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新激动地告诉《经济》杂志说，贫穷与美丽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怎样与全国人民一道奔小康？我们不能光着屁股搞环保。他还想不通的是，自己搞了30多年水电，经历了那么多水电工程，怎么一下子在怒江就成为“不保护环境的人”了？

　　怒江州外宣办科长杨宏斌也倾诉着他们的难处，宣传部每年只有8万元办公经费。“怒江州每年一个多亿财政收入的概念是什么？不要说北京，还不到昆明一个村公所一年的收入！而今年，怒江州已经建州50年了！”

　　在解毅的《意见》中称，2002年怒江州地方财政收入1.05亿元，财政自给率仅为14.7%。2003年上半年，全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3.1%，经济增长幅度仅为5.9%。从1953年建州到1995年，国家对怒江州的投入累计9.7亿元，占云南总投入的不到1%。

　　怒江州委宣传部部长段斌的一个逻辑是，只要水电开发了，老百姓就可以搬迁，也就可以脱贫，同时有了钱，有了钱什么就好做，可以搞旅游，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淹没了谷底以后，以前山腰中的风景就可以形成新的旅游景观。据《怒江报》2003年10月22日报道，2003年1至7月份，怒江州全州接待国内游客26.23万人次，海外游客524人次，旅游收入9825万元。

　　段斌甚至认为，十三级水电站的建成其实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他的理由是水电站的建成可以搬迁移民，从而退耕还林。而对于搬迁移民的补偿，怎么搬，目前只有大体的说法，还没有明确的方案。

　　据了解，怒江州境内有怒江、澜沧江、独龙江三大干流及其183条一级支流，水资源总量达955.91亿立方米，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占全省可开发量的19.9%。

　　地方政府毫不怀疑一个判断：水电开发可以脱贫,水电开发是怒江的最好出路，“全州各族人民齐心开发！”

　　环保NGO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东奔西走，发起各种活动，让怒江州“处境很难”。怒江州外宣办科长杨宏斌说，现在他们很被动，上面要求“少说多做”。对“多做”的解释就是积极向中央反映怒江的实际情况，争取得到支持。段斌也称，目前状况下，上级要求怎么办，他们就怎么办。

　　云南大众流域负责人于晓刚说，当地政府称，既然环保组织反对水电站的兴建，就应该找出解决当地老百姓贫困生活的解决方案。“你们政府可是拿纳税人的钱，替老百姓着想这是本职工作，怎么能让一个民间的环保NGO来解决？”于晓刚对这种说辞非常生气。

　　但是即使如此，于晓刚他们还是积极为怒江寻求项目，帮助怒江当地百姓。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告诉《经济》，他们也在积极地筹备钱，“起码给当地小学建一些图书室”。为此，汪与她的同伴们到处义卖照片，到处游说，寻求国外基金，“我们都快成乞丐了！”

　　刚上场的新生社会力量

　　作为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在保护怒江行动中，中国民间环保NGO表现出了让人钦佩的意志，展示了不容忽视的生命力，有理由相信，将来他们在中国社会中将有越来越大影响力。

　　但目前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还一直在夹缝中游走，步履蹒跚，声音微弱。

　　去年在云南召开的几次环保专家会议，昆明云南大众流域作为民间环保组织要求列席参加，得到的答复却是，首先要让他们明确立场：反对还是赞成怒江水电工程。如果反对，连列席的机会都没有。于晓刚感慨，与政府打交道太难了。

　　沈孝辉认为，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经过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期这个阶段，已经有了质的提高和量的发展，政府应该给环保NGO应有的地位。“政府应该和NGO沟通、协调，政府应该认识到民间的力量！”

　　“当环保NGO还没有兴起的时候，政府老是在说公众环境意识怎么这么差；当NGO真正发展起来了以后，又害怕与政府作对，以致无法控制。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政府应该学会怎么引导民间环保力量的发展，让其成为一支推动环保发展的力量，而不是做一些徒劳地担忧！”

　　令NGO感动的是，他们越来越不孤独了，公众开始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环保的重要，“这比十几年以前要好多了！”

　　“我发觉我们的公众是最可爱的。”公众的声援、支持，一直是环保NGO们最大的鼓励。对此沈孝辉一直感激在心，沈从世界反坝会议回来后，在北京图书馆做了一个关于水坝的报告，当时有位50多岁的老同志参加会议后，马上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怒江的情况。

　　对于怒江十三级水电站，一位云南专家对沈说，“我是学者，关键的时候还会投反对票的，你需要什么，我给你提供炮弹！”沈的《怒江十问》，也就是在这样支持背景下产生的。

　　尽管怒江大坝暂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对于民间环保NGO们来说，这只是个阶段性的胜利，他们面对的是比他们强大的多的利益集团，怒江依然充满变数。

　　2004年年初，怒江州州委五届六次全会提出怒江发展的战略目标：两个国家级基地(水电基地、有色金属基地)、一个世界品牌(三江并流旅游区)。

　　华电集团张建新也认为，六库电站的环境评估报告估计还会批复的。

　　“不管怎么说，这在中国环保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以前中国的环保NGO都只是停留在‘教育’的阶段，观鸟、种树、拣垃圾，就这‘老三样’，现在在怒江问题上却可以影响政府决策！这是一种飞跃！”一位观察人士评价认为。

　　2004年4月9日，夜色沉沉，汪永晨家中。对于怒江的前景，汪依然坚定自己的信念，她的神情有一些悲壮。

　　“即使怒江上最终还是建了十三级水电站，我们还是要告诉公众，告诉子孙，曾经的怒江是一个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