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泰国的80多个民间NGO也就怒江问题联合写信，并递交给了中国驻泰国使馆。因为怒江的下游流经泰国。

　　2004年3月26日-29日，环保NGO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绿家园志愿者的四位代表在韩国济州岛参加了第五届联合国公民社论坛，这是为联合国环境署第八届部长环境论坛举办的。

　　会上，绿家园代表作了《情系怒江》的专题讲演。会议期间，各国代表纷纷签名表示支持保留最后的生态江河怒江。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托普费尔看了怒江的照片后，提笔写下：“多美的江啊！水一直是全世界人民最重要的需求。”联合国亚太地区执行主任索拉塔也在“情系怒江”摄影展首日封上签名，并专门观看了“情系怒江”网上的照片。

　　2004年4月9日晚，在汪永晨家中，记者看到了那些首日封上的签名，“当时我们还义卖了很多怒江摄影展的照片，很多国家代表非常喜欢这些照片。”

　　9天怒江之行

　　2004年2月16日至24日，来自北京和云南的20名新闻工作者、环保志愿者和专家学者，一起走进怒江，进行了为期9天的采风和考察。

　　之所以有此次考察，一是受了《大坝经济学》作者麦卡利的影响，二是针对支持怒江大坝上马的人的指责——环保人士连怒江都没有去过。

　　此次考察全程路线设置由云南大众流域负责，基本按照十三级水电站规划的路线进行的，不过进入怒江流域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却是“旅游者”。汪永晨、沈孝辉等其他环保NGO的人员都说，这是万不得已的做法，“如果不这样，我们的报道、节目很可能要夭折。”

　　“我们是和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在斗争，如果我们以记者的身份前去，他们会找到媒体单位阻挠节目报道的播出、刊载，这在以前怒江的追踪报道中，我们是经常遇到的。”

　　在9天的采访考察中，他们跋山涉水走村串寨，了解到许多真实的情况，大批关于怒江两岸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报道出现在媒体上。

　　很多听众、读者纷纷专门询问有关怒江的情况，“这让我们很感动！”

　　云南大众流域的于音说，有时候大伙9点还在车上，10点就要在电台上直播，“很刺激！”

　　怒江的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给他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怒江22个民族多样的生活方式就将失去赖以生存的根基；没有丰富的传统文化，怒江两岸自然生态的多样性，也将难以留存。

　　2004年4月16日下午，伴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踏着泥泞的小路，经过十多分钟的攀行，《经济》杂志记者踏入了怒族集聚地——怒江福贡县匹河乡瓦娃村，匹河乡党委书记彭虎生说，这里有十三级水电站中一个电站的选址。

　　村里正在召开会议，大伙在村公所的门前，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很多话不好理解。

　　“我们都喜欢开会的时候喝酒，你别介意啊！”38岁普大益怀着歉意说。普大益是瓦娃村的医生。

　　指着不远处，普大益说，“自从开始打洞(注：设计院勘测)那天起，我们就提心吊胆！”

　　根据国家电力公司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和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所完成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推荐的开发方案，十三级水电站建成，水库移民安置人口为48979人，是三峡电站(约110余万人)的4.89%。

　　普大益和他的乡亲们担心的就是这个移民。

　　望着窗外的绵绵细雨，普大益心事重重。“我们是最小的世界(注：怒族村)，谁也不妨碍谁，谁也不侵扰谁，平平淡淡地生活，吃得饱穿得暖，我们能说得清什么时间下雨，什么时间天晴，我们有自己的生活、风俗、节日，搬了怎么办呢？”

　　直爽的村主任桑益普说：“我自己不想搬，但又不是我们说了算！”

　　“从我出生，我就在这里，我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时候有的。穷就穷在这里，富也就富在这里，不是吗？”普大益的目光灼人，“不过，国家如果确实要我们搬，我们也无法违背政策。”

　　2004年2月18日，这或许是任何一个为怒江付出劳动的环保NGO都能记住的时间，就在这一天中央领导人对怒江做出了批示，这个批示消除了志愿者的顾虑，他们放心的恢复成记者的身份，开始光明正大的采访。

　　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筹划回京后的摄影展，“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怒江！”。

　　“当时每个人都拍了很多照片，本来我们说赶路的时候不拍照的，可是确实太被周围的景色、老百姓的生活吸引了，几乎无法克制。”

　　从2月25日至3月21日，这些环保志愿者没日没夜地开始筹备北京怒江摄影展。

　　没有钱自己先垫，汪永晨把家里的存折都用上了。没有时间就拼命地挤时间。

　　3月14日是世界江河日，“情系怒江”的中英文网站做出来了。3月21日“情系怒江”摄影展终于正式开幕。单是场地就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才好不容易确定下来。展地在北京站附近的邮局。

　　“这么大的展览就是林业局出面搞也要花很长时间，没想到这么快就搞好了！” 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沈孝辉说。

　　3月31日这天，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上午来参观了一趟摄影展，下午又带着自己的老伴再次前来参观，并希望环保志愿者们组织去怒江时带上他们。中国探险协会的王方辰在摄影展后留言：“独有的江，独有的民族，独有的资源，留住它的原有风貌，为了今后。看了它才知道什么是原生环境！”

　　3月下旬在摄影展上，《经济》杂志记者碰到沈孝辉，他说要用镜头记录一个坐在轮椅上白发苍苍的老人——她是那么仔细地看着每一张照片。

　　北京“上书”与云南质询

　　在云南怒江流域考察期间，沈孝辉就开始酝酿写作自己的提案，他想在全国两会期间将自己的议案找途径提交上去。在返京途中，经过环保志愿者反复讨论，两份提案脱胎而出。

　　两会期间，沈孝辉终于成功地将议案提交给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这个渠道来自于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梁告诉沈孝辉说，“我的提案我没有报，把你的提案全报上去了！”在沈孝辉那间拥挤的房间内的昏暗灯光下，沈说，他听到这个话真的很感动。

　　这两份议案是沉甸甸的。一份为《保护天然大河怒江，停止水电梯级开发》，一份为《关于分类规划江河流域，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开发的提案》。

　　在提案《保护天然大河怒江，停止水电梯级开发》中，沈提议：必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否决《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

　　而在云南同样有一种力量开始滋生。

　　2004年2月13日，云南省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民盟云南省委副主委戴抗，代表民盟云南省委在民主党派、无党派界别联组会议上发言，对怒江流域的开发提出质询，认为水电开发应与整个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统筹起来，未经统筹规划的水电开发，将会对怒江流域的生态和社会带来巨大影响。

　　“这是第一次在云南省地方政府内部出现的不同声音！”有人评价说。

　　据参加此次会议的人士说，当时省委有关领导很尴尬，一位省委领导当即表态说：“可持续发展重点在发展、生存与生态，重点在生存！”这个表态让当时很多与会者很难接受。

　　而在这次会议后一周，云南省领导即进京学习中央的“科学发展观”。

　　这次会议的发言于2月14日出现在《云南政协报》一份影响并不大的《经济周刊》上，全部的书面发言直到2004年3月31日才在《云南政协报》上出现。

　　2004年4月13日，戴抗接受《经济》杂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提案是在环保组织云南大众流域的影响下形成的，“专家被很多人认为是一面之词，可是无党派人士可以发言，可以质询政府，也应该得到政府的关注！”

　　据了解，云南大众流域内部本身就有很多民盟人士，水之声论坛民盟也经常参加。云南大众流域的黄光成在提案形成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黄光成对怒江有10多年的研究，他在我们怒江的调研中相当于军师。”戴抗说。

　　直到现在戴抗还记得发言结束之后，于晓刚兴奋地对她说，他们民间组织的声音终于可以通过民盟来发出了。戴抗说，“他们环保NGO非常执着，于晓刚、黄光成，一见面就讲怒江，讲水坝！”

　　拖在胜利背后的阴影

　　2004年2月份中央领导的批文，让每个关注怒江环保的人都感到一种欣慰，但是这个胜利有一个拖得很长的阴影——贫困，当地政府时时提起的话题灼痛着每个人。

　　2004年4月15日，怒江州委宣传部部长段斌这样形容怒江的贫困：怒江是100%的贫困，是刻骨入髓的贫困。

　　2003年9月29日，怒江州委书记解毅在怒江开发与环境保护专家研讨会上，作了《中共怒江州委、州人民政府关于怒江开发与环境保护的意见》的报告。在该报告中，解毅用数字描述怒江州的贫困情况：在怒江州49.2万人口中，2002年年末，还有22万人处于贫困线下，占农业人口的50%以上，年人均纯收入在560元以下的极端贫困人口有7万人，年人均收入在625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1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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