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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2003年6月14日，云南华电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组建，7月10日正式注册。“我也就是云南华电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后才调过来的。”张建新说。
本来按照规划，2003年内将开工建设六库电站，同时启动马吉、碧江、亚碧罗、泸水、赛格和岩桑树电站的设计工作。但是因为随之而来的一连串“舆论攻势”——专家辩论、民间力量的参与、公众要求知道真相，所有的设想开始搁浅，到2004年便有了中央领导的批示。
怒江州外宣办科长杨宏斌为难地告诉《经济》说，“专家有专家的说法，媒体有媒体的说法，现在只要提到怒江水电开发我就头痛，一拨一拨记者来！”
不过，张建新似乎比较乐观，“现在不是还没有挂牌吗，等六库电站环(保)评(估)下来，我们就挂牌！”
怒江保卫战第一枪
“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很清楚地记得，她是在2003年8月16日获知云南怒江州要修建十三级水坝的。
当时汪在南水北调的丹江口采访，途中忽然接到在环保总局的一个朋友电话，朋友急匆匆地告诉汪永晨，怒江要修十三级水电站了。
“以前我对水坝关注得并不多，2001年去泰国的时候，遇到当地的一个反坝村，至此我开始觉得反坝是环保的一项内容，但是从内心来说依然觉得与中国没有多大关系，可就在听到怒江的时候，我的心头一震。”汪永晨说。
环保总局的朋友告诉她怒江是中国最后的生态江之一时，汪说从那一刻起，觉得这辈子反水坝的生涯要开始了。
“我的朋友说，他在国家发改委开会，孤军奋战，‘环保总局一定要守住’，并且非常急需她帮忙找一些熟悉怒江的专家学者，他要反击！”
汪现在要为这位环保总局的朋友输送“援军”。在丹江口船上乱糟糟的环境，一个个名字闪过汪永晨的脑海，忽然“何大明”这个名字蹦了出来。
何大明，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主任，著名河流专家。汪永晨10年前认识何大明，但是后来一直没有联系过。2003年7月汪去云南采访时碰到云南的一个朋友，谈到修水库事情的时候，获知何大明有关于怒江的大量、详细的资料。
没有犹豫，何大明的电话马上就被汪永晨送到她环保总局的朋友手中。
如此，就有了何大明在2003年9月3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北京市主持召开的“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活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家座谈会”上对怒江建坝的激烈抗议。而何大明的这些言论后来成为国家环保总局以及北京的专家们向怒江“发难”的基础。何大明成为最先反对开发怒江、呼吁“为子孙保留一条生态江”的专家，也是站出来反对怒江建坝的惟一的云南当地专家。
就此，也挑起了全国关于对于怒江大坝的争论。
2004年3月下旬，《经济》杂志联系过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希望通过何大明了解当时“北京会议”的情况。该中心的一位人士称，何现在可能不会接受记者采访，“太多媒体采访了”。而记者从其他渠道获知，云南有关方面曾专门找过何大明“谈话”。
2003年9月份北京这个会议汪永晨也列席参加，“当时我叫了绿家园记者沙龙十几家媒体的记者前去”，由于这场会议请来的专家大多数是反对建坝的，所以局面呈现“一面倒”。
环保NGO人士、环保官员都称这次会议是“打响怒江保卫战的第一枪”。
在云南本地，同样有一个环保NGO——“云南大众流域”在密切注视着怒江流域的水电开发，他们一度甚至促成了云南政府内部的第一个不同声音的出现。
2004年4月14日，“云南大众流域”负责人于晓刚在昆明接受《经济》杂志采访时说，在2003年初，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怒江要建水电站，不过当时只是风言风语，很难确定。随着消息明朗，在香港乐施会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于晓刚反复提出，怒江作为生态江应该保护。
“直到2003年7月份，‘三江并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我的心才放下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事态急转，8月份便听说《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审查会举行。太惊讶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呢？”直到现在，于晓刚对于去年发生的一幕幕都感觉费解。
眼看着怒江水电开发逐渐浮出水面，绿家园、大众流域、自然之友等环保NGO的急迫之情与日俱增，他们通过讲座、论坛(比如记者沙龙、水之声论坛)等形式开始积极宣传怒江大坝的相关事宜。汪永晨、沈孝辉(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多家环保NGO成员)也不断替环保总局的一些官员呼吁、“打气”，希望他们能够挺住。
随后全国的多家媒体开始报道怒江问题，“很多都是绿家园的记者沙龙的记者”。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新称，也就是因为舆论的影响，怒江十三级水电站开始拖了，“并由此影响到六库电站”。
争取民间的话语权
2003年10月25日，绿家园组织发起了一项很有影响力的行动。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62位科学、文化艺术、新闻、民间环保界的人士联合签名，反对怒江大坝。
“当时，副会长郁钧剑提出请保留最后的生态河。郁说，目前在世界上保持原始生态的江河几乎没有了，在中国也剩两条：雅鲁藏布江和怒江。可是最近怒江流域也要进行水电开发了，为此我们心急如焚。”
汪永晨听到这话后马上灵机一动，可以利用这些知名人士的影响力来保护怒江。
于是她找到一张纸，就用铅笔请当时正在开会的各位“名人”联合签名呼吁：请保留最后的生态江——怒江。
2004年4月9日晚，在汪永晨的家中，《经济》杂志记者见到了这份联名呼吁信。“第一个是张抗抗、第二个是……”这张普通纸上的铅笔签名后来通过媒体的传播，引起了很大的舆论效应。
汪说，也正是这份签名给很多人惹了一些麻烦。“别人都反驳我们这些签名的人，‘你知道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名苦，多么难吗？’”
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新对这种签名就比较反感，“你问问他们对怒江了解多少？怎么能对情况不甚了了就说东道西呢？”怒江州委宣传部部长段斌称，这些专家学者是脱离实际，凭想象说话，“极端片面地理解环保”。
曾经到过怒江州徒步旅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的一位博士后也对《经济》表示过这种态度：“抽象地说，我也拥护环保。可是我到了怒江一看才知道，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原始、多闭塞、多贫困。怒江搞水电开发可能是他们通往现代社会的唯一通道了。搞环保也应该问一句：谁需要这样的‘环境’？是衣食无忧的北京人，还是当地老百姓？”
也许是当地人更能感同身受，在云南省环保局分别于2003年9月29日、10月10日召开的两次研讨会上，对于“保留一条原生态河流”问题，云南的专家出现了“一边倒”——开发。
2003年10月1日，“云南大众流域”开始对怒江流域进行考察。“那次考察就是要获得真实的情况！”于晓刚说，“我们希望能以NGO的名义说服当地政府。”
“我们把漫湾电站建成后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告诉当地政府，我们赠送他们《世界水坝委员会公民指南》，我们与沿途各县领导交流，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水坝建成后在移民、泥石流、生态方面造成的损害！”
“我非常惊讶的是，当地很多政府官员竟然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他们很惊讶我们提出的想法！”于对此非常感慨。
也正是这个时候，国家环保总局前来怒江调研，云南省政府有关领导陪同。“我们已经联系好了环保总局的官员，希望向他们表达一个环保民间机构的想法，但是他们临时回昆明，我们只好在半路等着，眼睁睁看着车子从我们的身旁走过！”于回忆说。
2003年11月，“第三届中美环境论坛”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盛会，与会者全部是民间环保组织——包括绿家园、自然之友、绿岛、地球村等。据参加论坛的人士讲，凡是当时在全国比较活跃的NGO都参加了，200人左右。而最后的议题在绿家园等组织的扭转下，转向了如何保护中国最后的生态江——怒江。
“该想的招儿都想了，甚至准备让自然之友搞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公室的电话，我们轮流给其打电话，希望‘烦’他们，引起对怒江的注意。”汪永晨说。
据了解，这次会议在环保NGO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有人称如果不修水坝、电站，当地老百姓究竟怎么脱贫，怎么致富？而很多NGO人士激烈反驳：电站建成之后，给老百姓的用电可能比城里还昂贵，移民土地都没有了，怎么生产？
不管怎么说，“这次会议让环保NGO对水坝说‘不’的声音被广泛传播”。
同时，中国环保NGO在国际社会赢得了支持。
2003年11月底，世界河流与人民反坝会议在泰国举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参加的有绿家园、自然之友、绿岛、云南大众流域等。
在这会议上，中国民间环保NGO为宣传保护怒江在众多场合奔走游说。最终60多个国家的NGO以大会的名义联合为保护怒江签名，此联合签名最后递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专门回信，称其“关注怒江”。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