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按照中国人的民族思维习惯，任何外来的思想学说若不进行中国化，带上一些中国特色，他就很难在中国扎根——但中国化了的精神分析还是精神分析吗？谁来确认精神分析的特色是歪曲呢还是发展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所谓文化精英们！没有学懂就想批判，没有理解就想改造，没有掌握就想超越。谁来客观地对中国民族精神[44]进行深度分析呢？

《精神分析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来自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的报告 》中说：“我们试图在精神分析的理论框架下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症状。 我们认为在中国文化中的某些因素有助于人们采用精神分析来解决内心冲突，它们是： 儒、释、道是中国人中的三大传统，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强调内省，强调自我发现和自我领悟；传统上中国人将大量的能量投向内心，关注语言表达[45]梦、情感与症状性的苦恼。

也有某些因素不利于人们采用精神分析，它们是：

1）儒家强调孝，它压抑了子女对于父母的敌意，使子女产生负疚感、负罪感。释家与道家强调自由和独立。在分析的过程中，现代教育所压抑了的这些传统可能逐渐浮现，被分析者可能试图在传统的文化框架下理解精神分析，甚至于放弃精神分析而转向传统的修心方式。

2）释与道的传统更多地强调生与死，而忽视性的因素，这可能妨碍被分析者对于性欲及其压抑的联想。

3）中国人还可能将精神分析理解为算命和圆梦，从而对于实际的以自由联想为主的精神分析实践感到失望。”

其实，中国人对性从来就不是封建的，其开放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没落的西方，差别仅仅在于我们是暗地里开放而它们是公开而科学地研究，从蓄妾到缠脚，从婚外恋到络绎不绝的妓院制度，甚至是女刑中的幽闭刑罚，显示出过去的中国人对性科学的深入了解不在金赛之下。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从根本上讲中国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否认绝对真理和绝对精神的存在，缺乏人权意识和人格良心，表面以人为本实则以人为神！这些才是中国文化面临精神分析时最大的困难！

（二）“精神父亲”是恋母情结的本质

人的人格精神结构是先天的，按照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后天的一切成长活动不过是先天精神人格的展开，是以自我为核心的个性化过程。个性化受制于社会化但又必须超越社会化的约束，以寻求到个体生命的真正意义而达到超越个人而融入集体无意识。

0-3岁使儿童脱离母亲感情独立时期，3-7岁是儿童精神世界初步建立的关键时期；小学阶段培养自信是关键，中学阶段是心理与精神独立时期，大学阶段则是第二人格完成阶段，以情感和交往为主的社会人格此时基本定型。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培养自信与人际交往、社会化完成，主要标志是第二人格[46]形成，在感情和精神上脱离父母而自立，在婚姻中完成第一次个性化。第一人格[47]初步形成但有待成熟。社会人格的缺陷一般表现为40岁的认知、4岁的情感。

25-50岁中年时期，是人生的第一人格——精神人格形成至成熟的关键期；按照荣格的理论，35-40岁是人生上午和下午的转折点，个体将心理能量从社会化中撤回到自我，以面对自己的精神世界，完成否定之否定的飞跃。这时个人核心任务是解决生命的意义这一重大问题，从而能够从容面对有限的自我和生命将要死亡的挑战。在荣格看来，老人与儿童主要生活在集体无意识的世界中，所以没有单独的研究。精神人格未完成的主要缺陷表现为生命意义迷失，抑郁成为生活的主调。

“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是佛洛伊德心理分析的核心概念，这大概与佛洛伊德出身及与父母的关系所决定，在荣格看来恋父恋母只是现象而已，其本质是儿童情感与精神世界没有脱离父母而完成社会化的独立，停滞在童年时期，情感与精神缺乏自我控制能力，仍然处于对父母的过分依恋中。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带有女性特点的自恋型文化，弱化了父性的粗犷野性和刚性，成为中华民族人格障碍的广大土壤。而荣格家中7位牧师[48]的现实，使得荣格特别重视精神父亲的重要性，而荣格有自己的精神父亲。从这样的背景出发，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中，荣格提出了自己的治疗原则和方法：

1）分析原则:在荣格心理学中，人格作为一个整体就被称为“精神”[49],这个拉丁字本来的含义就是精神[50]或灵魂[51];精神包含了所有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无论是意识到的，还是无意识的。他认为个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整体，人并不致力于完整，他本来就是完整的，他生来就有一个完整的人格。在人的整个一生中，他所应该做的，只是在固有的完整的人格基础上，去最大限度地发展他的多样性、连贯性和和谐性，小心警惕着不让它破碎为彼此分散、各行其是和相互冲突的系统。分裂的人格是一种扭曲的人格，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就是要帮病人恢复他们失去了的完整人格，强化精神以使它能够抵御未来的分裂，因此对荣格来说，精神分析的终极目标恰恰是精神的综合。[52]

2）治疗步骤  荣格将治疗归结位四个基本过程：倾诉、解释、教育和转变。

①倾诉   荣格指出:“任何分析治疗的开始都可以从它的原型即忏悔中找到。然而，由于这两种实践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产生于共同的心理根源，外行人很难马上看到精神分析的基础和忏悔的宗教[53]习俗之间的关系。”[54]

“随意表达感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多数都是秘密的保有者，而顽固的精神衰弱患者则往往由于不能容忍自己的情感而痛苦。……人类似乎有一种良心，一个人必须在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停止保卫和维护自己，承认自己是会犯错误的和人性的，不管他的自尊心付出多大代价。如果他不这样做，良心就会严厉的谴责他。除非他这样做了，否则就会有一面无法穿透的墙把它隔在外面，使他不能体会到作为人群中的一员的生活经历。从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关键，它揭示了真实而非俗套的忏悔的重大意义——所有古代的入会里和神秘宗教都了解这种意义。[55]

②解释    宣泄的方法可以进入意识并正常地包括在意识当中的那些内容还给自我，而清除移情的过程则揭示了那些由于其性质几乎无法进入意识的内容，这是倾诉阶段与解释阶段最主要的区别。

③教育  “任何倾诉和解释都不能使弯曲的树变职，树只有经过园丁的支撑才能获得正常的适应”[56]“如果我们能掌握一个事实，即我们不是我们手中真理的创造者，而只是它的表述者，我们仅仅把我们时代的心理需要说清楚了——那么大部分的怨毒与尖刻都可以避免了，我们不能够看到人类头脑中的那种深刻的超乎个人的连续性。”[57]

④转变  或翻译成转移，荣格认为“两种人格的相遇就如同两种化学物质的接触；如果能够发生反应的话，两者都会被改变。在每一次有效的心理治疗当中我们都期待医生对病人能有所影响；但是只有当他也受到病人影响的时候，他的影响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您自己不能受到影响，那么您就不能施加影响。……在治疗当中， 医生遇到的所有指导原则以及其中包含的重要的道德责任都可归结为一个原则：您希望怎养影响别人，你就要做怎样的人。

“如此说来，分析心理学的第四个阶段不仅要求病人转变，还要求医生对于他在任何一个特定病例中应用的体系进行反应用。……医生必须克服对自己的抵制，因为如果一个人自己没有受过教育，他又怎能教育别人呢？如果一个人自己处在黑暗中，他又怎能照亮他的同胞呢？如果一个人自己不洁，他又怎么能够去净化别人呢？"(129页)

⑤人格整合(integrity)  精神分析最终的目的是咨询者的人格重塑，其核心是价值观重组，真正解决“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生命意义”这三个基本问题。精神心理学认为有关生命的真理是绝对和唯一的，各种民族信仰、宗教、图腾、哲学等只不过是真理绝对性的具体时代化而已，这样有关生命终极性的科学研究才能具有客观性和可比性。但由于人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复杂性，人格整合必然不可避免地带上咨询者的背景信仰色彩。精神分析为避免陷入哲学争论，检验分析治疗效果的唯一标准就是咨询者的主观体验和社会交往，达到人格整合才是心理障碍的真正治愈，荣格用找到人生的意义来总结这样的一个过程。

基于精神分析的实践总结，荣格强调心理治疗方法的多样性，并不提倡固定模式，所以他的方法还有如梦的分析、主动想象、共时性、炼金术等等，由于这个原因，荣格提倡的精神分析不是一个医生能完成的，荣格意义上的医生是哲学家式的医生。所以，一个荣格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师应该是学者式的牧师，或者说精神分析式牧师。

三  “精神分析牧师”是中国的方向

1） 自我分析

对精神分析师本人进行自我心理分析，这是荣格首先提出来的原则，后来弗洛伊德也认可并加以采用。价值中立在精神分析咨询中是一个幻想：有哪一个咨询师能够脱母体文化的影响呢？尊重咨询者的价值观和人权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观念；对于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日本文化没有人权的逻辑基础。如果中立的思想来自西方，而精神分析也同样来自西方，这已经没有中立的基础了。

从应用出发，精神分析师必须具备几个基本条件：①生理、心理、精神健康——按联合国的标准而非本土文化标准；鉴于中国文化现代的多变性，必须按照国际公认的健康原则；②婚姻幸福  没有离婚、婚外恋等性方面的缺陷，婚姻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件，心理咨询师处理不好自己的婚姻，没有资格指导别人；③儿女健康  儒家文化的自恋性人格特症，导致很多儒家文化气氛浓厚的家庭儿女出现重症精神病，这在中国很常见。④心理学专业知识  中国习惯将心理学分成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但仅仅局限于唯物主义心理学显然是不够的，即使不赞成但也必须较好了解唯心主义心理学；⑤人文科学知识  中国心理学界受生物医学影响很大，生物决定论和行为主义主宰心理学，对人文、神学、宗教、历史、哲学等所知有限，极大影响对心理学的理解深度。很少有人知道在西方心理学源于哲学，而哲学源于神学，神学则源于基督教信仰；西方的大学源于神学院。⑥爱人如己   没有对人类和人权的热爱，是不可能做好心理学研究和精神分析的。单纯视心理咨询为一种商业行为，导致相当一部分心理咨询师陷入心理困境。国内出现的心理热线主持人自杀事件，提醒我们：心理疾病也会传染给心理咨询师，心理疾病是一种烈性传染病！⑦精神导师 “我很久以前就规定，分析家本人也应该被分析，也应该有自己的忏悔牧师或忏悔嫫嫫。甚至教皇为了不犯错误，也得经常忏悔，但不是向修道院长或主教，而是向普通牧师忏悔。”[58]荣格有自己的心理导师，这提醒我们：心理咨询师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导师或者高级督导，对于从事精神分析方法治疗的精神分析师，这点尤为重要。有自己的精神信仰当然是最好的。

荣格总结道：“精神治疗专家面临的典型的职业危险，就是心理上受病人的感染，被病人的投射击中。”[59]而荣格通过强迫症年轻人的例子进一步说明：罪恶常常是导致精神疾病的一个很重要因素，这是被大多数现代精神分析师所忽略的重要致病原因。[60]所以精神分析师的价值观对治疗有决定性的意义：“关键的东西不在是医学文凭，取而代之的是人的素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步。"(《未发现的自我》131页)，这就是自我分析最后但却是最重要的个人因素：⑧价值导向。

2） 精神父亲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精神父亲或者精神导师，即或有的几个宗教创始人，并不符合人类精神父亲的要求，多神偶像论和以人为神的传统，表现出中国人在精神世界的贫乏，缺乏民族精神父亲就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对母性情感的过分依赖，从精神分析角度看则是整个民族的情感成熟度仍处在童年时期的一种例证。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就是他们的天父，而中国人只有女娲造人的传说，按照荣格的理论，神话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表现，那么女娲与中国人对母亲的歌颂和依赖的心理关系，就是不言自明的事。至于其深层原因，则须从人类学和宗教的角度重新探索。唯物主义的儒家传统精神，导致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早熟和畸形。

“在寻找心理——神经症的具体原因时，不从灵魂这一神秘的概念入手，而从可能通过对腺体的药物治疗最终治愈的冲动紊乱入手，还有什么方法看起来比这更可信吗？”[61]

“其实，最应当关心精神痛苦问题是神父或者牧师，而不是医生。” 荣格认为“人的精神或人格，尽管还有待于成熟和发展，但他一开始就是一个统一体。这种人格的组织原则是一个原型，荣格把他叫做“自我”。[62]自我在集体无意识中是一个核心的原型，就像太阳是太阳系的核心一样。自我是统一、组织和秩序的原型，他把所有别的原型，以及这些原型在意识和情结中的显现，都吸引到他的周围，使他们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他把人格统一起来，给他一种稳定感和一体感[63]。当一个人说他感到他和他自己，和整个世界都处于一种和谐状态之中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正是因为自我原型在有效地行使其职能。反之，如果有人说他感到不舒服、不满足，或者内心冲突激烈，感到自己精神即将崩溃，那就表明自我原型未能很好开展工作。”[64]整体人格的思想是容格心理学的核心，他总结说：“自我是我们生命的目标，他是那种我们称之为个性[65]的命中注定的组合的最完整的表现。”[66]

这里自我与良心实际上指的是一回事，翻译成灵性更准确，所以荣格又解释：“从理性方面讲，自我只不过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用来表示一种我们无法把握、不可知的实质性构想，因为按照定义他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力。他同样也可以被称为‘我们心中的上帝’。我们所有精神生活的开端似乎难分难解地根植于其中；我们最高的终极目的似乎是为此而奋斗。”[67]作为左派基督徒学者的荣格，用心理学的研究奠定了神学的基础，可称他为半个神学家，难怪他的分析心理学被人们认为晦涩难懂但深度却远在弗洛伊德之上。称他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心理分析大师绝不过分，而精神心理学的真正奠基人应该荣格。

荣格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也许就在于，或者说正应该是使一切无意识的东西成为有意识的东西，正如这个词的词源所表明的那样，是从一个人身上发掘那些已经以萌芽的形态存在与那里的东西，而绝不是用灌输知识来填补本来是空白的心灵。[68]作为心理分析大师的荣格，总结他大量的心理治疗经验：“在我后半生——也就是35岁后——所有病人中，没有一个人的问题最终不需要求助于找到一种宗教性的人生观。可以放心大胆地说，他们当中每个人之所以生病，都是因为丧失了每个时代活生生的宗教给与其追随者的东西，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重新获得宗教世界观之前就被真正治愈了。当然这与某种特殊的教义或教籍无关。那么说到这里，牧师就站在了一片宽广的地平线之前，但是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而且似乎今天的基督教牧师还没有充分的装备来应付我们这个时代迫切的心理需要。现在确实是牧师和心理治疗医生携起手来迎接这个艰巨的精神任务的时候了。”[69]暂且不论荣格在基督教与宗教关系上的矛盾性，但他说出了一个事实：心理问题的实质是信仰问题。[70]因此他得出结论：“其实，最应当关心精神痛苦问题的是神父或者牧师，而不是医生。”[71]

这让我们看到，正确的信仰在人格实现中的决定性地位，自我心理学大师埃里克森[72]、人格特质论鼻祖阿尔波特[73]也有同样的研究结论，例如阿尔波特指出：“从心理学上讲，我们应该指出某种宗教定向和所有其它影响生成程序的高水准构架就之间存在着非常相似之处。每个人，无论他是否具有宗教倾向，都有着自己最终的假定前提。他会发现，若是没有这些前提，他就不能生存，因为这些前提对他来说是真实的。这种假定前提，不管称之为意识形态、人生观、观念，或仅仅是对生活的一种直觉，都对付属于他们的所有行为产生了创造性的压力，也就是说几乎是个人所有的行为。”[74]荣格将信仰对人格发展的决定时间定位在35岁之后，为什么人到35岁以后还需要重新发现新的价值，这些价值的本质是什么？荣格认为，这是一些精神价值。这些精神价值始终存在于人的心里，然而却一直被忽略和忘记。它之所以被忽略忘记，是因为在整个青年时期，外倾的和物质的兴趣更多的受到重视而片面膨胀。现在由于这一目标已经实现，心理能量也就相应地从这些外部兴趣方面收回，这种能量的回收和价值的丧失在他们人格中造成了一种空虚。治疗的办法是什么呢？荣格认为必须唤起和形成新的价值，以取代旧的价值并从而填补精神的空虚。[75]所以内在人格实现的第一步，是必须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这也就是在谈到灵修之前首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人格核心的不同，必然导致不同的个性化方式。荣格这样定义个性化[76]：“成熟的人格是建立在意识与无意识，或个体性的自我情结与本我原型观念之间的关系平衡，这种平衡是动态的，他需要将对立的两极整合起来。经过这样的历程后，个人可以同时兼具个人人格以及与广大人类经验的联系”。[77]人格实现的过程，从广义上讲是得道的过程；从狭义上讲是个性形成过程，简单讲是说个人存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以确保人是人而不是大批量的工业化产品。

对步入后半生的人做精神分析，在荣格看来就是一种精神探索或精神历程。实际上，他十分明确地说过，精神分析是一种宗教经验。在他对自己进行自我分析的期间，他最后终于发现，自童年时期以来，他就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神话，这个神话能赋予他生命以目标和价值，他能使基督教的价值观具体化，不过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基督教，他还能调和他自身的自然本性中矛盾的各方。[78]荣格在这里定义的精神分析师准确地讲应该是一位精神分析牧师。如果说弗洛伊得以注重潜意识和童年性经验而奠定古典心理分析的基础，那么荣格则以重视集体无意识[79]和未来生命意义对现在的决定性，发展出了真正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于一个没有未来和希望的人，迫使他从对过去美梦的沉溺中觉醒，等于是要他选择自杀！

总之，21世纪中国需要的是精神父亲式的精神分析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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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董建林，高级心理咨询师，主要研究基督教神学本土化问题和宗教心理学，发表有管理、企业文化、神学方面的论文数篇，如《老子的神学思想》（加拿大《维真学刊》）、《从道看中西方文化冲冲突的精神心理学根源》（第17届国际跨文化心理大会论文）等。

[2] 与生物父亲无直接关系。

[3] 在美国，又称“超个人心理学”。

[4] body-mind-spirit

[5] psychological

[6] spiritual

[7] self

[8] 汉语译文可参考《精神的追求——超个人心理学及其治疗理论研究》一书，郭永玉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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