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接受韦伯关于现代信仰私人化与小圈子化的判断，那我们便可以这样说：大学就正是现代社会信仰域的“小圈子”，或者说，大学是世俗化时代的信仰团契。这一结论使我们再度回到了作为大学母体的修道院定位。由此是否可以引伸出一个更加骇世的结论——大学是知识分子的“教会”？

　　三

　　确如韦伯（M.Weber）著名的概括：现代社会已不再是神性信仰的时代，世界除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化了。与此相应的是以科技与工商为代表的理性化。这样便又返回到本文开始的话题：启蒙运动以降，科技工商主义及其引发的现代化（外在的客观世界）与现代性（内在的心性精神世界）危机，均在深层需要上要求重建规范与引导科技理性的终极信仰。这信仰在19世纪以迥然别异于文艺复兴世俗化人文主义的新人文主义——人文精神形态出现。它一方面同经过启蒙理性批判洗礼的宗教精神联系，一方面又以现代理性的人文科学与现代复兴的古典人文学科为学术教育基地。这两方面都与大学相关。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自此将中古大学的基督教神学信仰转变为人文精神信仰。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成为现代大学引人注目的话语。这也就是“大学理念”的基本涵义。这人文精神所针对的不再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教神学，而是现代科技工商主义。宗教神学恰如同启蒙理性大师康德第四批判（《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所象征定位的，它已转化为现代性伦理价值本体的功能性资源。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大学与中古大学是一脉相承的。

　　这就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1998)时，哈佛大学校长尼尔·陆登庭(Neil L.Rudenstine)首先以人文学科教育在大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基础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展开讲题的时代背景。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位大学校长几乎一致地在“21世纪的大学”主题下强调了人文精神与人文学科教育，这一“大学理念”与以财政为中心的现实问题论域形成了现代大学校长们的两大问题共识。

　　只有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与把握现代大学的功能与精神：

　　 1、 大学知识及其研修的特性：

　　 1）大学所研修的知识，其主干并非实用的技术规则，而是技术的原理，即“知识的知识”。原理性知识为各类职业技术所倚凭遵循，但并非其认知与传授的对象（“百姓日用而不知”），唯有大学将各行业技术所根据的原理作为知识研讨并传授为学术传统。这是大学与职业学校、乃至专才学院根本区别之一。知识体系本身的重要性超过了所研究的特定对象及其应用价值。大学精神之理念在此体现为“为知识而知识”、即“爱智”。此即古希腊最高科学的“哲学”(Philosophia)本性，它在近代以后的科学领域中体现为区别于特定具体科学技术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及技术的原动力。科学精神构成大学精神之一。

　　 2）大学知识超越实用技术的精神同时体现为对技术分工专业知识的综合整合。“meta”（超、元）“physics”（物理科学）之“metaphysics”汉译名“形而上学”，表明此“学”乃道体（本体）之大学问；而“爱智”之“智”，亦并非仅指近代科学意义的规律认知，而是真善美统一的人生最高智慧。因而，大学知识的整合性不仅指各科分支知识的系统化，而且更是指知识意志情感及相应各类学问与价值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系于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完善，由此而指向大学人文教化的最高目的。

　　正是这种有机整合性与完整人性的教化目标，使大学的系科与古典人文学科密切关联。以培养优秀自由民为目标的古希腊罗马的“七艺”与塑造士君子的中国先秦“六艺”，在现代大学人文精神背景下转化为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资源。

　　大学人文精神的人文价值整合统一性是大学完整统一性的内在保证。大学文理工商诸专业相隔系科之所以聚于一校而不落于外在空间聚合，端赖此大学精神纽带维系。大学精神因而是超专业的。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以隐含自豪的口气道出自己的校名（“北大！”）时，已表明了他对于自己所在大学整体人文精神的归属认同，这一认同超越了他所在专业系科。

　　承载大学人文精神的不仅是大学的专业知识，而且有那代代相传的学术传统风气（重实证或重思想、“兼容并包”的自由学术，等等）与社会个人观念（如“五四”以来北大突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使命感），还有大学社团活动、卓越教授的个人魅力、同学的聚合，乃至那古老的校园建筑与林木古藤……大学是一个活的生命体，而且是个性化的生命体（北大之别于天津大学、耶鲁之别于麻省理工，宛如一批卓而特立的优秀人士）。“大学校园”成为上述因素的统一体。因而将大学简化为知识传授，就抽去了大学的人文精神而不复为大学。电脑时代的信息网络教育或诸种远程教育的“大学校”（Multiversity）之所以不可能取代大学，根本限定之一亦在于此。

　　 2、 大学知识分子涵义：

　　大学所培养的本源意义的知识分子，如别尔嘉耶夫（H.A.берgяeв）所强调，应是以人文关怀为理念的人文知识分子。这一意义的知识分子特别应注意与技术专家角色区别开来。

　　 1）就其系统的专业知识与深厚的超专业知识基础而言，大学所培养的知识分子作为博学之士不等于专家，但又是专家与职业技师的母体源泉。这不仅指知识分子优秀的专业素质，而且指在专业技能与知识结构更新日趋加速的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知识分子深广的基础知识亦即原理性知识结构更新专业技术的“迁移”（transfer）能力与自我教育能力。激光照排技术的问世可令印刷行业铅字排版技术工人一夕失业，但拥有高等数学与电子学原理知识结构的知识分子却可以很快掌握新技术、而且开拓更新技术。此即原理创生（“迁移”）知识与技术。

　　 2）大学原理性思维培养了知识分子追根究源的精神品格。但如前所述，原理性思维与追根究源的“本体论”思维习性乃植根于终极性信仰。因而，大学知识分子理性究问的深层气质乃是对真善美终极价值的执着向往。这一境界也是大学教育最深层亦即最高的培养目标。领略此一境界的大学知识分子从而可能超越一已利益与各类特定利益的狭隘限定，而得以以区别于民族国家的“社会”最高最长远的公共性视野思想行事。例如生态保护，这一超出了民族国家直接眼前利益的新人文立场，即是人文知识分子最先提出并艰苦推行才逐渐为各国政府所接受的。大学知识分子从而成为真正以天下为已任的大公无私者。大学则不仅作为科学原理创新的基地，也成为社会道义的策源地。

　　上述大学知识分子的特性，若用Michael Confino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著名概括来表述，即：深切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将公共利益视为自身之事；将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有一种义务感,不顾一切代价地追求终极结论；深信现状事物须作改变。能够如此立身行事者，即为知识分子：这当然不限于大学，但培养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是大学的天职。

　　四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已指出：“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这不仅指有形之规章制度礼仪以学校为原型，而且“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现代民主法制社会的最终根据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价值意义（Significance）的，它们以教育机制为依托统一于大学。大学作为知识科学、理性与自由、公共精神的教化––策源中心，成为现代社会统一性的终极保证。因而，“大学教育乃是一个社会的心脏”。（耶鲁大学“Giamatti座椅”铭言）

　　然而，现代化压力却一直在迫使大学片面地服务于市场经济与全球化形势下民族国家的竞争。从纽曼时代开始，大学人文精神即被视作一种需要守恃维护的理想信念（理念）。追溯大学的基督教起源背景及其信仰渊源，有助于获得一种历史视野，以使人们更深刻地领悟历史赋予大学包容并超出经济技术之上的信仰教化使命。一个成熟的社会与民族，应当理解那近乎精神隐修的大学人文精神支撑现代社会——不只是科学技术、而且是终极价值——的信仰意义。艾伦·布鲁姆（Allon Bloom）如此描写他的母校芝加哥大学：“组成芝加哥大学的是一群仿哥特式的建筑物，……它们指向一条路，这条路通向伟人会面的地方。……这是一个最沉溺于实际生活的民族向沉思生活表达的敬意。……由于这些殿堂被赋予了先知与圣人的精神，因而有别于其他的处所。如果不计其精神的话，这些殿堂具有与普通房舍相同的许多功能，然而由于信仰之故，它们至今还是圣殿。一旦信仰消逝，先哲与圣人传播的经典成为无稽之谈时，即使房舍中活动不断，圣殿也不再成其为殿堂了。它会因此而走向死亡，至多成为一种纪念碑，悠闲的游客将永远不会领略它的内在生命。也许这个比较并非恰当，但是大学的讲坛的确也受到一种类同的精神的熏陶，这就是已故的先哲的精神，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分享着这种体验。先哲的精神几乎可以包容一切人，然而只有人们尊敬并且认识到它的尊严之时，才可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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