总体上持开放的非决定论的态度。这是一种宽容的、开放的、探索的态度，后现代世界将在这种富有责任意识的实验中诞生。我本人很愿意在这种意义上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如果让我对后现代世界进行展望的话，那么，我将试探性地说出后现代世界的三个特征：１.后现代政治/后现代宗教：建立一种一神而无极的世界体系；２.后现代经济：走向感恩-回报-平衡型的生态经济；３.后现代文化：追求个体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统一。这些想法是在Martin Heidegger、John B.Cobb、David Ray．Geriffin等哲学家的启发下得出的，所以，我在如此言说时表达的是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大家也因此可以看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The Re-enchantment of Science等书产生的，这些书经过Zhihe Wang等人的翻译和介绍以后在中国已经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流派。与其它后现代主义不同，它给人以希望，这是它在中国受到欢迎的根本原因。它在中国的影响目前要比Whitehead本人的哲学要大，因为后者的主要著作在中国还没有出版。但我也要诚实地指出一个有趣的事实，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首先要建立后现代宗教/后现代神学，但是中国学者大多数都不对其中的神学方面感兴趣，有学者就在中国最高哲学刊物《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批评David Ray.Geriffin等人的学说不是后现代哲学，而是后现代宗教(泛神论)。所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今后还要注意不同文化的特殊性，以使其世界观更加世界化。
后现代从总体上尚未到来，后现代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是待开始的运动，所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于后现代世界的设想必然具有或多或少的乌托邦品格。这不是其欠缺，而是它的荣誉。现代性的危机意味着后现代化必须到来，只有后现代的到来才能拯救人类。人类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命运都取决于人类生存方式的后现代转折能否成功。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的事业因此天然地具有神圣的性质。这是我本次演讲的最终结论。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艺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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