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特殊历史时空中，文化也必然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甚至混乱的局面。那种以人与自然的自在的和原始的合二为一为内涵的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那种以人本精神和科学技术为内涵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以及以消解自我和压平价值重建人与自然的人为合一为内涵的后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同时冲撞和挤压着中国民众的精神信仰世界。信仰危机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关系的断裂以它的现代形式展示在中国民众的面前。

在这时代文化和信仰的困惑面前，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侵袭和影响着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由于西方发达的现代工业文明业已带来的明显弊端，由于在几十年的实践历程中我们在解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上的失误，一些敏感的心灵企图回归历史，重新以农业文明的精神来重构中国社会，即重建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儒家信仰以有助于调整工业文明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期望传统的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人际原则能有助于克服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以及诸如拜金主义、急功近利等异化现象。这就是一度炒得火热的“新儒家”或“国学”热。应该说，这种理论的热兴也不是一种赁空的想象，它的经济根据便是东亚几国的所谓的“靠儒家文化的腾飞”。关于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起飞，笔者在此限于篇幅，不多赘述。但我们认为，如果说某些儒家文化因素在今天的经济增长中能发挥正面影响，但这并不能否定儒家文化作为整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严重阻碍作用。在这一点上，韦伯的基本论点是不能否定的。因此，不需要重建传统的儒家信仰并不是一种情感式的宣言，而是合乎历史潮流的慎重的理论结论。

其实，前面已经指出，从总体上而言，中国目前的转型期还是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化和跃迁。那么，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在这个历史的转折期，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精神还应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对于这种精神大家较为一致的概括是人本主义和技术理性。其实在我们看来，所谓的人本主义和技术理性说到底是“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现代形式而已。既然如此，这就深刻地意味着，当年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虽然在几十年的实践中颇多曲折，但仍是一种正确的历史选择。本来马克思主义就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地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扬弃，而共产主义又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共产主义的内涵正是既扬弃了传统农业文明又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的世界历史的未来理想社会形态。因此，这里的信仰重建，决不是要放弃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要在更为科学的意义上和更为科学的形态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二）信仰重建的基本理论点

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而言，重建信仰虽然不是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信仰，而是重建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立场、方法和态度，但毕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较之当年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新的社会环境，新的社会面貌，需要我们有新的理论思维方式。就重建信仰而言，有许多新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决，在此我们仅先论述几个重要的基本理论点，更为详尽的设想和论述只能放在以后慢慢研究了。

第一，在处理信仰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人际原则上，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确立个体主体性、个性自由的原则。

反思多年来的信仰失误，应该说，我们并没有真正走出中国封建主义传统信仰用集体主义消融个性的误区。这主要表现在，在我们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原则所理解的集体主义中，并未把个人的自主和独立看作它的基本前提，因而常常把集体和个人、集体主义和发展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在许多人的观念里，讲求集体主义就意味着必须抛弃个人利益、个人发展，只能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服从集体需要。共产主义是要坚持集体主义的，但这种集体主义是“人和人之间矛盾”、“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首先需要的是真正独立的个人和自由发展的个性。在这一点上，我们搞了几十年所创造的社会环境和精神氛围，无法生成出这样的人。现在，中国已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交往形式，它不仅需要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需要条件去发展人们的个性，促进个人的自我形成和实现。因此，当人们从那种无法容忍个人发展的历史环境中走出来的时候，必然对过去那种旧有的信仰表示怀疑，进而对共产主义信仰也产生动摇。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天这种促使个人走向自主的发展的道路，不但不是背离共产主义方向，而是日益靠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步骤。

第二，在处理信仰所蕴含的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上，要确认信仰和理想的级态性理论。

从信仰作用的机理上看，它虽然是在终极价值目标上给人们提供一种动力和支柱，但这种终极关切绝不是宗教式的对一种悬空彼岸的关怀。信仰是有生活信仰、道德信仰和终极信仰之分的，特殊的是信仰的这三种级态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连，是一个不断地跃迁的有机整体。信仰一般是对理想的一种把握和持有，而理想也是有生活理想、道德理想和人生最高理想之分的。二者之间是有一定的对应性的。应该说，这是我们过去严重忽视的一个把握信仰和理想的方法论问题，因而也是我们重建信仰要把握的一个基本理论点。

如前所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无疑是具有一定的终极理想这一本质特性的，正因如此，它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奋斗的目标。但是，这种社会理想又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意义上，它不但具有终极理想的感召性，而更重要还具有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静态时空点，而是一个理想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的历史运动过程。因此，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但是一种对最高社会理想的终极关怀，而更重要的应是一种现实把握。而且即便是从人类社会理想角度对共产主义终极意义的把握也要把它置放于人的总体解放和自由的最高终极意义中去把握和理解。

确认信仰和理想的层极性，就是要把共产主义这种终极社会理想具体地渗透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信仰和生活信仰之中，使之具体地转化为人们全部行为的具体动机。当然，这种确认绝不是把信仰功利化和世俗化。功利化和世俗化严格的意义上是一种无信仰的状态。这恰恰是市场经济确立后比较明显的负面效应，而重建信仰正是要克服这种负面效应。

我们认为，我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已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比较科学的现实信仰目标。因为，它上可跃迁到共产主义信仰的最高极态，下可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具体信念之中；它既不是一种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理论体系因而可以避免把信仰悬空化，它也不是一种具体的道德规范或经济政策因而可以避免把信仰功利化和世俗化。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鲜明地把它作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信仰，还有许多有待于更进一步展开和更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对信仰在社会发展和社会运作机制中的地位问题，要确立“文化中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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