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周濂溪，提出“主静立人极”（《太极图说》）的主张，以“主静”为其根本的修养方法，同样具有宗教精神。不过，“主静”之说来自道家与佛教，道家有“静虚”、“静笃”，而佛家有“静坐”。为此，二程提出“敬”而代替了“静”，这就回到儒家的原有立场。虽然后来的理学家在其修养论中并没有完全否定“静”，但他们的基本立场和主张则是敬而不是静。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理学家吸取佛、道而又回归儒家的特点。
理学家所说的敬，已经完全变成个人修养之事，即变成涵养心性的主要方法，因而与早期儒学有些不同。但基本精神仍然是一致的。敬除了表达内在的道德情感之外，主要是表达宗教情感的，换句话说，理学家的宗教情感主要表现在“敬”字上。
大程子善讲仁，有“识仁”、“体仁”之说；他又善讲性，有“定性”、“成性”之说。但他将仁与性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变成“天理”，而且讲“天人一本”之学。他说：“天理”二字是他自家体贴出来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没有宗教体验的成分呢？
通常人们都说，宋明理学是非宗教或反宗教的，意思是理学家将天说成理实际上被理性化了，因而失去了宗教的意义。这种说法完全是从神的意义上谈论宗教的，而我们所讨论的则是人文主义宗教，这一点从一开始就说过了。人文主义宗教的特点是无神而有神性，非宗教而有宗教精神，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将它放在哲学中去讲。对理学而言，也是如此。
现在的问题是，大程子包括其他理学家，他们所说的“天理”虽然是理性化的说法，且是本体论的说法，但“天理”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只说一个理性化的道德本体、宇宙本体就完事了？我们说过，理学家（包括一般儒家）虽然讲理性，但他们所说的理性既不是所谓的“纯粹理性”，也不是数学逻辑式的形式理性，而是一种“自然理性”、“目的理性”，这其便包涵了宗教性的问题。
如果说，天的根本意义是“生”，那么，天理的根本意义就是“生理”、“生意”，大程子讲仁、讲性、讲天理，归根到底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学说同前期儒家的学说贯通起来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宗教情感的问题很容易得到说明了。“生”之目的性（出于自然，因而是无目的的目的性）既是仁性的宇宙论、本体论的来源，也是宗教情感即敬的基本前提。仁性固然在心中，心就是仁，也就是天，因此“合天人”之“合”字也不用谈，“只此便是天”。但是，仁之所以为仁，正是由天之“生理”、“生意”而来，“只为从那里来”，而没有别的来源，这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二程子语）之事。从天之“生理”在心而为仁性言之，人不可“自小”；从天之“生理”普在于万物而万物皆有“生意”言之，人不可“自大”。正因为如此，人要有诚敬之心，敬畏之心。因此，当大程子讲到“先识仁”（这个“识”字是讲体知即体验直觉，而不是一般所说的认识）时，必须讲“认得为己，以诚敬存之”（《河南程氏遗书》）。这里的“诚敬”二字，是有深刻涵义的，其涵义就是对仁即天之“生理”的真诚而又崇敬的宗教心理，只有具备这种心理情感，才能使仁性得以存在。这也就是二程为什么单单提出“敬”字而又反复强调“敬”字的原因所在。
二程子对敬的重视并不下于大程子，而且更有甚。由于他同时强调“格物致知”之学，因此对敬与知的范围作出了一个判定，这就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近思录》）。这样一来，敬便成了心性修养的根本功夫。二程子对敬的最重要的理解与规定是“主一无适”（《河南程氏遗书》），即专注于一点而不要他适、他顾。这实际上是吸收了佛教修养中关于“定”的内容。大程子讲“定性”，“动亦定，静亦定，无内外，无将迎”（《文集》），但他并不忌言佛学；二程子则表明自己不读佛书。虽然如此，却并不说明他不受佛学的影响。佛教中的“定慧双修”之“定”，就是专注于一处而不移之义。这是佛教修养的根本方法，因而被称之为“定体”。从二程子对“敬”的涵养工夫的重视与解释来看，最强调的是“主一”，这显然具有某种宗教精神。儒家的德性及成圣之学，佛教的佛性及成佛之说，二者在价值选择上虽有区别，但在实现自我超越以及如何实现超越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包括共同的实践方法和情感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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