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我也没看出有什么必要，但是我想是这样的，如果说不问那些根本问题的，当然有好处了，譬如说可以不得精神病是吧？但是如果说你一旦想到了那些问题，我是这样想的，你如果没有想到那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平平安安地过，糊糊涂涂地过，这当然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想到这些问题的话，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不去思考了，同时我以一个想了那些问题的人的眼光来看那些不想这些问题的人，我就会觉得他们活得太那个糊涂了。
周国平：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如果说你光问自己怎么活，不问自己为什么活？怎么活这个问题也不能解决的。实际上你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里去思考怎么活的问题，其实人可以活得更有气派一点，更有气象一点，有一个大气象，但是如果你仅仅是考虑怎么活，不考虑为什么活？人活着是没有气象的。
主持人：那么我这里还替网友问一个问题，这个网友这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哲学在你看来是玄虚的还是可以触摸的？一定存在着那个关于世界，关于生命的真知和真理吗？
周国平：这是两个问题，哲学是玄虚的，还是可以触摸的？如果是从哲学和我的生活的关系来说，我觉得哲学是很具体的。我觉得哲学，如果一个人，他真正是钻到哲学里面去了，有一些哲学的基本思考的话，恐怕会和他的生活会发生很密切的联系，不知不觉地会有联系。因为我想人总是会遇到很多那个挫折，甚至苦难灾祸，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哲学是特别，尤其可以触摸到。我就曾经说过，我说哲学实际上是一个分身术，哲学你可以把你自己一个人分成两个人。譬如说当你在一个灾难中间受苦的时候，如果你是有哲学思考的话，你会同时会感觉到有另外一个你，有另外一个自我，站在另一个立场上，一个更加高的立场上，一个更加开阔的立场上，来看那个受苦的你，他会来劝导你，给你特别好的劝告，因为哲学实际上是面对一个整个世界的问题，整个人生，因为他看的是全局。所以一个有哲学思考的人，当他站在哲学立场上的时候，我就说，他就类似于站在一个上帝的立场上来看自己人世间的苦难，比较容易超脱出来。
同学：周先生我想问您，牛顿一生都在对科学世界进行研究，但是他老年却皈依宗教，我想问您对他的转变认为是一种飞跃呢，还是怎样的一种转变？另外我想问您，如果因为研究哲学而精神失常，您认为他是生活的强者还是弱者呢？
主持人：你不是在暗示周国平不要这样吧。
同学：我只是想问一下您的看法？
周国平：其实牛顿他研究科学，但他从来没有说他不相信宗教吧，他是一直相信宗教的，他不是最后晚年皈依的吧，但是他最后是从宗教里面找到了一个，对他的一个最困惑的无法解答的问题，从宗教里面找到了一个答案，就是所谓的第一推动力的问题，认为是上帝给了第一推动力，但他是一直相信宗教的，我想许多科学家是这样的，其实很多科学家他都是一方面相信宗教，一方面从事科学，那么宗教这边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我自己认为科学总归是这样的，因为科学它所能解决的是经验范围内的问题，实际上对那些超出经验的问题，譬如说世界的本质是什么？那个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科学是无法解决的。所以科学家相信宗教这一点并不奇怪，我觉得完全可以并存，至于一个人从事哲学最后发疯了，比如说尼采就是这样的例子，我想他在生活中肯定不是个强者，他是个弱者。尼采事实上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弱者，我想，我跟他来比的话，我可能在生活中比他强一点，原因在于我的天才不如他，我在哲学上走得没他那么远，如果我在哲学上走得有他那么远的话，恐怕我也成了一个弱者了。
主持人：还有一点你可能没有他那么较真，他比你可能更较真一点。
周国平：他更认真一点。
主持人：这就是中国文化拯救了你，使你没有走到那一步。这位男同学。
同学：周先生您好，我们在提到“人文精神”的时候，总会联想到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在建设中国“人文精神”的参与程度较之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些差别，那么您怎样看待这种差别？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哪儿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普遍讨论一个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就是说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可能缺乏一种普遍的，具有支柱性的信仰，您怎样看待中国人的信仰问题？谢谢您。
周国平：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社会责任心呀，从表面上看来，也挺强的，譬如说九十年代上半叶，那个“人文精神”讨论，就表明那种社会责任感，但是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这种社会责任感太多的，在乎自己在社会上那种角色，这种角色感太强了，总是想扮演一种所谓的精英的角色，所以九十年代以后，九十年代开始，这种精英的角色比较难扮演下去以后，就开始有种失落感，有一种失落感。我自己认为，就是对于社会责任的问题，我想是这样的，一个西方的知识分子或者说譬如说俄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也都很有社会责任感，譬如十二月党人，他们大量地为了他们的信仰，为了改变这个社会被流放什么的，这种例子非常多。就是很多都很关注社会，但是他们有一点，我觉得他们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们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对自己灵魂的关注呢，他们是统一的。就是他并不是说，我是负有这种改变社会，领导社会的这种责任。他首先考虑的就是，实际上他关注社会的同时，他们也是在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就比较差，就是社会责任感和这种自己的精神关注这两方面是分离的。可能很多人，他并没有自己的精神关注，仅仅是想在社会上起某种作用，扮演一种角色。那样做的话，因为没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的话，那样做就很难坚持下去，而且遇到挫折的话，可能很容易就改变。所以我总是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根本问题不在于社会责任感太差，而在于这种灵魂的生活太弱了，没有自己内在的灵魂生活。我觉得这方面可能问题更大一点。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
周国平：信仰不一定就是说，相信某一种宗教，或者相信某一种意识形态，以这个为标准。如果说相信了就有信仰，不相信就没信仰，中国社会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以前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信仰，这是肯定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可能有些人信佛，基督教传入以后有一部分人相信基督教，然后在1949年以后，有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树立为一种信仰，但是我想那种东西，譬如说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你可以说我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这个你可以成立，但是它不能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它没有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的，它事实上还是对社会的发展提出一种蓝图，提出一个目标，它并不针对你那个人生的根本困惑，所以它不成其为一种人生信仰，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但是以前在那个时代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人人都有信仰，人人都信仰某一种东西，某一种主义，好像都有信仰，我觉得这是种假象，这是一种社会层次上的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当这种意识形态，这种统一的那种力量消失时，以后就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有些人就急于要为中国人树立一个新的信仰，比如说前几年叫得很响是新儒家，把儒学恢复为中国人的信仰，我觉得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完全是空想。本来儒学本身，我就说它缺少一种信仰的这种力量，一种深度，因为它的形而上的观点是很少的，它基本上是一种伦理学说，就算它在那个时代，在中国近两千年的时代，它具有一种信仰的那种，被树为一种信仰，就算是这样，它对于现代人的问题，我觉得同样是不能解决的。所以我的看法是，不要树立一种信仰，应该顺其自然，让每个人去寻求自己的信仰，那么什么样的算有信仰呢，我觉得只要你对人生的问题上，你为什么活，像这些根本的问题上，你是认真的，你去探索这些问题，然后呢，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你不违背这个原则，我想这样的人就算是有信仰的，不一定是要信什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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