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对后妃虐待不仅是打，是杀，而且使用各种酷刑来慢慢消遣。《太平天国大辞典》"煲糯米"条中说，天王用来惩处妃嫔的酷刑包括"一说系用硫磺火点天灯，即《御制千字诏》：'淫乱秽亵，硫磺烧尔'，《天父诗四百九十》：'面突乌骚身腥臭，喙饿臭化烧硫磺'。一说是将受刑者绑跪大锅水中，慢火煨水升温，至臀股煮烂而死。"在十多年中间，洪秀全通过一些佞臣，把一批批天真的少女从她们父母手中夺来，关进天王府的深宫以供淫乐。她们有时犯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只是因为洪秀全心情不好，看不顺眼，就可能被打、被杀(比较幸运，死得痛快)，遭受酷刑，被慢慢地烧死，烧得乌焦巴弓；被慢慢地煮死，煮得肉尽剩骨。

太平天国的实质是什么

　　要问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邪教?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所能回答，需要说明那十几年中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说清楚了，答案也就很自然地浮出水面。请先看一组词：

　　它们都不是孤立的，也不静止的，相互之间都可以发展变化。例如"起义"可以上升为"革命"，"邪教"可以发展为"叛乱"等等。从词义褒贬上来看，"革命""起义"显然有褒义，"叛乱""邪教"显然有贬义，"起事"则是中义词，因为此"事"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说"造反"还得看是谁造反，造什么人的反。就连最好的革命与最坏的邪教之间也不是全无瓜葛。辛亥革命就有不少会党参加，会党中难免也有邪教分子。

　　我在这里只提邪教，不提正当宗教。因为正当宗教有教规约束，不容许成为"叛乱"的温床。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正当宗教的机构也会被邪教所利用。在历史上，农民起义或流民起事总不免与宗教有牵连。如汉末黄巾军之与太平道，宋代方腊之与摩尼教，明代朱元璋之与明教，清代各地起事队伍之与白莲教等等。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在封建社会中，老百姓既不能组党问政，也不能集会结社。只有通过宗教活动，人们才能获得经常聚会的机会。也不论是什么宗教，土生土长的，或是外来的皆可利用。大致开头是借助于正式宗教活动，以后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逐渐转为邪教活动，太平天国就是这样。洪、冯先是在传布基督教的掩护下，到处寻找发展机会。同时借用一些基督教教义，另创上帝教。等到后来他们与杨、萧的力量结合，承认了天父、天兄下凡等神鬼附身的荒唐举动，当然就成了道地的邪教。

　　古今中外都有邪教，从两千年前我国土生土长的邪教，到20世纪美国、日本的新型邪教，名目不同，花样百出，各有各的个性；但是中外古今的各种邪教，也必然有其共性，才能与正当宗教有所区别。这些共性大致是：

　　一、正当宗教要求教徒恪守教规，劝人行善，从宗教信仰上获得精神上的寄托。既不危言耸听，用种种灾祸来恐吓教徒，也不对教徒作空头许诺，邪教则常以世界末日来吓人，并许诺信教可以逃避灾祸，进入天国。太平天国正是一再作出许诺，入教可登入小天堂、大天堂，不入教者在世会有"蛇虎伤入"(《李秀成自述》语)，死后堕入地狱。

　　二、邪教都会装神扮鬼，特别是会吹嘘教主能知天意，能与天神沟通。太平天国除吹嘘洪秀全是天上派来的世界万国独一真主，还按广西"降僮"的迷信习俗吹嘘天父能附杨秀清之身下凡说话，天兄能附萧朝贵之身下凡说话。

　　三、邪教都需要敛财。因为正当宗教能够公开募化，或有经费来源，邪教必须自筹活动经费，否则无法生存，无法发展。太平天国则要求入教者把全部财物交公，做得最为彻底。

　　四、正当宗教只要求内部的宗教职业者遵守教规，对教徒们不作硬性要求，对许多宗教活动也只是自愿参加。邪教是一种半公开半秘密的组织，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无不对入教者加以严格控制。太平天国军民不分，全民皆兵，入教者都成了"圣兵"，以教规--十款天条作为军律，对内控制之严，堪称空前绝后。

　　五、还有个怪现象也是古今中外的邪教所专有，而为正当宗教所绝无。这就是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轻的女教徒都是他们的猎物。因为邪教既从身心两方面都严格控制了所有的教徒，也就给了教主对女教徒为所欲为的可乘之机。太平天国洪、杨两个的多妻纵欲，甚至以天父天兄的圣旨作为根据，也是够荒谬的。

　　以这五项标准来衡量，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在太平天国与邪教之间画了等号?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可以说，在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中间--如开国元勋冯云山、石达开，如后来抱着满忱热诚前来投奔的洪仁秈--是极不愿意让太平天国堕落为邪教组织。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作了极大的努力，希望力挽狂澜，把太平天国推上正轨，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归于失败，壮志难酬，抱恨终天!

　　历代农民起义或流民起事，大都利用过邪教。邪教是一种破坏的力量，推翻旧王朝需要利用它，它不是一种建设的力量，建立新王朝就用不上它。因此，比较聪明的领袖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就会断然抛弃邪教，重用知识分子，来建立正规的新王朝，谋得长治久安。

　　冯云山是个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在他规划中的太平天国，是一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新王朝。利用宗教策动起义是他决定的方针，杨秀清搞的天父下凡的把戏是得到他的追认之后才能继续下去。利用邪教来打开局面，只是权宜之计，不可能长治久安。如果冯云山不是在湘桂边境战死，则放弃邪教，让太平天国转入正轨的计划就有实现的可能。冯云山做了最艰苦的开国工作，对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作了详细的规划。在他牺牲之后，无人能够制约杨秀清，杨秀清才能把天父下凡的闹剧一直带到南京去，让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陋习公然登上大雅之堂。天京内讧固然是由洪秀全一手策划的，但是使洪、杨矛盾不断激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杨秀清肆无忌惮地大搞邪教活动--表演天父下凡，一再羞辱或杖责诸王、百官，包括洪秀全。

　　天京内讧是一场恶梦。身经百战的老兄弟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四千余人；而在不到一个月的内讧中，牺牲的人数就在两万以上。城里的内讧爆发，城外的清兵将领欣喜若狂，他们在奏报清廷时很有信心地说："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这个时候，如果不是石达开力挽狂澜，太平天国这艘破破烂烂的大船在1856年之内就会沉没了。

　　年仅20岁的石达开毁家纾难，参加金田起义，态度鲜明，就是为了反清，为了驱除鞑虏，还我河山。对于邪教活动，他丝毫不感兴趣。连《贼情汇纂》一书中也说他"不甚附会俚教邪说"。在驻军安庆的时候，他就反对杨秀清在南京推行的兵民合一，吃大锅饭，主张"照旧交粮纳税"，让老百姓安心发展生产。内讧爆发，噩耗传到前线，他心急如焚，只身回京，阻止内讧扩大；可惜洪秀全、韦昌辉都不听他的意见，韦昌辉还对他暗算，袭杀他的全家。他缒城逃走，随即率领四万大军，兴师靖难。洪秀全不得已，只好杀了韦昌辉，向他谢罪，迎他进城。这时局势极为严重，内讧余波未息，清兵伺机攻城，善后的重任就完全落在石达开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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