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由于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拔高太平天国的事实，影响所及，国共两党都有了肯定太平天国的思维定势，国民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民族革命的英雄，共产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农民起义的英雄。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太平天国是革命的，视之为革命前辈。其间虽然也有杂音--例如推崇曾国藩的"平乱"，大读《曾文正公家书》，但是在正式场合，从不贬低太平天国。1949年以后，新中国把金田起义的英雄定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只能歌颂，不得批评。凡此均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即以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三位先生为例，说明他们受到影响的事实。郭廷以先生最早在中央大学开设太平天国史的课程，据我所知，他早有撰写一部《太平天国史》的打算；为了给修史打下坚实的基础，乃先着手编撰一部编年体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此书记事力求客观，不加褒贬，但在称呼上就无法掩盖自己的态度。郭先生在此书"凡例"中说："太平天国革命或变乱，为近代中国史上之一大波澜。"波澜一词是中性的，但"革命"就有褒义，"变乱"则有贬义。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变乱，他在成书之时尚无定论，足以说明其客观态度，但仍把"革命"放在"变乱"之前，就说明已经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至于对捻军，他就直指为"捻乱"，毫无顾忌。

　　简又文先生反对太平天国的"阶级斗争说"与"农民起义说"，他认为如按阶级划分，作战双方的士兵都来源于农民，于是任何一次战争都是"农民打农民"，史学界传为笑谈。对于研究太平天国，他用力甚勤，终身不懈，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与《太平天国全史》两部大书，从纵横两个方面收罗了有关太平天国的绝大部分史料，所发议论也有不少独到之处。但他对于拔高太平天国，却也出语惊人。他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天号考》中说：

　　"太平天国体制实为天王与五王'共有共治共享'性质，五王诚如俗言为'一字并肩王'。缘洪氏与五人在运动革命时结为兄弟，情同骨肉，大概矢誓将来打得江山是彼此'共有共治共享'的……此可于以下数事见之：如六王宗亲同称'国伯'或'国宗'，简直六人之姓皆国姓也；又各王于府内自行登殿设朝，自立小政府，有六部及其他官，俨然'天朝'内之小朝廷焉；再则定鼎天京后即开科取士，但于'天试'外，另开'东试'或'北试'、'翼试'，各取元甲翰林进士焉。可见其'共有共治共享'制度之斑斑，实开创亘古未有之怪异政体。"

　　我们不难看出，简先生所谓"共有共治共享"之说来自19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解释全民政治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把这种近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口号套在太平天国的头上，实在不伦不类。就是在简先生所说的六人小团体中，也还是常常互相倾轧，所谓共有共治共享的情况，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太平天国内讧的杀戮之惨，洪、杨的专制残暴，简先生应该了然于胸。但竟如此不顾事实地拔高太平天国，实在令人费解。

　　远在1949年之前就主张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说"的罗尔纲先生，长期肯定太平天国、肯定洪秀全，认为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正式的王朝，用正史的纪传体撰写《太平天国史》，这一些都是容易理解的。他对太平天国有所拔高，也就势所难免。罗先生生于1901年，1997年逝世，是一位与20世纪同步的世纪老人。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笔耕与多年一贯的奖掖后进，受到许多晚辈的尊重，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一代宗师。我们觉得，他的拔高太平天国，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一、他认为在战争中对老百姓烧杀淫掠的都是清军、外国雇佣军，而不是太平军，有《满清统治阶级诬蔑太平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考谬》一文可证。我们觉得，太平军在前期军纪较严，清军的军纪一直都很差，华尔等组织的外国雇佣军更是得到清廷认可的盗匪集团，这全是事实；但是太平天国后期，神话破产，军心涣散，太平军军纪败坏，也就和清军不相上下。而且当时军队叛变的事时常发生，今天倒过来，明天又倒过去，谁是清军，谁是太平军，已经说不清楚，完全没有加以回护的必要。

　　二、他认为从金田起义起即已妻妾成群的洪秀全生活严肃，荒淫之说是敌人的诬蔑。我们就很难理解，"严肃"的标准是什么?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罗先生是在拔高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

　　十年浩劫之前，大家觉得对革命有功的英雄是该推崇，并无多大疑问；可是在十年浩劫中间，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到了匪夷所思程度。他们认为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所作所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在太平天国中除洪秀全外，杨秀清是想篡位的野心家，韦昌辉是混入革命阵营的阶级敌人，石达开是分裂主义者，李秀成忠王不忠，是个大叛徒，一律该杀。好像除了洪秀全这个孤家寡人外，太平天国里再没有一个好人。物极必反，这种极端的说法引起大家极端的反感，大家被迫重新思考，难道历史上真有这样荒唐的事?于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重新开始的时候，听到的已经不是清一色的歌颂之声，各式各样的"杂音"都先后出现了：

　　1979年5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封建政权，其封建专制的程度更甚于清朝。

　　1981年3月，在广州举行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奴隶制，上层搞特权，下层讲平均。

　　1981年8月，在四川石棉举行四川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很多论文都为石达开说话，认为石达开的出走应由洪秀全负主要责任。

　　1983年3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建都天京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论文指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公开推行奴隶制，人民全无自由，生产不能发展，历史必然倒退。

　　后来的各种会议，对太平天国的批评意见逐渐增多。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见是一篇公开发表的对冯友兰教授的访问记，冯先生就否定太平天国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他又指出："有人说，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中国在历史上未曾建立过农民政权。"他还说："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大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台湾史学界也有类似的情况。试以钱穆先生为例，他在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讲演中提到太平天国时，扼要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是一个民族革命，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建树。"

　　"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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