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在工场制作与商贸市场将人群聚集之后已经形成，但城市及其开始现代化的社会，需要为自己寻找一种适合于近现代专业技术与商贸社会的新的精神信仰空间，它同时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的灵魂。

　　 3、修道院与经院哲学：

　　修道院始终是基督教信仰的纯洁基地。如基佐（F.P.G.Guizot）所强调的，修道院即使在基督教会声名狼藉的时代也在社会心目中享有神圣的地位：“在蛮族人的想象中，世俗教士、主教或一般的教士都是十分普通的人，因为他们常常看到他们、虐待他们、甚至抢劫他们。可是袭击一座修道院则是一件严重得多的事，那边有那么多的圣徒集结在一处圣地上。在野蛮时代修道院是教会的避难所，正像教堂是俗人的避难所一样。”从5世纪到12世纪，一方面基督教会愈渐世俗中心化，另一方面自6世纪圣·本尼狄克特（Benedikt·von Aniane）建立其修道会开始，基督教信仰通过远离世俗幸福的修道院生活磨炼，维护着自己的历史使命。修道院成为基督教信仰真正的精神空间。

　　从6世纪开始，修道院开始办学校，到了9世纪，修道院办学已蔚然成风。修道院学校不仅招收院内学生（Oblati），而且招收俗界走读生（externi）。就其直接目标而言，修道院办学校是为着培养修士。但从基督教整体在中世纪的状况来看，修道院作为维护基督教信仰的团体聚集，此种扩张性的办学教育，正属于基督教信仰在政教合一困境下的精神空间开拓或突围。这一开拓与突围后果深远地使基督教信仰将重心移向教育。

　　修道院学校以古典人文学科的“七艺”为内容，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文艺复兴。“七艺”（特别是辩证法）用于基督教神学，而发展起经院哲学。经院哲学使信仰与理性结合，神学的学术性获得深化与精致化，由此而作为学术规范传统与学术观念态度风气塑造了大学的灵魂。

　　经院哲学传递给后来大学的学术观念，其中最为珍贵的一个核心乃是对学术的信仰态度。与现代基于个人立场的论争不同，经院哲学特有的基督教信仰大前提，使之更鲜明地体现着学术传统的一个基本态度：学术论辩不是个人之争，而是互以对方的对立所构成的认识论差异为条件，在相互诘难中共同趋近真理的活动。因而，真理不是现代人辩论文化观念所以为的胜者占有的对象，而是论辩双方共同努力接近的信仰目标。真理在经院哲学中所享有的基督教信仰地位，使学术成为超出任何特定个人意志的信仰性对象。这就是后来大学中学术享有至高无上尊严的渊源。

　　 4、行会与近代社会功能分化：

　　社会功能的分化及其在社会功能分化意义上相应的社会阶层的分化，是现代性（modernity）基本特性之一。社会功能范畴因此属于近现代，它表征着社会作为有机体系统的现代化方向。它在两个基本点上不同于非现代社会：1）它基于社会有机体功能分化（分工），而非基于世袭与战争暴力所形成的权力财富多寡来确定社会阶层。在此意义下的商人、工人、知识分子与官僚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奴隶与奴隶主。同时，这一着眼于社会系统正当分工的社会职能性阶层也不同于现代社会基于经济政治利益格局的阶级（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后者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观念。2）它是分化性而非未分化性的。古代的君主统治与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则是未分化性的。

　　注意到上述区分，我们就会对中世纪的行业公会（Universitas）有更多角度的认识。拉丁文Universitas指由一些有知识和技艺的人组成的传授知识技艺的联合体。行会的社团涵义后来由中古英语的gild和古斯堪的那维亚语的gildi混合成的英语guild(基尔特)主要来承担。古代行会发展至中世纪Universitas，有这样一些特性：1）其职业团体性质与近代开端的社会职能分化具有重要的吻合对应性；2）职业行会构成近代城市社会结构的基础；3）尽管组成行会的动机与直接的生存利益密切相关，但行会所凝聚强化的近代社会职业意识及其职业文化，却超越了特定阶层的利益格局。其中特别侧重的是本行职业的传授与教育。但这种教育却超越了具体行业技术的传授。对各行业普遍需要的知识（当时是法学）、人文学科基础教育与神学信仰，使Universitas转化为Universitates(大学)，这就是今日英语的University(大学)。“Universitates”最初称为“Studium generale”，意即“来自各方的人一起参与学习”，它表明一个超行会的社会公共教育机构的产生。这恰是前述近现代社会职能分化中的定位，它特别是满足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对精神信仰空间的重建需要

　　因此，大学一方面同渔贩、商行等行会一样是一种特定的行会团体：一群教育职业者的行会。这一大学行会由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他们有着自己本行的条件要求与协作利益，例如游学四方的学生在各地大学可获得的食宿与听课权利，教师职衔待遇的保障协定等等。就这些利益内容而言，大学与渔贩商业行会并无特别不同之处。

　　但是，大学这一职业行会的职业内容及其性质却超越了包括大学师生在内的社会各个职业行会的特定利益格局与立场。大学承担了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以及文化创造和发展的专门功能。其中，尤其是作为各行业经营活动的涵义（meaning）所具有的终极价值与意义（Significance），它不能够依据各行业直接的涵义（meanig）自身来确定，而相反地只有在起源于巫师巫术到文明时代的宗教与哲学中才获得专题对待。如前所述，中世纪政教合一使基督教教会沦陷于世俗涵义（meaning）中已无力研究意义（significance）境界，于是经由修道院中介，这一承担社会终极价值意义（significance）保存与教化的功能便历史性地传递给了大学。如同巫师身兼神使·与人类代言人双重身份而不能拥有私人身份及利益一样，大学行业也具有了社会最高代表的特殊意义。

　　所谓社会最高代表，在此并非指行政实体的首长，而是指大学行业人士更应超越自身特定利益立场、甚至超越特定阶级、政党与王国、民族利益，从更高的人类社会整体与终极价值意义角度思考行事。处于这一位置上的人，远古时即巫师，至中古时仍是教士，但在近代社会开始的11世纪，它被一批大学人士所取代，这一社会职能的承担者被称作“知识分子”。

　　 Universitates及其知识分子因而在各行业公会中享有了特殊的地位。拉丁文“un-ns”从此指称着卓越崇高者。

　　只有从上述深层精神结构与社会职能角度，我们才会更深刻地理解大学在中世纪社会中的特殊地位：

　　 1）大学脱胎于基督教（修道院、教会）团体并长期作为宗教性教育与研究机构存在。大学除直接脱胎于修道院外，还来自接受捐赠基金的济贫院，而“在以捐款为一种虔敬行为的时代，它赋予有关机构以一种宗教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它引导建立的不是像现代为师生们建立的世俗的寄宿宿舍，而实际上是建立仅仅和其他大学教堂(Collegiate church)不同的大学教堂，是建立兼顾祈祷的研修，而非兼顾研修的祈祷。”因此，初期的大学实际是适应即将来临的人文世俗时代的修道院衍变体。牛津大学默登学院（Morton College）著名的默登法规作为此后欧洲大学基金会的经典文本，浓郁的修道院气息宛然可见：“在这个称为默登学者之家中，将永远有一些学者潜心于学问，并且必须把全部学习时间用于学习人文学科、哲学、教会法或神学，直到照院长和同事们的意志转而学习神学。但其中四、五个人将按照上级的规定允许学习教会法；如有方便，还可听听民法课。”

　　因而，大学“首先是个宗教组织。虽然它的成员很久以来就不全都属于一个教团，虽然它的队伍里纯世俗教徒的数目越来越多，大学的成员仍全部被当作教士看待，接受教会的管辖，并且更要受罗马教廷领导。它们是在宗教世俗化的运动中出现的，从属于教会，尽管它试图在组织上脱离教会。”大学创办人即该城市的主教，校长由大教堂司法官兼任，教师即牧师，学生是教士或在一定程度上被定向为未来的教士。更准确地讲，大学是宗教世俗化运动中的一种迁移衍变体，它乃是世俗化时代的世俗大教堂或一种“知识教会”。

　　 2）大学的国际性。尽管中世纪行会组织追求的一个方向是跨地域的普遍联系与认同，但只有大学才真正达到了最为普遍的国际性联系。大学教师的讲授与大学学生的听课是跨国界的。大学的国际性直接依托基督教世界的教会组织。但大学普遍性的一体关联与高度认同，更深层依托的是基督教信仰亦即精神世界的普世性。这深刻标志着大学行会的精神共契性质。

　　 3）大学高度自治的独立性。大学高度自治的独立性是大学引人注目的一个特性。大学的这种自治独立地位，起初是依凭基督教会在中世纪的特殊地位而来。大学与市民、与各种行会、与王权的冲突摩擦，均以享有修道院式的种种豁免权而未受制裁。大学这种自治独立性的更高发展，则是在与教会组织（包括修士会）的磨擦矛盾中逐步摆脱教会控制，而终于成为王权、教会与各种世俗势力不得侵犯的神圣领土。质而言之，大学是世俗化时代一个神圣的独立王国。大学这种自治独立地位，不能仅仅外在地视为大学自身争取的历史性结果——恰恰相反，透过大学与世俗社会各种冲突的解决方案，不难看出，大学这种自治独立地位，毋宁说是整个社会出于对大学某种近乎一致的尊敬态度而照顾让步的产物。教会、王室、世俗行会与市民，对大学潜意识地怀着某种新时代精神信仰的期待与信靠。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基督教创办大学，不能仅仅看作一桩历史事实，而同时是一个精神信仰演进的逻辑环节：在文艺复兴与现代历史行将来临的前夕，基督教将精神信仰教化从宗教形态转化为大学人文精神，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现代性(modernity)开端。大学从此不仅在基督教与政权分离的近代意义上，而且在独立于政治、经济与大众媒体的现代意义上成为政教分离的现代文明的一个致动因。诞生于基督教世俗化的近现代开端的大学，不仅从基督教那里承接了至高无上的意义阐释权利与教化资格，而且也从新兴的世俗人文意义那里获得了同样的委托。巴黎大学重要的先驱活动人物阿伯拉尔(Abalard, Patrus)，作为修道院经院哲学家、教士兼文艺复兴人物先驱形象的人文主义者，其复杂综合的活动，正是大学的个人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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